第148章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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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刘备还缺少另一样东西——钱。而这样东西，正是他们富有的。

张、苏二人当即表态，身为商人身份卑下，不能给刘备提供什么帮助，只能为他解决钱的问题，于是给了他很多钞票（多与之金财）。

从此，刘备不再为生计发愁，开始放开手脚，为实现心中的理想而进行准备活动。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太具传奇性，但绝对不是我凭空杜撰。《三国志》，惜墨如金的《三国志》，正文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人不爱金钱，只能进一步证明，刘备的个人魅力不是一般的大。

当然，刘备利用当地人脉和手底下的一帮兄弟，为张、苏二人做生意提供一些帮助，因此受到馈赠，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除了张世平和苏双二人，还有大批年轻人为刘备不一般的人格魅力折服。

这些年轻人当中最出名的两个人，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如果搞一个古人知名度调查，他们两个丝毫不亚于刘备，可以打进前十名。

他们的名字是分别是——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益德）。

相逢就是兄弟关羽虽然在后世有着“武圣”、“关圣帝君”、“伽蓝菩萨”等光芒万丈令人羡慕的荣誉称号，但在涿郡与刘备相识的时候，关羽其实既无光彩也不得意。确切点说，他的身份是一名在逃罪犯，他的状态是流浪他乡。

关羽为何成了逃犯？史书上虽然没有交代，但罗贯中同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为朋友出头杀了豪强。

为朋友出头杀豪强，的确非常符合关羽的性格特征：重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付出亡命他乡的代价；敢作敢为，后来从军上阵杀敌也就顺理成章；仇恨豪强，应该是平民出身。而且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特点，也可以印证他从身平民阶层。

从老家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一路跨越万水千山，孤身逃亡到刘备的家乡涿郡，关羽已经见惯了人间冷暖，尝遍了雨雪风霜。

经过多年漂泊流浪的人，不论他自己承认与否，心底都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想要一个能够歇息的归宿。

就在关羽久旱盼甘霖的时候，刘备出现了。刘备不但给关羽久违的家的感觉（寝则同床），让他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还让他有了志同道合的生死兄弟。

当年刘备和关羽的兄弟远远不只一个，但能够誓死相随、有始有终、不离不弃的是却只有一个——张飞。

张飞也是涿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与刘备结识的时间可能比关羽要早一些。

时间早晚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感情。这三个年轻人，义气相投，亲如兄弟。他们三人结识的故事，后来被演义成“桃园三结义”，不仅流传至今，而且影响了平民阶层的行为方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刘、关、张三人究竟有没有结拜为兄弟，也许是个千古之谜，但能够肯定的是：自从相识之后，三人的人生就合而为一，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刘备的目标，踏上了未知的人生旅程，永不相负。

因为难得，所以珍贵。

有意思的是，刘备对待关羽和张飞，还有后来的赵云，都有一个比较暧昧的做法——睡在一张床上。其实这么做当然不是他们有同性恋的嫌疑，而是毫无猜疑、亲密无间的表现。在没有入睡的时刻，他们也会像今天大学宿舍里晚上的卧谈会一样，谈理想，谈往事，谈未来，甚至谈女人，谈到激动处，也常常会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久而久之，三个人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谁都没有私人秘密可言。

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这么睡出来的。

对于关羽和张飞来说，刘备不只是他们的兄弟，更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日后他们两人跟随刘备，在风生水起的乱世三国走出了各自传奇的人生。

刘备在这个时期结交的年轻人很多，远远不止关羽、张飞二人。但江湖险恶，大浪淘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要么中途离散，要么在日后残酷的战争岁月中战死沙场，能够在青史上留下姓名的很少。除了关羽、张飞之外，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位——简雍。

简雍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在三国的乱世风云中，他虽然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但相信他的幽默，能够为一路上艰难拼搏、刀光剑影、生离死别的兄弟们，平添几分欢乐，淡忘几分忧伤。

在一个团队中，需要刘备这样的出色领导，需要关羽和张飞这样的得力人才，同样也需要能够制造轻松氛围的简雍。否则，在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往往会让很多人选择离开。

兄弟有了，人才有了，团队有了，我的未来在何方？

作为一帮怀才不遇的年轻人的带头大哥，刘备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理想与代价东汉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更不是出国移民、搞点发明之类的，而是建功立业，博取功名。东汉初年班超立功西域、万里觅封侯的事迹，就如远处闪闪发亮的灯塔，吸引着大批有志青年向前进发。

我们知道，理想的实现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每个男人都有抱负，实现抱负的却了了无几。

以沙场建功来说（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一将功成万古枯，即便打了胜仗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人们常说的马革裹尸还，那算是运气好的——运气差的连尸骨都找不到。如果有人不但没死在战场上而且获得了封侯，那实在比今天买彩票中500万巨奖的几率还小。

就如彩票还是有人买，打仗也照样有人去。不是不怕死，只是因为回报太大。

依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收益大于生命的价值时，就会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回报。

那么，沙场建功的回报到底有多大？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谈一下东汉的用人取士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我只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东汉时期，实行的用人取士制度是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高级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以“孝廉”、“茂才”（原为“秀才”，因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为“茂才”）等名目，举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任命为官（比如曹操、袁术等猛人）。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直接征聘有声望的人出来做官（牛人袁绍走的就是这条路）。

察举和征辟，中心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理论上来说只要你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就能获得举荐或征辟，出仕为官。这对于战国以前实行的贵族世袭制来说，是一大进步。

政策是由人定的，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

什么算孝廉？什么是茂才？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矮胖瘦一样，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基本是有资格举荐的官吏说了算：说你是孝廉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茂才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博取功名是儿子的欲望。但儿子偏偏不争气不够举荐资格，这可怎么办？尤其是一些世代为官的干部家庭，儿子当不上干部后继无人是对不起祖宗的严重问题，但亲自举荐儿子又有点太不厚道，急得这些干部团团转。

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举荐你儿子，你举荐我女婿。

对啊，成交！

于是，一些国家干部为了自己的族人、亲戚、门生能够做官，维护既得利益，往往产生默契，采用这种方式。

这看起来是一种双赢的交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潜规则。在吏治腐败的时代愈演愈烈。到东汉末年，已经极其败坏，当时就有一首民谣痛斥这种现象：“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