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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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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大哥哥的帮忙,我去日本自费留学,办得非常顺利。他作为我的经济担保人,给我联系好了语言学校,寄来了入学通知书。很快我就办下了护照,并获得了签证。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媛媛,她平静地对我说,那是你的新世界,去闯吧,别记挂我。我没想到我们的分手,居然这么干脆和简单。

在我订好机票,准备离开重庆时。邓长辉在他的火锅店为我践行,这是孙晓鸣提议的,他说,我们也是在这里送走了邓长明。我们几个在喝酒的时候,突然,孙晓军有点感伤地说,你们三个玩得最好的伙伴,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日本,一个留在重庆,从此天各一方,各奔前程。说完,他从口袋掏出口琴,吹奏起那首名曲《老朋友怎能忘记掉》。

我们静静地听着,沉默着,突然,孙晓鸣开始抽泣起来,其实我也是泪流满面。我们俩伸出手臂互相搂着腰,头紧紧地靠在一起。尽管最近几年来,我们俩在思想上,各自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时候也会觉得彼此有点陌生了,但毕竟是从幼儿园一块儿成长的发小,情感的纽带,还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亲昵交往。

到日本两年后,我已离开语言学校读上了研究生。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出租屋跟朋友一块喝酒聊天,楼道里的电话响了,房东大声地喊叫着我。我一接电话,是邓长明打来的,那个时候的邓长明,已经开始帮他的教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有了一份收入,所以他时不时的打电话来找我聊天儿。他告诉我孙晓鸣出事儿了,杀了人,被抓起来了。这消息是他哥哥告诉他的,具体情况叫我去问孙晓军。

我忙忙慌慌给孙晓军写了信,他那会儿已经在重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了。不久后我就收到孙晓军的回信,他说他弟弟跟朋友在酒桌上喝酒时,有个做生意的老板和他发生了争执,大家都有点醉意了,因为那个人出言不逊地骂了他弟弟,于是孙晓鸣敲碎啤酒瓶,捅了那个人的脖子一下,造成颈动脉血管破裂,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我出国这两年,孙晓鸣偶尔也给我写信,他告诉我,他结婚了。后来他又来信告诉我,他当爹了,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叫我帮忙给他儿子取个名字。最近他给我来信说,他即将被调去刑警队。没想到就是这个档口,他居然就出事儿了。

在孙晓鸣出事儿的几个月后,孙晓军来信说,已经结案了,他弟弟被判了死缓,他的弟媳办了离婚手续,抱走了孩子。孙晓军还补充说,警察杀人,应该罪加一等,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他和他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听到这个消息,我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哭得那么伤心。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孙晓鸣的爱,已经超越了友谊。在那段时间,邓长明几乎每天晚上,都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几句,聊起一些过去我们三人的事儿,我们俩都会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人生真像一场梦,人生的真实剧本,比电影戏剧还要怪诞离奇。

当我再次见到孙晓鸣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的事儿了。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扎根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与日本和台湾的图书版权贸易。邓长明毕业后去了硅谷就职,成为软件工程师。我们分别都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事业,孙晓鸣也早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偶尔我跟邓长明通电话时,猛不丁的会提起一句两句孙晓鸣,我们俩忍不住的会唏嘘感叹一番。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重庆探望父母,邓长明打电话叫他哥哥给我接风,他哥哥的火锅店已经在重庆开了三四家连锁店。我见到邓长辉的时候,孙晓军也在,他告诉我孙晓鸣已经改判25年刑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探一下监,孙晓军淡淡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后来邓长辉安慰我说,孙晓鸣除了见探监的家人,拒绝见任何过去的熟人和朋友,他有时候去给孙晓鸣送点烟和吃的东西,也只能通过狱警转给他。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重庆的时候,这次是孙晓军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正好是酷热的夏天,他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来到我家,他叫我带上几件衣裳,跟他去贵州山里避暑。我以为他是想带我出去旅行几天,也没有多想,就往包里随便塞了几件衣裳跟他上了车。

我们的车上了高速以后,我问孙晓军我们去贵州哪里玩,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去看孙晓鸣。我一下惊呆了,我不知道孙晓鸣已经出狱,更不知道他住在贵州山里。我内心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我掏出手机,立马给在美国的邓长明打了个电话,听了我告知的情况,邓长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毕竟他是学理工科的,很快镇静下来,沉稳地对我说,孙晓鸣需要的是安抚,你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吧,好好陪陪他。

孙晓军带我去的地方,是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半山腰的丁木山庄,这里群山环绕,属于大娄山山脉,在一个山沟里修有二三十栋简易的度假低层楼房,这里海拔一千两百多米,和重庆老城区比较起来非常凉爽。在一栋小楼靠边角的一户单元门前,孙晓军咚咚咚地敲着门,我的心也扑通扑通跳着,我不知道相隔30年,我和孙晓鸣相望第一眼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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