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别忠义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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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别忠义祠

刘惠恕

且说黄义明上得钓鱼城欲请傅神医下山救治杨复盆，傅青主答应下山，但表示下山之前先须向忠义祠祭别。傅青主下钓鱼城之前，何以要专向忠义祠祭别呢？原来此傅青主在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社会十分知名的一位人物，也是一位极重民族气节的人。

傅青主本名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另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传世。傅青主系山西太原阳曲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习儒，15岁补博士弟子员，就读于三立书院，师从山西提学袁继咸。袁继咸后因为官清廉耿直，得罪了权贵魏忠贤，陷于京师狱中，傅青主带人极力营救，终雪师傅冤狱，而名扬天下。

袁案结束后，傅青主无意再为官，隐居古庙之中，钻研群书，遍注诸子。其在学术思想方面，被时人评价为：“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而晚清梁启超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傅青主的著作《霜红龛集》中，收集了他所写的《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等诸多学术名篇。

有趣的是，傅青主在医学上亦极有成就，顾炎武在傅著《大小诸症方论》（1673年）书序中称：“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科杂症》一卷”，由此可见傅青主在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等方面成就之高，而其尤擅妇科。其医著《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青囊秘诀》等，迄今传世，造福于人。

而导致傅青主医学成就的原因，与其青年时代生活中的悲剧有关。傅青主二十二岁时，与张静君结婚，二人感情甚洽。但不幸未久其妻重病，遍访医家救治无效，在傅青主二十七岁时去世，其子傅眉年方五岁。傅青主悲痛欲绝，发誓不娶，与儿子艰难度日。当时傅青主并无医术，时值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大疫不休，傅青主目睹百姓惨状，决定发愤学医以济世人。他外出游历时，常向民间医家和懂医道士学习医术，广泛收集药方。他常与儿子同乘一车，外出采药、卖药，夜间，父子二人围座灯下，傅青主为儿子讲授文学、医理，在父亲影响下，其子傅眉也成为一代名医。为了避免同时代人与自己的相类悲剧，傅青主治医，尤重妇科。而经数年苦研读和实践，傅青主很快成为一代杏林圣手，被时人誉为“医圣”。

在临床实践中，傅青主发现许多妇女患病，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常在得病之初，羞于启齿，以致小病拖成大病，错过最佳治病时间而不治。因此傅青主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博采众长，终于撰写出了影响后世的妇科专著——《傅青主女科》。在该书中，傅青主阐论述了妇科经、带、胎、产四方面的多种病证，提出了很多独特的学术见解。如将妇产科疾病，分列在调经、种子、崩漏、带下、妊娠、小产及临产等九门项下，内容涉及整个妇产科领域。他以肝、脾、肾、脏立论，辩证阐述妇产疑难，处方以培补血气、调理脾胃、冲任为主。这些精到见解，至今还在指导着中医妇科学的临床实践，其所创方剂如“生化汤”、“完带汤”、“逐瘀止血汤”、“清经汤”等，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傅山为人治病，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他优先医治穷人。对待名声不好的富豪或官吏前来求医，他则婉词谢绝。之所以持此立场，是因为他认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傅青主的事迹，《清史稿》卷五百零一有传。

而据民间传言，傅青主对于治疗发背、腰疽、五肿伤寒、乳疽、疗疮诸疾，皆有奇方，且药到病除。他认为外科疾患，皆因“风从上受，湿从下注”而致，须内、外并治。施治除精制祖传各种丸散膏丹外敷，还注重内服。

傅青主又擅治温瘟。据《明史》记载，明代大的流行瘟疫有19次，1642年（崇祯十五年）瘟疫的流行，导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人仅存”。当时医家治瘟，多采用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药方，但效果不是最好。而傅青主经实践认为：明末的疫情和东汉末年张仲景经历的那场伤寒是有区别的。当时的病症是：人感受寒气之后，出现怕冷、高热、身体疼痛等受寒症状。而此次流行疫病，病人并无怕冷症状，却表现为高热、头疼、烦躁胸闷、不想吃饭，舌苔特腻。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本次“瘟疫之为病，非寒、非暑、非燥、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并非经皮肤或肌表侵入人体，而是通过口鼻传播的。他由此主张与病人空间的间隔，提出了“开达膜原，去除邪气”的治疗方法，创立了著名的方剂“达原饮”，并写下了《瘟疫方论》，弥补了张仲景《伤寒论》所缺少的对于湿热的治疗方案，造福于后世。而现今中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对患者使用的宣肺化浊方，其主要方子就是傅青主创立的“达原饮”。

