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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寒酸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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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珍索要走两百元礼金,拂袖而去之后,所有在场的牌坊中学教师没有不摇头的。

方红梅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王加根则站在方红梅的宿舍,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同遭雷击一般,痴痴地发呆。

丁胜安、邹贵州、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相继来到方红梅的宿舍,劝他们想开一些。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直面现实,快快乐乐地结婚。

“我们的婚礼,双方的老人都不会到场。”王加根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这有什么!当初我和程芸结婚时,比你们还惨。”程彩清突然这样说,同时晃动脑袋,环视屋里的其他人,“这些情况丁校长、邹会计、宁老师、肖老师都是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现在至少还有小方的父母支持,我们那时双方的老人都坚决反对。”

程彩清点到的几个教师都点点头,说事情真的是那个样子。他们还饶有兴致地议论起了程彩清与程芸的恋爱与结婚经历。

程彩清是接他父亲的班,到牌坊中学当体育教师的。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因为常去花园镇闲逛、看电影、买香烟,认识了花园镇供销社的营业员程芸。程芸也是初中毕业后,顶替时任花园镇供销社主任的她爸上的班。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当他们向家人公开恋爱关系时,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原因是他们都姓程,而且辈分还不一样。辈分不一样的同姓人结婚,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被视为“乱伦”。

已经山盟海誓、私定终身的程彩清和程芸,却管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因为彼此喜欢,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坚决要走到一起。在与父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失败之后,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程芸愤然离家出走,班也不上了,跑到牌坊中学,与彩清老师住到了一起。他们买烟买糖,燃放鞭炮,在学校食堂里置办了两桌酒席,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婚礼上,男女双方的里亲外戚一个也没有出现。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两个人好,管他两旁世人是什么态度!”程彩清经验总结一般地宣称。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动。他们见过程彩清的老婆程芸,还有他们的女儿欢欢。看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真没想到发生过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他们暗下决心,向程彩清和程芸学习,抛开所有烦恼,高兴而又快乐地完成婚礼。

家具已经在方红梅家里打好了,来不及油漆,只能暂时放在方湾菜园子村,待婚礼过后再拖到牌坊中学来。当然,就算做了油漆,王加根也没有打算急着去拖家具,因为拖回来学校里也没地方放。学校领导还没有为他们安排好婚房,他和红梅依然住在办公室两头的两间小宿舍里。

因陋就简,只有把方红梅的宿舍改为“洞房”。弄起来也也很简单,把王加根的床搬过来,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双人床。再把新买的皮箱、开水瓶和塑料花摆放在房间里,在窗户上贴上纸剪的红双喜字,在房门口贴一副红对联,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段日子,徐磊等好几个师范同学相继来到牌坊中学,提前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并送来了份子钱。到了婚礼举办的前一天,白大货也风尘仆仆赶到牌坊中学,交给外甥和外甥媳妇一百元礼金,还自告奋勇掌勺,担任筹办婚宴的主厨。

牌坊中学食堂的两个师傅也很高兴,乐意给白大货打下手。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牌坊中学没有上课,正好为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腾出时间和空间。把初二(2)班教室的桌凳沿墙摆成“回”字形,中央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地。客人们团团围坐,喝着茶水,抽着香烟,享用桌上的糖果、瓜子和水果。

婚礼由教导主任张仲华主持,校长丁胜安当证婚人,后勤主任邹贵州作为客人代表发言——三位学校领导悉数上场。因为没有结婚戒指,就省去了求婚宣誓环节,改为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两人合唱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结婚仪式举行完毕,再把桌椅板凳摆成用餐的形式,教室又变成了“宴会厅”。司务长小朱和炊事员肖金平来来回回地端菜,客人们吵吵闹闹地敬酒,气氛相当红火热闹。

前段日子,王加根一直为婚宴的费用发愁。现在的情况是,招待完客人之后,他们手头还结余八十多块钱。当然,他们同时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

第二天,是王加根和他爸约定好回王李村过客的日子。

天蒙蒙亮,新婚燕尔的夫妻俩就起了床,顾不上吃早饭,步行前往花园汽车客运站赶车。从花园镇开往双峰管理区的班车比较少,每天只有两趟,上午下午各一班,错过了上午的班车,就得等到下午。王厚义筹办的酒席是中饭,加根和红梅必须上午赶回王李村。他们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到达花园汽车客运站时,距头班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买好车票,两个人就在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等候进站。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简单过个早,填饱肚子。

