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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两头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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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尽管这样,他对这次回家能否拿到钱还是没有底气。因为从白素珍反馈到他这儿的信息,王厚义对他的成见还是很深的。

白素珍已经带着马颖来到了牌坊中学。母女俩住在加根的宿舍里。王加根这段日子不得不与方红梅同室而居。白素珍还是不理他,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达给他。

白素珍告诉方红梅,杨岗法庭去找王厚义核实情况,王厚义竟然说加根他奶自杀是早就想好了的。老人家之前已经对加根讲过她不想活了,并且向加根托付过后事。加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作证,是因为白素珍承诺给他六百元钱结婚,被他妈收卖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加根对王厚义红口白牙地说假话非常生气。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知白素珍说的这些是假是真。

王厚义对杨岗法庭讲的话,白素珍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她这段日子不是一直在白沙铺么?加根知道,为了激起他对父亲的仇恨,母亲是有可能编造事实、搬弄是非的——王厚义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对父母讲的话,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信到什么程度,全凭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马颖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果在保定,她早该去学校上课了。跟着妈妈回湖北这么长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课程。因为担心她掉课太多影响学习成绩,加根建议送她去附近的邹肖小学插班旁听。这建议由方红梅转达后,白素珍欣然同意。王加根就忙不迭地去找邹肖小学的校长和一年级班主任,顺利地敲定了这件事情。

这段日子,白素珍住在牌坊中学也比较忙碌。她一天几趟地去邹肖小学接送马颖。回到王加根的宿舍,就关起门来奋笔疾书,写起诉状,写控告信。

对于白素珍走火入魔一样地打官司,王加根也很无奈。他既不愿意偏向他妈,也不愿意偏向他爸,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回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心里格外的烦恼和苦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会遭遇眼下这种局面。走到王李村口时,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加根:“疯子又来了。”

他知道“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王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患有精神病。

王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着,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有的又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看看,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他爸王厚义。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开始与加根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爸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厚义绝情的吼叫起来。

加根忍无可忍,回敬了他爸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他儿子,“从今往后,老子跟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根算是彻底明白了,王厚义心里早有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种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加根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根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花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花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儿子,挥舞着拳头要打他的人。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又放开加根,回转身去拦挡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外走的王加根,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的感觉。

“狗日的!都是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的阻拦,一把揪住加根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加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来,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根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上的双峰管理区,去等候到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加根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劝回王李村,或者听到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闹得一家人都不开心。但是,没有人来追他。一直到他走上孝花公路,也没有人来劝他回王李村。

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着长途汽车。

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加根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他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白素珍问儿子,回王李村要了多少钱。

王加根没有吭声。

见儿子情绪低落,白素珍又开始给他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的不成?”

话虽这么讲,加根还是非常郁闷。也不仅仅是因为回王李村没有要到钱,从内心里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爷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根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根还是强打精神,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他妈白素珍、小妹马颖、敬武和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饭,上课钟声就响了。

王加根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还未走时,他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他爸王厚义。

厚义驮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子,低着脑袋,正朝加根的宿舍走。

加根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他爸——因为他妈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还是晚了!王厚义已经推开了加根的宿舍门……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王厚义与白素珍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

王厚义把塑料编织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

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根赶紧掏出钥匙,把他爸带到办公室另一头方红梅的宿舍里。

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因为急着上课,王加根不能久留。他怕父亲一个人无聊,又担心母亲过来两人发生冲突,于是回到办公室,找到后勤主任邹贵州和语文教研组长宁海涛,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到方红梅的宿舍,陪他父亲聊聊天。

邹贵州和宁海涛愉快地答应了。

王加根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着赶到教室去上课。

下课后,王加根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他爸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王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加根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子。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他妈,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王厚义每次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王加根就想炒两个菜,但又怕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王加根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妈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不可理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公共道德的认同和对乡俗礼规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而在他眼中,他妈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比方,王李村房产纠纷,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无知又无畏的白素珍,偏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打官司,结果只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壁。她现在一意孤行地下达的两条“命令”,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也不合情理。

王加根于是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是改不过来的。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有点儿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他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还是让加根写了一张借据,给了他两百元钱。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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