而据传当时在江苏吴中一带，霍乱流行严重，诸多医家的治疗效果不好，导致死人甚众。傅青主接讯后，携带药物迅速赶往疫区。他用灶心土（伏龙肝）和陈年的芥菜卤，遏止了霍乱流行的瘟疫，拯救了诸多患者的生命。而据当今医学研究发现，傅青主当年使用的“灶心土”，含有土霉素，具有有杀菌、止泻作用；而“陈年芥菜卤”含有青霉素，能消炎。西人亚历山大•弗莱明直至1928年才发现了青霉素，而傅青主对于“陈年芥菜卤”的应用，比西人早了许多年，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在对于霍乱治疗过程中，傅青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病从口鼻而入之后，要经过“卫、气、营、血”四个层次逐层深入，因此应在病情处于不同层次时期，釆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并为此写下了《温热论》、《温病条辨》等著作，成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而当今常用的中成药银翘解毒散（颗粒）、桑菊饮、安宫牛黄丸等，都出自傅青主的《温病条辨》，银翘散更是成为后世治温病第一方。

以上所述，是傅青主医学成就对于后世的影响。而当黄义明为救治杨复盆伤病，不辞艰辛，寻访傅青主时，傅青主正因躲避明清代际乱世，隐居于蜀地钓鱼城研究医学。听黄义明说明来意，并知晓黄义明乃为救明殉身的晋王李定国末徒，及拯川民于水火的乐山邦邦主后，自是敬意有加。但是他向黄义明表示：行前须向钓鱼城忠义祠告祭。

傅青主行前何以要向钓鱼城忠义祠告祭呢？原来此傅青主在明末士人中，是一位极重民族气节的人。明亡，傅青主写下了“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并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从事秘密反清活动20余年，49岁时被捕下狱，关狱中一年有余，几经严讯，始终不屈，绝食9日，后经不懈斗争得以获释。出狱后的傅青主，始终以晚明学人自居，避居乡间，从事行医和著述活动，不与官府往来，因此名声日隆，成为在野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之一。他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做清朝官吏。73岁时，清廷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十七年（1678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傅山被迫进京，到了京城30里外，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门外园教寺续称病，卧床不起。74岁时，三月殿试博学鸿词，傅山七日不食，称病卧床。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对此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其晚年康熙帝过路欲访，傅青主以自裁相拒，得免。

而黄义民访问傅青主时，他正避居钓鱼城忠义祠边侧。他之所以要避居此处，是因为南宋末年有五位为钓鱼城抗元之战献身的忠义之士的灵堂汇集于此，他于此结茅，正展现了他对前明王朝的忠贞不二之志。

且说傅青主同意随同黄义明下山，为杨复盆诊病。但下山之前，需到忠义祠祭拜辞行。黄义明一行随着傅青主出茅屋前行，前往忠义祠。而出行末远，路左末便是忠义祠了。

步入祠中但见整座建筑由正厅、耳房和左右厢房组成。进入石坊形大门，是一个院坝两面的厢房，拾级而上至正厅。迎面高悬“忠义千秋”金字巨匾，匾下祭台上排列着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人的牌位。祭台正面有祝文：“维神才兼武，志秉忠贞。画地成城，据形胜而保蜀土；协力战守，遗鱼饼以退元戎。忠诚贯日星，先后相继；大节凌霄汉，古今照临。兹届仲春修祀典，肃陈笾豆，伏维来歆。尚飨。”厅堂楹柱有联，上联为：“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下联为：“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二心”。忠义祠内尚有宋孝宗时期碑文4块，宋光宗时期碑文2块，宋宁宗时期碑文5块，乾道年间以后碑文22块，其中记录钓鱼城之战史迹的碑文为12块。

