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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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孙晓鸣相隔30年的会面,都很克制,我本来想伸出双手拥抱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站的是一个陌生人。虽然说,我从他的面庞上,还能看见他过去的影子,但他的神情,或者说他的整个面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影子。
孙晓鸣显然是事先知道我们要来,开门看见我们时,没有任何惊讶,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一下,绽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对我说了一声,你好。而我的表现却非常失态,我几乎是原地愣在那里,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唰”地流了出来。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念叨,这不是孙晓鸣,这不是我心中那个孙晓鸣。
在律师行业浸染多年的孙晓军,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他拥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屋,在一个沙发椅上把我按坐下去。他打开冰箱,朝里面瞅望了一下,嘴里连声说道,好好好,还有冰镇啤酒。他取出啤酒,递我一罐,也递给孙晓鸣一罐,自己开了一罐,首先咕嘟咕嘟喝了起来。边喝边说,好爽,好爽。夏天还是喝冰镇啤酒好,比饮料喝起来过瘾。
我知道孙晓军的用意,他竭力想把气氛调节得活跃一些。在路上他就特意叮嘱过我,见面时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冲动,不要激动。他交代我一定要慢慢慢慢地去适应孙晓鸣。此刻我的情绪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走到孙晓鸣跟前,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用手中的啤酒罐,跟他手中的啤酒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微微一笑,冲我点点头,喝了一口罐中的啤酒。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坐在屋中,主要是我跟孙晓军在对话,孙晓鸣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孙晓军的话题很广泛,一会儿向我打听邓长明在美国的情况,一会儿又询问我北京公司的业务,一会又说起他们律师所最近遇到的几桩麻烦案件,反正就是东拉西扯。我很明白他的用意,也很配合,他是想让孙晓鸣渐渐适应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在丁木山庄小区餐馆的酒桌上,我们已喝了大半瓶白酒,在我给孙晓鸣倒酒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没有变,还是过去的样子。说完他端起桌上的小酒盅,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我和孙晓军互相对视了一下,我心中有股热流在涌动,我感觉孙晓鸣突然从另一个平行空间回来了,他终于愿意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我想乘胜追击,把他从黑洞的深渊中拉出来。
我指着孙晓军说,军哥,你好坏,那年你从家里偷走20块钱,害得我们俩替你挨打,你得罚酒三杯。孙晓军忙不迭地说,好好好,我认罚,认罚。他用小酒盅,连喝了三杯。然后又说道,那次我们摔坏的那部蔡司相机,是我同学的爷爷,从德国留学回来时带的纪念物,太珍贵了。我看见孙晓鸣的嘴角,浅浅地又浮起了微笑。
那天晚上,我和孙晓鸣睡一个屋,孙晓军钻进另一个屋,上床后很快就打着呼噜睡着了。我和孙晓鸣靠着床头,毫无睡意。我递给孙晓鸣一支烟,我们默默地抽着。我突然扭过头,看着他说,说说你在里面的生活吧,我真的很想知道。孙晓鸣深深吸了口烟,望着天花板,徐徐地吐出来。他一直沉默着,我知道他掉进那个深渊太久,2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摧毁掉。
从重庆主城区,到贵州桐梓县,三个小时的高速车程。一路上孙晓军大概对我说了一下孙晓鸣在狱中的生活。他说他每个月去探望他弟弟一次,隔着玻璃,每次会面时间只有30分钟。我问他孙叔叔去过吗?孙晓军说,最初几年,他爸妈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去探望一次他弟弟。经常在见面时,他弟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嚎啕大哭,一个劲地说,爸,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每次见完弟弟后,爸妈都非常伤心,总感觉像大病一场似的,后来我就不让爸妈再去了。孙晓军说着说着,就有点哽咽起来。
随后孙晓军又说道,如果不出这事儿,我弟弟应该调去刑警队了,跟我爸一块儿工作。我突然觉得命运好捉弄人,一个想当大侦探的人,却沦为了囚犯。孙晓军继续说道,监狱的生活是5加1加1,五天劳动改造,一天思想改造学习,一天休息。一个牢舍6个上下铺,住12个人,每天派一个人外出取饭,伙食极其简单,也能见点荤菜,基本能吃饱。晚上7点可以看新闻联播,十点钟点名后就睡觉,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狱警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
这种生活日复日的重复,人是会傻掉的。孙晓军接着又说,有时候我给他带去一些书,叫他学一些知识,省得日子过得太无聊。那会儿他已经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了。他说他弟弟总是很抵触,说他这辈子都出不去了,学那些知识有什么用?当初还不如直接把他毙了算了。后来靠我爸的一些老关系,给他减刑到25年,这已经是极限了。但他出狱后,实际上人整个废掉了,孙晓军黯然地说道。他说他弟弟整天不言不语,也不愿见别的人。
以前丁木山庄这房子,是他爸妈的避暑房,后来他爸妈相继去世后,就一直空置着。孙晓鸣出狱后,就住在他爸妈的老房里,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大多数的时间是坐在窗前发呆,有一种抑郁症的倾向。
有一年夏天,孙晓军带孙晓鸣来丁木山庄避暑,结果他来了,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无奈,孙晓军只好顺着他的意思,隔段时间上山来看看他弟弟,并且给他留下一笔生活费。
我们这次来丁木山庄,孙晓军只住了一宿就要赶回去,他手头还有几个法院开庭的案件要处理。他把我拉在一旁叮嘱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多陪我弟弟一段时间好吗?
就这样,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在一个老年人聚集的避暑社区,我和孙晓鸣开始了一段共居生活。我当时挺有信心的,我认为我能让我最好的朋友,精神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