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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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结婚以后,吴玉花的性格慢慢的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和其它女工没什么不同,就是她们其中一员。只有一件事叫我理解不了,就是她和刘秀英的关系还是有些紧张,对她不依不饶,特别有件事,下手也太狠了,这可关系的人家的前途。
她毕竟是我们的媒人。
那是结婚不久,也就半年稍多点,有一阵子她常回来说她干的活不对。
“怎么不对了?”我问。
她的意思是说,本来她没干那么多废品,可到了月底统计出来却干了很多废品。
“怎么这么多废品呢?”
怀疑刘秀英给她换了件。
“不可能吧?”我说。
她看我一眼,意味深长,但什么也没说。
当时,虽然还没施行计件工资,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钱,废品也不罚款,但已经开始考核定额,质量指标也在考核之列。虽然没和工资挂钩,但荣誉放在那儿。大家都很重视。
前面说过,她和刘秀英干一台床子,刘秀英接她的班。白班有质检员,正品、废品检查过了立马入库,或者转下道工序。她和刘秀英干一台床子很长时间。说问题出在上夜班,她上四点班,刘秀英上零点班,夜班没有检查员,两个班活都要等白班检查员处理。
还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给我换活?”
我说“不可能吧,”又问她“为什么?”
“因为车间里开会说了,要从我们几个干的时间长的老娘们中提拔个检查员,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当。你想,想当检查员的人却屡出废品,怎么能当的上?这才换活,把废品换给我……”
我还说:“不可能……”又有些将信将疑。
她回家继续说:“不对呀,没记得有那么多废品,怎么这么多废品呢?”
但又说,就是这样她也没向检查员和车间反映,各人用各人的料架,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冤枉人的……
又这么说。
我说:“就是呀,搞明白了再说吧!”
她说:“只有这样了。”
从那,告诉我,她要做记号,在另件端面打钢字。情况还是时好时坏,废品还是多。又动员上班的人也打记号,人家嫌麻烦不打,还买了两包卫生纸贿赂人家。这次下定决心,不但要打最小号钢字,还在另件最不起眼的地方点上一滴米粒大的绿漆。情况终于水落石出,刘秀英果然换了另件。
但她并没声张,只和刘秀英做了对质,说那天刘秀英羞得脸都红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还一再向她道嫌。
事情就这样过去,说没再给她扩大。
我也劝她:“算了吧,权当报答人家,再说,她又竟争检查员,要和车间汇报了,怎么能当上检查员?”
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又说,“这件事你就甭管了!”
也没再问,以后也没闹出什么事来。
事情过去两个月,有个星期天,她怀孕了,那个星期天我歇大班。她在家里就想吐,想出去卖点什么想吃的,顺便溜达溜达。
我说:“你去吧!”
那天,心情特别好,可能因为她怀孕了,也可能因为别的。比如我是农村人,现在不但在厂里安了家,还有了自已的房子,和我一块进厂的那群临时工没有不羡慕我的。可能最主要还是吴玉花怀孕了,而且安规定生的孩子,又是非农业户口,这就说明我彻底和农村脱钩了。一种快要当爹的喜悦裹挟着我。再说,当时父母年纪也不大,平时除了交上该给的也不用照顾他们,老家的事老二、老三全管了。最主要那天是星期天,星期六就歇了班,因为歇了一天全歇过来了——何况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想高兴也不用什么理由。
一高兴就想洗衣服,在这以前还是吴玉花洗得多,现在她怀孕了,就想多干点,替她洗衣服,把能洗得都洗了,包括枕头套在内。在屋里转了转,从厕所拿出大盆放在地上,准备洗。拆下枕头套,有张纸条掉出来,叠着——拆开,是吴玉花写的,说得就是刘秀英换零件的事。别看她人长得不怎么样,字还写的不错,虽然草稿但条理清晰,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她为什么打记号,用的几号钢字,记号打在什么位置,和谁交接班。件号是多少,产品名称,正品率、废品率、返修率、等等;还有批次、班次、检查员是谁,以检查单为据,包括点漆的事也写上了,反正证据确凿,刘秀英换了另件。抬头是车间领导,落款:吴玉花。
日期就是那段日子的某一天。
我如五雷轰顶,没想到她还有这一手,以前说的都是放的烟幕弹,背地里却分明在打小报告,这是留下的草稿。我本想把枕头套重新封好,又觉得已经拿下来就洗了吧,扔进洗衣盆里。
等我把一切弄好,准备洗的时候,她突然回来了。见我要洗衣服,好像突然回过神来,冲进卧室,马上又出来,倚在门框上问我:“你要洗衣服?”
我说:“啊……”
“没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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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套里!”
“没有啊!”
她不信,过来捞出来掏,什么也没掏着,又放摁进盆里。我心里直乐,嘴上却说:“找什么呀,你想洗?”
