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5—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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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那年，尼尔森太太在我的钱包里现了一包香烟。

当时我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出：我不知怎的惹她不开心了。她比平常更加安静，有种伤心欲怒的模样。我纳闷自己是否在做白日梦，于是搜肠刮肚地寻思着今天上学之前说错过什么话，办错过什么事，居然惹她难过。我连想也没想过那包烟——那是我的朋友朱迪·史密斯的男友在镇外的埃索加油站买给她的，她顺手递给了我。

尼尔森先生进了厨房，我们坐下吃晚餐，尼尔森太太把那包好彩烟从餐桌上向我推过来。“我在找我的绿手套，以为是你拿去用了，结果找到了这个。”她说。

我抬眼望着她，又望望尼尔森先生——他举起刀叉，正把猪排切成小块。

“我只抽了一支，尝一尝。”我说道，尽管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那包香烟已经所剩无几。

“你从哪儿弄来的？”尼尔森太太问。

我想告诉他们是朱迪的男朋友道格拉斯给的，但我明白把别人搅进这摊浑水只会更加糟糕。“这是……试试而已。我很不喜欢抽这东西，害我咳个不停。”

她对尼尔森先生挑挑眉毛，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想好怎么罚我了。养父母只能拿一件事罚我——每星期日下午，我都会跟朱迪一起去看电影，因此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只能待在家里，还要忍受他们俩不作声的责备。

从此以后，我认定：惹恼养父母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我不会像朱迪那样从自己的卧室窗户爬出去，沿着水管溜下楼。我会乖乖上学、在店里干活、帮忙准备晚餐、做好家庭作业、上床就寝。我会偶尔出门跟男生约会，通常是四人约会，或者成群结队。其中一个名叫罗尼·肯的男孩对我尤其钟情，还给了我一枚定情戒指。但我很担心自己的举动让养父母失望，因此见到任何出格的苗头都一概避开。有次约会后，罗尼想要吻我道别，他的嘴唇刚刚挨上我的唇，我就唰一下抽了身。没过多久，我就把戒指还给了他。

我一直隐隐有种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索伦森先生就会出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告诉我，尼尔森夫妇认定我花的钱太多，惹的事太多，要不就让人失望透顶，于是已经决定不要我了。在梦魇中，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火车上，正前往茫茫荒野，或者正身处干草堆，找不到出路，不然的话，我便正在大都市的街道上穿行，凝望着每扇窗口的万千灯火，望见屋里的户户人家，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我的家。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男人在柜台旁跟尼尔森太太闲聊。“我太太让我来店里买点东西，我们教会正在为某个乘孤儿列车来的小子凑一篮子东西呢。”他说，“还记得那些列车吗？以前会载着一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经过这里？我曾经去奥尔本斯的格兰其礼堂见过他们一次，可怜兮兮的小家伙。总之，这小子真是撞上了一连串霉运，先是被收养他的农夫打得够呛，后来收养他的老太太又去世了，那小子又落得个无依无靠。真丢人呢，居然把那些可怜的孩子送出去自生自灭，指望大家照顾，好像我们没有家累一样。”

“嗯。”尼尔森太太不置可否地说。

我往前凑了凑，想知道他是否在说“德国仔”，但又转念一想，眼下“德国仔”已经十八岁了，足以自己谋生。

快满十六岁时，我环顾着店里，现自从我来到这儿，它就几乎没有变过；但我们大可以想些办法让它变得更棒。法子还真不少。先，跟尼尔森先生商议过后，我把杂志挪到了商店的前方，靠近收银台。洗水、乳液和香脂原来摆在商店的后方，我把它们搬到了药房附近的货架上，这样一来，配药的人们也可以顺便买点膏药和软膏。女性用品区的存货少得让人愁——这倒不奇怪，因为尼尔森先生对此一窍不通，尼尔森太太又不感兴趣（她偶尔会涂涂口红，但看上去总像是随便挑了一支，匆匆了事）。我还记得大家在墨菲太太家没完没了地聊长袜、吊袜带和化妆，于是提议店里扩充女士用品区，比如买个转盘式货架，摆上某家供应商的有缝丝袜和无缝丝袜，再在传单上打广告。养父母将信将疑，但第一个星期商店就卖光了所有存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尼尔森先生把订单翻了一倍。

