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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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刘惠恕

且说黄义明攻克重庆城，处理完安民杂事后，便前往军营探望被计子善救下的杨复盆。但见其腿中镖已被取下，并用清水洗过伤口，但腿肿的像水桶一般。黄义明搭脉试诊，说道，此镖必然有毒，暂且用绳索暂扎住杨将军中箭处上方，以避免毒气攻心。当设法早日擒住女贼董琮英，其必有解药。计子善说道：擒贼事自当重视。但听说在重庆附近钓鱼城住有避世神医傅青主，何不重金请其下山探诊？黄文明说了一声好，便备下重金准备亲自去请傅青主，又叫计子善负责指挥军队抓捕董琼英及其余党。

钓鱼城位置距距重庆城北约一百五十里路，地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之口，与重庆城有嘉陵江水路相连，自古有“巴蜀要津”之称。而钓鱼城在宋元之交是一个大大知名的地方，其所以知名，是因为此地原本无城，名“钓鱼山”，山位于嘉陵江南岸嘉陵江水绕弯处，南北均被嘉陵江环抱，其东有嘉陵江支流渠江流过，西有嘉陵江支流涪江流过。钓鱼山并不算高，最高处不足四百米，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南北宽960米，总面积2.5万平方千米。但是钓鱼山的特点在于：整个山势呈东西部地势倾斜，台地层层，西南、西北角和中部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中岩等平顶山峦，谓之“三山耸峙，三江汇流”，山上又有大天池等水源，宜人居住，可谓山水相拥，易守难攻。

而钓鱼山又有“钓鱼台”之称。原来根据上古传说：位于钓鱼城南山巅的平顶石岩上，至今留有上古巨人的足迹。时三江洪水泛滥，众多灾民逃往此山避难，山上没吃的。就在灾民濒临饿死之际，忽有巨人天降，在山巅巨石上手持长竿，从滔滔江水中钓出无数鱼虾以赈济灾民，成千上万灾民得以不死。人们为了感激巨神的救命之恩，又称此山作“钓鱼台”。因此南宋祝穆在其编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卷六四“合州”条中写道：“钓鱼山，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

那么钓鱼山怎么又叫成了“钓鱼城”呢？原来南宋末期，蒙古铁蹄南下，侵凌中原，原周边邻国金、西夏相继被蒙古灭亡，四川就成了南宋抗蒙最前线。而此前线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却不擅长水军作战，很难北渡长江天险，直接进攻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于是将其灭宋战略定格为：先攻占四川，再沿长江东下，进攻南宋都城临安，最终占领全中华。

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军南下四川，二陷成都，整个四川防线告急。宋理宗派抗蒙名将余玠赴四川，任四川安抚使兼重庆知府，主持当地军务。余玠到任后，发布了“集众思，广忠言”的布告，广泛征集抗蒙良策。而此时播州土司、世袭播州安抚使杨价去世，由其子杨文袭位，任播州第十五任土司与南宋播州安抚使。当时的播州，位于四川南端（今属贵州遵义市下辖区），世辖西南苗夷，与宋室关系密切，杨价与杨文父子同属南宋抗蒙名将。杨文袭位后，继父遗志，一方面在辖区继续推行其父所订立的“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的西南抗蒙战局。他认为宋廷需要提防蒙军的“斡腹之谋”，亦即联合西蕃、云南与四川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对南宋实行大迂回包抄、合谋攻宋的战略。据此，他向余玠提交了《保蜀三策》。其文曰：

“近思利（州）、阆（州）之阎（里巷门户），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底，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

这段话今释，其意为：抵抗蒙军侵掠的上策，是在川北利州、阆州之门户地区，设立三关，抵前御敌；中策是在山形险要之地设立城池扼守；下策就是退到长江以南固守，放弃江北。

余玠细审《保蜀三策》后，深表赞同，采纳了中策。此后，他根据播州人冉氏兄弟冉琎、冉璞的建议，以合川钓鱼山为中心，沿长江、嘉陵江两岸，共修建了二十余座山城，建构起一条以山城为据点、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山城，便建在钓鱼山上。既然要建山为城，就必须把原住山下平原的民众，从山下迁往山上来居住。久而久之，原先的钓鱼山也就被叫成了“钓鱼城”。

鉴于钓鱼城之建，在中华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下仅随讲几句题外话。

余玠新建立起来的这条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江河防线，在后来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其具体展现为充分发挥出南宋步兵在山地作战的优势，遏制住了蒙古骑兵靠快速制敌的机动作战能力，整整抗击了三十六年蒙军侵掠战争，至南宋灭亡，蒙军始终未能攻占钓鱼城，此后播州土司降元，钓鱼城方被蒙军占领。钓鱼城在整个抗蒙战役中的作用，具体如下：

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蒙古军始占领云南，由大理出兵东进四川。杨文率播州雄威军五千人从泸定北出大雪山，于淳佑八年（1248年），抗击蒙古军于马鞍山（今四川甘洛马鞍山），三战三捷，活捉蒙将秃懑。宝佑年初（1253年），蒙古军进逼长江，播军与战于石洞峡（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击退蒙古军。宝佑二年（1254年），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播军五千奉命阻击，九战九捷，并俘蒙将阿里等。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宝祐六年（1258年），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此时的播军，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

