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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章 沈阳和保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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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树模(1860~1925),字少朴,号沈观,湖北天门人。少好学、性沉静、寡言笑,家贫无力购书,常借书手抄。十五岁取秀才,十九岁入湖北经心书院读书,二十五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选为庶常。一**八年任武昌两湖书院理学分教和文学分教,同年授翰林院编修。

    这是个口碑极佳之人。

    一**六年天门水灾,出面以工代赈督修唐心口堤防。一**九年任监察御史,先后弹劾广西提督苏元春、闽浙总督魏光焘渎职不法,二人皆被罢黜。

    一九零五年九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参与宪政讨论,任审定课委员。次年四月,改授江苏提学使,赴任前几次上疏请求实行君主立宪,并代镇国公载泽草拟《立宪疏》。七月,清廷设官制局于海淀,受光绪帝指令兼副提调参加改订官制。

    一九零七年东北改行新省制,周任奉天左参赞,次年升署黑龙江巡抚,兼副都统。在黑龙江巡抚任上,着力道府县治设置,加强陆军训练,大力兴办学堂,奖励移民垦殖,调整厘税,开办银行,整顿广信公司,创办奉盐官运局,政绩卓著。

    上任一年后,库入从每年不足白银九十万两,跃增至六百余万两。

    外交上采取“待之以和平。持之以坚定”的方针,曾上《筹议应付俄日方策疏》,为清廷采纳。随即在满洲里设立胪宾府治,派员搜集大量边界线资料,测绘全省地图,查勘边界。

    一九一一年兼任中俄勘界大臣,在与俄谈判中,广征博引史志文献及有关条约,据理力争,粉碎沙俄将满洲里划归俄境的阴谋。

    辛亥起义后,周在黑龙江成立“保安会”,自任会长,以“清除内患,维持秩序,看守门户”为己任。后曾受聘于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出任北京政.府平政院院长。

    袁世凯蓄谋称帝时,加封周为中卿,周拒不受,辞平政院长职,去上海。

    行前走访副总统黎元洪,劝其拒绝袁世凯“武义亲王”封爵,说:“愿副总统为鄂起义稍留体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尚弃官出走,副总统将来尚有大总统希望,一受册封,则身名俱废。袁氏所为,丧亡无日,愿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

    随即南下。一九一六年黎元洪继任总统,周复返京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不久自去职。

    过去徐世昌提出周树模组阁,安福系曾坚决反对,现在,为了搞掉靳云鹏,不惜以此向徐世昌示好。

    三月三日起,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拒不出席国务会议,并同时提出辞呈。

    安福系的倒阁行动遭致其对立面的强烈反对,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纷纷发出通电,力挺靳云鹏内阁。

    推出周树模组阁,徐世昌自然求之不得,但当时也有一个大难题,就是陆军总长的人选。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他的内阁垮台了,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大徐可不想小徐出任这个新阁的陆长,选别的人在段祺瑞那里肯定通不过。

    权衡利弊和轻重缓急后,徐世昌选择了坚决挽留靳内阁。段祺瑞面对如此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也不反对把河南易督暂缓。

    靳云鹏很快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收回辞呈。

    河南督军赵倜随即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这样一来,段祺瑞的河南易督之举,简直是偷鸡不成反倒丢了米。

    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其本家吴佩孚身上。

    三月二十日有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保住了靳云鹏内阁,造成了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八省联盟先声夺人,一出手就打了个大胜仗。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这使他对段系渐行渐远。段和段的死党也对靳更加有气,越发认为他是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背叛恩师。

    三月十四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段祺瑞,力劝段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

    信中有言:“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

    作为靳云鹏儿女亲家,张作霖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事与愿违。因为他的这封信带给段的是怒上加怒。在段看来,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实属不可原谅。

    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

    靳云鹏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

    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

    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便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

    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三月二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拜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外加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来到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

    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和保定会议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扩大自己的势力,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

    徐世昌只好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

    四月四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

    段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什么事都没干,反而一直被安福系的人包围,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一气之下他于八日又回了团河。

    奉系和直系虽然口里不讲倒段,但他们深知,不搞倒段祺瑞他们将一事无成。而要倒段就要付诸行动,就要有实际行动者,这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

    三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知道此事态严重,三月十八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

    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个极重大的事件,不但对当时国家局势的走向影响极大,对吴本人的人生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其实对于撤防问题,吴佩孚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的。由衡州到保定虽然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只有张敬尧的地盘属皖系的势力范围,而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一般不用担心遭人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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