看样子怀孕的人就是容易疲劳,又在反应阶段,倚着门框伸个懒腰说:“还是你洗吧,我有点困,想躺一会儿……”
进了卧室关上门。
那张纸条早从下水道冲走了。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和刘秀英两口子的关系。也不是事后诸葛亮,那段时间郝强见了我好像没有以前热情了,听吴玉花说,车间里没从她们这群老娘们里选检查员,是从别的车间提了一个中专生。刘秀英没当上检查员是不是因为吴玉花这封信不好说,但有点可以肯定,如果她真把这封信交到车间手里,对刘秀英肯定没好处。
这种证据可不能留着。
以后如果叫郝强知道可怎么向他交待。
虽说这种可能万不之一,也不得不防。
凭心而论,吴玉花这件事虽然做的不地道,也仅此一件,刘秀英做的也过分。但话又说回来,再怎么着,也不该打小报告,如果刘秀英真因为这件事没当上检查员,怎么说对人家也是亏欠。
人家毕竟给当过媒人。
除了刘秀英,吴玉花对她妈的态度始终也没松动。她生孩子,我请了三天假在医院陪她,从医院回来,她妈不知听谁说的生了孩子,送来100个鸡蛋和二十块钱。见这种情况,她妈走后,我说,“要不这几天,请你妈来帮忙照顾你一下!”
可能因为刚送来鸡蛋,这次没对我横眉坚目,只说,“不用,我自已能行!”又说,她妈生她三妹,生在裤裆里,那儿也没去现在不也挺好的?
见她这样,我没坚持,第二天就上班去了。当时的产假五十六天,产假一过吴玉花就去上班。头几个月还行,孩子只知道睡觉,包在小被子里不大动弹,再说,还有两次喂奶时间,上午下午各一次,正好回来照看一下。六七个月学着翻身就不行了,必须有人看着,不能把一个人放在家里,宿舍楼里有个女工,孩子七八个月大,因为没人看,放在家里,那天可能饿了,自已从小被里挣出来,一翻身头朝下正好憋在枕头上,要不是女工恰巧回来喂奶,说不定就憋死了。听说脸都憋紫了,费了好大劲才缓过来。
叫这件事吓的,只好回家请母亲帮忙,其实母亲也一大堆事,别的不说,光做四五口人的饭她就走不开。当时,二弟已经结婚,可在农村新媳妇都爱干净,只要有婆婆头一二年都不做饭,当时还烧柴禾灶,扒灶灰确实很脏。分家是父亲和舅舅虽然都说过,只要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但农村里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怎么也要在大家里过个年才能分出去。二弟也是春天结的婚,比我晚,好像是四五月份,就是说他分出去最少也要等到第二年过完年。
父亲对我说,叫我去找二弟商量,叫他做他媳妇工作,看母亲能不能到城里给我看孩子。父亲说:“现在又没分家,要是分了家,我和你三弟怎么也能对付,可人家刚嫁过来,怎么好意思叫人家动烟火,就是不用她干,这么大的事也要征求她意见。我明白父亲的意思,马上去找二弟,二弟当然没得说,说,“就叫咱娘去吧,家里的事有我们呢?”
又问她媳妇:“你说呢?”
兄弟媳妇说:“大哥,你就领着咱娘去吧,家里做饭的事有我呢!”
没想到事情这么痛快,回来和父亲说,父亲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才知道,虽然二弟的婚事是媒人介绍的,但认识之后是自己谈的。二弟长得比我高,身材也魁梧,说话也来得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长得帅,兄弟媳妇确实相中了,可二弟一开始没大相中她,她费了好大劲才追上二弟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方面牵扯着,要不是二弟长得帅,媳妇追得他而是反过他追的媳妇,说不定兄弟媳妇就不会同意了。再说,当时才单干,家里的农活也多,我又分出去了,又远在城里,平时帮不上家里什么忙。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结婚以后家里老人来给看孩子的说法。
运气真的不错。
即便这样,母亲也没呆多长时间,在城里呆了半年多,过去年就回去了,家里确实太忙离不开她。厂里幼儿园也有规定,只要小孩会走路了就可以上幼儿园。女儿走路早,十个月就开始学走路,上幼儿园走路已经很好了。
母亲回去以后,把她送进幼儿园。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和吴玉花在厂里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因为厂里女工多,就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也不会照顾你上长白班,还是三班或者两班倒。上白班还好说,虽然规定上了幼儿园就没有喂奶时间,但像这种女工,车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虽没说允许你回去照顾孩子,也不阻止。因为刚上幼儿园,又刚摘了奶,女儿不习惯吃饭,幼儿园孩子又多,阿姨根本管不过来,吴玉花就瞅空上午下午各去一次给女儿喂奶。
坚持了两三个月,女儿才习惯过来。
所以,只要她上白班,基本上就不大用我管,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她管。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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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是她上夜班,女儿晚上找妈妈,怎么哄都不行,女儿气性大哭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好办法,只好抱在怀里颠她,这招还真灵,颠着颠着就睡着了,这才放下。可刚放下又醒了,赶紧再颠,睡着才再放下,要不醒就证明没事了,如果还醒还哭就说明出现状况了。不外乎三种:一是饿了、渴了,二是拉了、尿了,三是生病了。赶紧排除,先喂水喂饭,还不行就赶紧换褯子,一定是拉了尿了。再不行就怀疑生病了,马上量体温。
如果体温不高,她闹腾够了,吃了喝了,拉了尿了,歪在我怀里就睡着了。往往吴玉花下班了,还没把孩子放下,抱在怀里,孩子睡了,我也睡了。
上零点班更不用说了,一晚上都提心吊胆,生怕吴玉花走了,孩子要是闹腾我就不用睡了。
问题是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出大力。
即便这样,也扛过来了,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是我们知足,或者什么也不懂,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其实现在看来这么说也对,不管什么生活都是按它本来面目进行的,所谓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个道理。
女儿三四岁就很乖了,不管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都很听话,知道妈妈去上夜班,就不找妈妈,不哭也不闹,洗洗脚就睡了。上零点,做梦,也说“妈妈、妈妈”,醒来看看妈妈不在也就不找了。
所以,有了孩子,工作上我们也没耽误。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吴玉花回来说,车间里和她说了,叫她带徒弟,我说:“这样好啊,可经叫徒弟干,你可能休息、休息了!”
