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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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我奓着胆子问道。尼尔森太太从未提过自己的女儿，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问，我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尼尔森太太将丝带绑到一根枝条上，又弯腰拿起另一条丝带，把它的一头缠在同一根枝条上，与之前那条丝带相接，飞快地编了起来。

“六岁时，她了一次烧。我们以为是感冒，于是让她上床，叫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她休息，多喝水，总之是那些常见的建议。但她的病并没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变得神志不清，真的了狂，我们又打电话给医生，他检查了她的喉咙，现了不祥之兆——一些斑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清楚。”

“我们带她去了罗切斯特市33的圣玛丽医院，院方对她进行了隔离。当医院声称他们无能为力时，我们不相信，但那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摇摇头，仿佛要赶走那个念头。

对她来说，失去女儿是多么难熬啊，我寻思着，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尔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着隐痛，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难过。

到了平安夜，在翻飞的小雪中，我们三个人步行来到教堂，点亮圣坛右侧那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上的蜡烛。路德教派一众金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开歌集放声齐唱，牧师宣讲起了至为基本的教义——博爱与同情。“有人急需帮助，”他告诉教友们，“如果你能够施与，那就施与，体现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吧。”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fs”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