“对了,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找开,拿出了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想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一把折叠式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了。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扣住玻璃瓶的铁皮盖撬开了。揭开瓶盖,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但是,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梨子罐头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只有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她埋怨王加根怎么这么不小心,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最后,她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着馒头,喝毒药一般地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两个人完全没有了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回王李村的打算。是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他们的喜讯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因为舍不得出钱,他与加根彻底闹翻后,又屈尊追到牌坊中学,既有与儿子修复关系的意愿,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他爸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患得患失,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加根高考之后,想方设法阻止他去河北复读。

“你今年考取中专,名誉是老子的。去你妈那儿复读,即使考取大学,名誉也是你妈素珍的。”王厚义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加根的耳边。

这次回王李村请客,王厚义之所以那么热心,既有出于脸面的考虑,同时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了那么多的人脉关系,而且在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时又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有考虑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他妈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了加根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班车在双峰管理区停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如释重负地挤下了汽车。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根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刚刚吃的馒头和罐头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去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苍天,回想起刚刚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存折上面有多少钱?”方红梅一直记挂着被偷走的东西,现在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多块钱吧。”王加根回答说,“是准备油家具用的。”

方红梅的目光突然定在加根的脸上,非常担心地问:“小偷会不会去银行把这些钱取走了?”

方红梅的提问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

对呀,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小偷完全可以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呀!

“我们应该去银行挂失,让银行止付我们的存款。”方红梅事后诸葛亮地提议。

唉,刚才上车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去银行挂失呢?

开户银行就在花园汽车客运站的斜对面,时间完全来得及。当时两人只是着急、愤怒、懊悔、埋怨,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忽视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存折上的钱恐怕早就被小偷取走了。

“我们赶紧回花园吧!”方红梅提议,“说不定小偷以为我们挂了失,怕去取钱时被抓住,钱还没有被取走呢。”

王加根表现得比较冷静。他说,如果小偷贪得无厌的话,钱可能已经被取走了。要是小偷害怕被抓,不敢去银行,钱就不会被取走。所以,急着返回花园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已经坐车回来了,王李村近在咫尺,我们还是应该回家看看,至少与家里人打声招呼,然后再回花园镇也不迟。

红梅觉得加根的话有道理。不过,她还是觉得早一点回花园镇好,去银行看看,心里比较踏实。四十多块钱毕竟不是小数目,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为越来越密集的雨点发愁。说:“那我们就赶紧回家吧。谁知道这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王加根表示同意。两人一前一后冲进雨幕,踏着泥泞,艰难地跑向王李村。他们回家时的狼狈相,让王厚义、胡月娥和客人们大吃了一惊。

家里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风光和热闹,反而显得冷冷清清。江汉农场的大伯、伯母、三叔、三婶、四婶都没有回来,王李村送礼的乡亲寥寥无几。因为天公不作美,晚上放电影的计划也取消了。

进家门之后,新郎新娘就通报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必须赶紧回花园镇的想法。

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嘘唏不已。

王厚义和胡月娥也显得很着急,不约而同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赶紧回花园吧!”

也就是说,王加根和方红梅在王李村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共用一把雨伞,顶风冒雨地去双峰管理区赶长途汽车回花园镇了。还好,仁慈的小偷手下留情,没有去银行取他们的存款。那四十多块钱就成了他们结婚后所有的金融资产。

现金、存折、粮票、钢笔这些东西丢了,王加根只能自认倒霉。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那本记载着他恋爱经历的日记本,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时过境迁,日记是没有办法补记的,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而那些经历、那段感情又是多么珍贵啊!还有自学考试准考证,补办起来也相当麻烦。

看到花园镇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经常张贴着《寻物启事》,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继而产生了美好的幻想:我也写个《寻物启事》,就说日记本和准考证不慎遗失,不提其他的东西,要求拾到者邮寄给我。小偷看到后,或许会良心发现,邮寄给我呢!

反正那些东西在小偷手里也没什么用处。

天真善良的王加根于是用毛笔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张贴在花园汽车客运站和花园火车站候车室的外墙上。

不难想象,他的这种举动无异于白日做秋梦,徒劳无功。即使等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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