此外，忠义祠内尚有南宋名丞文天祥《将北上登钓鱼城》诗碑，全诗为：

四十无闻尚远游，天门从此二乘秋。

风霜独重黄花笑，今古谁轻白发愁。

山属大明蠲宋愤，水仍巴字叹川流。

登途已拟归来赋，青管何能为国谋。

另有明士人李尚德《钓鱼城王张二忠祠》诗碑，全诗为：

钓鱼城下清江水，荒烟古垒恨难平。

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

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缦胡缨。

西湖日夜尚歌舞，只持崖山航海行。

此忠义祠始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原名“王张祠”，初祀为保卫钓鱼城献身的王坚、张珏忠烈二将灵堂。建祠的起端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春，也就是钓鱼城之战后二百余年，在朝中为官的合州人王玺，因母丧回乡守孝，约了同乡、时在贵州为官的陈揆同游钓鱼城。上得山来，感念钓鱼城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不亚于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唐代将领张巡、许远，却无祠存世，为之不公。为此，王玺回朝后，上奏孝宗皇帝要为二人立祠，皇帝恩准，始于弘治七年，为之建“王张祠”，供奉王坚、张珏二人牌位。此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合州知州宋琢上钓鱼山祭“王张祠”，认为祠堂简陋，集资重修。此后正德十二年（1517年），合州知州佘崇凤又上钓鱼山祭拜王张祠，并刻石立碑并培修祠宇，于祠中补立为坚守钓鱼城之战做出贡献的余玠、冉琎、冉璞三将位牌位祀祭，并改祠名为“忠义祠”。

以上所说，是有关忠义祠的历史。且说傅青主入得忠义祠后，自然是对祠中所供五将牌后一一焚香磕首，而陪同前来的黄义明及二位随从自然也是跟着焚香磕首。祭祀礼仪完毕，傅青主开始与黄义民一行侃侃而谈起守卫钓鱼城的英烈事迹及沦陷经过。

原来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坚持抗元的播州十五世土司杨文病故，继任者为杨氏十六世土司杨邦宪。时至南宋政府已灭亡（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再度派遣使者到播州招降，并许诺杨氏仍可世代承爵统治播州。继任的杨氏十六世土司杨邦宪，在得到元政府不得屠城的承诺之后，痛哭三日，“遣使纳款”、归降元朝，然后继续世袭播州土司之职，并升任播州宣慰使。而原本已建城的南宋军队抗元重要军事要塞龙岩新屯，也最终也被历史尘封。

但播州十六世土司杨邦宪以播州降元，钓鱼城守将却并未随同降元。此时重庆合川钓鱼城抗元之战已坚持了三十六年。钓鱼城之战的初期守将为王坚，王坚后战死，由张珏继任守将。钓鱼城之战末期，张珏调防回守重庆，任“安抚使兼合州知州”，钓鱼城的防务交给了王立。此时，王立有了一个“义妹”名熊耳夫人。

此位熊耳夫人的来历是：其本姓李，是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又是元军战将熊耳的夫人，故称熊耳夫人。先此，元军攻占领泸州，熊耳率军驻守，熊耳夫人亦随军来到了泸州。此后王立指挥宋军进行收复泸州之战，熊耳被王立击毙，熊耳夫人亦被俘获，谎称王姓，因有姿色，为王立所得。王立对外谎称其为自己的“义妹”，让她照顾老母，实则成为王立不公开的宠室。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宋端宗景炎元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宋恭帝被俘获投降，南宋大势已去。南宋流亡小朝廷在陆秀夫、张世杰拥戴下逃往广东新会继续抗元。

宋末帝祥兴元年（1278年）春，重庆被汉奸赵安出卖而破城，张珏遇俘死难，元军屠城，转而围攻钓鱼城（南宋四川三足——重庆府、钓鱼城、合城中的最后一个城池）。此时钓鱼城的第四任守将王立，接纳了不少四方投奔的难民，城中共有军民有十万之众。重庆府失守后（先此合城已失），钓鱼城腹背受敌。

而此时钓鱼城的抗元形势极端困难。先是1276年至1277年两年间，合川大旱，钓鱼城内粮草缺乏，而据《元史》所记，城中已出现易子相食的情况。而至重庆府城失陷、张珏俘死，四川全境已基本已落入蒙元之手，钓鱼城实为孤城。