我想起范妮曾经说过，就算手头不宽裕，女人们却仍然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说服尼尔森先生订了些廉价的小玩意儿、闪闪夺目的珠宝饰品、全棉平绒手套、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印花丝巾。学校里有几个女生经常吸引我的关注，她们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家境优越的父母会带她们去双城34买衣服。我留心着她们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听什么样的音乐，爱什么样的汽车，追什么样的电影明星。我把这些点点滴滴搬回店里，好似喜鹊搜罗碎片和树枝。如果其中有个女生换上了新颜色或新款的皮带，或者把一顶平顶圆帽歪着戴，那到当天下午，我就会查遍店里供应商的产品目录，找到类似的设计。我从目录里挑出跟这些女生相像的模特，一个个有着两弯纤纤细眉、玫瑰般的娇唇和柔软起伏的秀，再给她们装扮最新的款式和颜色。我挑出那些女生喜爱的香水，比如伊丽莎白·雅顿的“青青芳草”。商店会把这些款跟那些最受欢迎的流行款一样屯上一批货，比如Jan Patou（香水品牌）的“喜悦”和娇兰的“午夜飞行”香水。

随着业务增长，我们把货架凑近了些，在过道尽头竖起了专门的展架，上面摆满乳液。隔壁名叫里奇氏的珠宝店关门歇业时，我说服尼尔森先生改装并扩建了我们的商铺。库存不再放在店后，转而放进了地下室，店面也被分成了不同部门。

我们的商店一直坚持低价，加上每星期打折和放纸质优惠券，价格就更低廉了。商店设立了分期付款机制，好让人们分期购买昂贵商品，还设置了冷饮柜台，好让大家有个久待的地方。没过多久，商店的生意便蒸蒸日上。在一片萧条之中，我们商店的生意似乎是唯一一宗欣欣向荣的生意。

“你的眼睛是你身上最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吧？”念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汤姆·普莱斯在数学课上告诉我，同时俯身越过我的课桌端详我的双眸，轮番凝望我两只眼睛，“有点棕，有点绿，还有点泛金色。我还从来没有在一双眼睛里见过这么多颜色。”他的目光害得我很不自在，但当天下午回家以后，我却凑近浴室的镜子，盯着自己的眼睛打量了好一会儿。

我的头再也不是当初的黄铜色了。多年来，它变成了深赤褐色，恰似落叶的颜色。我剪了个时髦的型（至少在我们镇上算时髦），正好齐到肩膀。等到开始使用化妆品，我还现了一件事：迄今为止，我一直将自己的往昔看作一串毫无联系的转变，从爱尔兰的妮芙到美国的多萝西，再到转世的薇薇安。一重重身份被投射到我身上，刚开始颇不合体，就像一双你必须先硬塞进去的鞋，稍后才会合脚。但有了红色唇膏，我却可以打造出一副崭新的面具（也是暂时的面具）。下一次要变成谁，现在由我说了算了。

我跟汤姆一起参加了返校节舞会。他带着一串腕花来到我家门口——一朵饱满的白色康乃馨加两朵娇小的玫瑰。我的礼服裙则出自自己之手，是用粉色雪纺按金吉·罗杰斯在《欢乐时光》里穿的一条裙子缝制而成的，尼尔森太太还把她的珍珠项链和配套耳环借给了我。汤姆一直显得和蔼温厚，直到他从他爸爸那件有点嫌大的西装外套里摸出了一瓶威士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跟另一个毕业班学生在舞池里扭打起来，害得他自己和我都被赶出了舞会。

到了星期一，十二年级的英语老师弗莱太太在课后把我叫到了一旁。“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浑小子身上？”她责怪道。弗莱太太敦促我申请州外的大学，比如她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你的人生将会更加广阔。”她说，“薇薇安啊，你不希望如此吗？”虽然她的好意让我受宠若惊，我心里却清楚自己永远也不会走那么远。我不能离开养父母，他们已经非常依赖我了。再说，尽管身边是汤姆·普莱斯这种浑小子，对我来说，人生却已足够广阔了。

高中一毕业，我就开始管理商店。我觉自己不仅适合这份工作，而且还挺中意（我在圣奥拉夫学院念会计和工商管理课程，但课程都安排在晚上）。我雇用人手（现在总共有九个人了），还负责很大一部分订货。晚上我则与尼尔森先生一起复核账目。我们共同管理员工、安抚顾客、扶植供应商。我一直设法谋求最优惠的价格、最吸引人的商品、最新鲜的货色。尼尔森公司是全县家出售直立式电动吸尘器、搅拌机、冻干咖啡的商店。我们从未这么忙碌。

跟我同一个毕业班的姑娘们会到店里来，挥舞着一颗颗钻石，仿佛炫耀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团勋章，仿佛她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使命——我猜吧，她们也确实这么想。但在我眼中，那条路却只通向为某个男人洗衣服，做家事。我完全不想跟嫁人扯上半点关系，尼尔森太太也颇为赞同。“你还年轻，用不着着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