她说:“好是好,就是叫我换机床……”
吴玉花从进厂就干c615车床,这是种小机床,虽然装卸活频繁些,和大机床比起来,还是轻快。这次车间虽说叫她带徒弟,却要把她和刘秀英都调到c620机床上了。吴玉花笑着说:“俺俩算是摽上了,车间里也知道我们有矛盾,调就一块调,带徒弟就一块带!”
我问:“她也带徒弟?”
“是呀,她也带!”又说,“你不知道,厂里刚来批新工人,光们车间就分去三四十个呢?”
我说:“我哪里知道,光干活就累死了!”
她说:“带上徒弟,肯定比一个人干轻快……”
“那当然了,”我说,“还是带吧……”
记得那是秋天,时间不长天就冷了。吴玉花回来直抱怨,说不该换床子,说大床子车速太快了,干的活也大,机床旋转起来带起来的风,能把人的半边脸割掉,直呼上当!我试探着问:“能不能换回去!”
她说:“你想得美,换了就是换了,可能是车间领导怕我们不同意才叫我们带徒弟吧!”
她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再说,除了家里的事,我最操心的还是在车间干活。我每天面对着砂堆、砂箱、模型、铁杵、锨、筛子、铸件、水管子,要是开炉,头上顶上破褂子,上面烧得全是窟窿。当时,车间用的是座五吨冲天炉,开炉的时候,三四十个人早就披挂整齐,小铁瓢一个人端着,大铁包两个人抬着,排队等在冲天炉前。听见哨子响就做好准备,接上铁水,一路小跑来到砂箱前,把铁水倒上,又小跑着回去,大约两个多小时才能把活干完。稍一休息,以起砂箱,全干完了,累的吃奶的劲都没有了。穿着裤头在水管上把汗水冲干净,东到西歪躺在砂堆上。
这是天热的时候。
天冷就不能在水管上吹了,敞开怀对着吹风机,凉快透了才系上扣子坐在砂堆上。
吴玉花也比我好不了那里去,那年冬天,特别冷,她手指头冻的小罗卜似的。干车床不能戴手套,这样反而更不安全,特别冬天,又加上车床要用冷却液,动一动那儿都是凉的。她说低速还好,就怕高速,旋转起来的风带着水真能把半边脸割掉。她必须手把手拿起工件夹在卡盘上,再手把手操作把手和手轮,精车或者半精车要用冷却液,水珠溅在脸上、手上、到处都是凉的、冰的。她拿起铁勾子勾铁屑、磨刀、压刀、擦拭机床,摆件、交活、领料。一天下来回到家,我身上是糊七燎八的生铁味,她身上是混杂着铁腥气的机油味。当时都不在车间换工作服,是当工人光荣的年代,上下班都穿工作服。好像要把这种光荣要带到全世界,自然也包括家里。
干什么工种家里就是什么味。
我曾问她:“不是有徒弟吗?”
她说:“别提徒弟了,跟了不到一个月就自己顶岗了!”
厂里确实忙,上了新项目,人手真不够用的。
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把这些告诉大家,只想说明那时候真的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罪。本来,下岗以后,日子逐渐好了,应该珍惜这些,就是不能忘本。要知道自已以前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哪些事情该干,哪些事情不该干,始终牢记自已本色。可不幸的是,这些似乎全忘了,才干了那么多荒唐事。
尤其是我,有段日子连自已姓什么都忘了。
唉!
这是后话,咱慢慢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