此时守将王立知钓鱼城必陷，想死，下不了决心；欲降，又怕保不住全城十几万军民的性命，整日忧心重重。而其身边的“义妹”熊耳夫人看透了王立所思，向其坦白真实身份，告知其并非王姓，实为元将熊耳之妻，又系元军在成都的统帅、西川军副使李德辉之妹。熊耳夫人劝王立降元。她说：钓鱼城经历三十五年战火，已经伤尽元气，近两年来，合州连续发生秋旱，钓鱼城粮草无存，火药军械渐少，城中军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况且元军在1276年已经攻陷临安，宋恭帝被俘获投降，南宋大势已去，跟着陪葬没有什么意思。她劝王立投降李德辉，并许诺能请其兄李德辉保全合川十万军民性命。王立最终决定向元西川军投降，条件是保住全城百姓性命、以不杀一人为投降条件。熊耳夫人立即写密信，让王立派人送往成都。李德辉得信后大喜，告知钓鱼城欲降，请示忽必烈不要屠城。得忽必烈允诺，李德辉随即率领500人马赶赴钓鱼城受降。

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元月，钓鱼城守将王立弃城投降，元军承诺，果然未进行屠城，保全了全城十万百姓的性命。但王立弃城后，原钓鱼城守将却没有一个人乞求怜悯，守城的32名（一说36名）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

同月，元兵追宋末帝于广东新会海面，太傅张世杰率领宋海军与元军决战，双方共动用军队三十万，其中宋军二十万。由于张世杰指挥失当，宋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舰只突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元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陆秀夫背宋末帝（亦称宋少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亡，南宋在中国南方偏安153年的历史就此结束。而从宋理宗室庆三年（1227年）宋王朝开始抗蒙战争，直到到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灭亡，川渝军民抗元战争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其中坚守钓鱼城之战有三十六年之久，在南宋抗元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傅青主言说至此，黄义明问道：钓鱼城守将王立与熊耳夫人的最后结局如何？傅青主答到：王立降后，有的蒙古贵族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杀王立，并引用前蒙古大汗蒙哥的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由于忽必烈已有钓鱼城投降、不杀一人的前诺，未采纳蒙古贵族杀王立、屠钓鱼城的建言，而是封王立为封节度使，以笼络民心，该年王立28岁。为元将后，王立大败吐蕃于珍城，对元统一中华有功。此后王立又有复宋之举，被告发，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王立辞官，后被元帝赐死，享年50岁。熊耳夫人则下落不明。由于王立有降元及为元吏之举，熊耳夫人有诱王立降元之举，后世谤声不断，灵位不能入忠义祠。后世大致批评意见以为：王立为美色所惑，听取熊耳夫人建议，率众降元，丧失民族气节，其即便降元，也不当接受封赏。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王立降元时，南宋实质已灭亡，此举实挽救了全城十万军民的生命。更有为熊耳夫人说话者认为：“熊耳夫人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釜底游鱼鱼在生，千秋庙食王张比。噫吁乎！崖山一旅悲沉沦，寡妇孤儿泪酸辛。回天力乃输巾帼，羡耳吁天斫地人。”

听罢傅青主所述，黄义明叹道：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而事实上黄义明之叹，也始终构成后世对于此二人评价之争议。见之于文献记载：

清初，忠义祠被兵火所焚，乾隆二十四年，合州知州山东滨州人王采珍组织人力重建，祠内仍供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将。

此后不久，苏州人陈大文又任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正堂边另设左室，供奉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长生牌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王立牌位之所以不供正堂，是因为其开城降元，不能算“忠”，但其与李德辉、熊耳夫人保全全城十万军民性命之功却不应被忘却。他特撰碑文称：“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

时至光绪十七年（1892年），又有贵州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他在募资重修忠义祠廊舍后，又将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牌位移出了忠义祠，并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他将李德辉兄妹牌位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不配享受祭祀。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撰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时至当代，有关对于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的评价，仍旧争议不息，一种意见认为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和民族败类，应遭唾骂。郭沫若甚至题写诗句，称熊耳夫人为“妖妇”，称王立为“贰臣”，郭诗见于其作《钓鱼城访古》，其谓：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祀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笔者在此只能说是郭诗写得不错，但评价太偏。只所以持此论，是认为这位在历史上曾留下痕迹的女子，起码算不得罪人，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强调这点，是因为史事常是造化弄人，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如果历史能上溯四百年，我同意黄义明对于二人的评价，即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2023年9月7日校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