钓鱼城之战前夕，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蒙哥大怒，下令围城。又于次年分兵，同时进攻合州旧城（距钓鱼城西十里，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平梁城，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涪州发动进攻。蒙哥的战略目的，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孤立并分割钓鱼城。但是时至当年末（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均被击退，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

蒙军于是改变战法，依靠战船，在嘉陵江登陆，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不治身死，蒙军被迫撤离。蒙哥死前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百姓。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无心征战，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为抗击蒙兵，一度将原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属重庆府路管辖。

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锁死了三江水路，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使蒙军难以逾越，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

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架设炮台、箭塔，能够予敌较大杀伤，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

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分设内城、外城两套防御系统，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杜绝了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的情况。此外，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其四是钓鱼城作为一座山城，不仅是战斗单位，同时也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城内有完备的水利设施、居民区。城内及周边山岭上的平地，可供城内百姓自耕自种粮食以自给，不惧蒙军的持久围城。

上述诸因素，成就了南宋晚期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以弱势步兵，接战优势骑兵，蒙军攻城五个月不下，蒙哥汗且被重伤身死。是役之后，南宋朝廷派遣大将吕文德进驻黄坪，和播州军相互接应，共同部防，以御蒙军。两军相会后，认为要修建一座城池“龙岩新城”，以作为播州的政治、军事中心。这座新城，也就是后来的海龙屯。但可惜的是龙岩新城修筑完成后，尚未及发挥抗蒙的军事功能，南宋王朝已宣告灭亡。

仅就钓鱼城之战的军事意义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蒙军败北，使得南宋国祚得以延续二十年之久。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而当时率东路军已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此时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南路军，一路克捷，已进抵潭州（今长沙）城下，而闻蒙哥死讯，亦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接应下，渡过长江北返。蒙军的北返，使南宋国祚得以沿续。

而从世界史角度来看钓鱼城之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蒙哥之死，使蒙军所从事的第三次西征停滞下来，缓解了其对欧、亚、非等国的军事威胁。这一过程具体为：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西进埃及时，忽获悉蒙哥死讯，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率大军东还。结果留下的蒙军因寡不敌众，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进入非洲。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自此走向低潮。

其三，钓鱼城之战，也创造了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的契机，这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蒙哥汗所施行的政策，带有浓厚的蒙古游牧部族色彩，野蛮、残酷，极不适合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当时甚至有蒙古贵族提出要杀尽汉族王、张、李、刘等七大姓，以改变中国北方为牧场的主张。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他继位后，能延揽汉族儒士，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改变蒙军滥杀无辜的政策，使当时中国北方与南方经济，免遭更大破坏。

而回顾钓鱼城之战经过，对于当时上钓鱼城寻访名医的黄义明来说，自然是对这一古战场抱有无比的崇仰心情。

且说黄义明为赴钓鱼城寻访名医傅青主，叫上两名随从，备上重礼，驾轻舟一叶，约经三日，终于来到钓鱼城前。举目仰视，城高约400米，两侧均有一字形城墙相屏障，其后为一道高约20米的自然山崖为退守防线。码头皆以巨石垒就，台基高出江面4米，以五级平台样式，递次向后延伸，平台上仍见当年战时供安置弩、炮的残具，周边长满了野草。而此处码头与码头后的山城防御工事，紧紧成一体，当年在钓鱼城三十六年的防御战中，成功地控扼江面，阻止了蒙元大军的顺江嘉陵江东下。

黄义明环视了一下码头步局，连道好险，怪不得当时能阻挡住蒙军三十六年的攻势。随后黄义明找一个能将轻舟泊下的地方下船后，便与两位随着登上码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向钓鱼城主城门奇胜门行去。所行未远，但见前方草木屏障，越过草木，见一洞口，上书有“飞檐洞”三字。原来此洞为入城的暗道，本为城垣下崖壁间一处天然石缝，被改造成暗道。洞长约数百米。入洞，初行光线幽暗，但见巉岩凌空，石幔低垂，洞底有缓坡沙滩，浅沟隐现，泉水叮咚。沿洞泉流水上行，登一台地，突见大厅顶部石隙直泻一缕天光，与石隙中叮咚跌落的清泉相映成万斛明珠，原来此处已是飞檐洞暗道的出口。

出得洞口，但见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即在城北百余米处，而城墙墙基之下，却临峭壁，怪石嶙峋，其下为悬崖，草木繁茂。而自飞檐洞出，距地面尚有数米。若从该洞口入城，先需用洞口备有的绳索坠下，然后方可顺山阶石径入城。飞檐洞故有“可入而不可出”之说。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得洞口，登上奇胜门，攀上城墙举目四望，连道奇险。原来钓鱼城的城墙是凭山崖砌石而成，总长约8千米。而入得外城，内尚有内城墙，内城墙亦四向有门。钓鱼城降元后，部分城墙被拆除，明代又加重修。

而除黄义明入钓鱼城所登临的奇胜门外，城墙四围尚开有镇西门、护国门、青华门、出奇门等，黄义明入钓鱼城，所走得是最不易行走的一条道路。

黄义明与两位随从下得钓鱼城城墙，便沿着城内一座叫“薄刀岭”的山路前行。何以有此名呢？原来钓鱼城内亦有数座山岭，以薄刀岭与城墙相连，高出平地百米，两面皆悬崖，仅岭脊有一道宽不盈尺的地方形成道路，被形容为“两面万挂悬岩，岭脊薄如刀刃。”，此山路为钓鱼城内最为险峻之处，登高可以极目远眺城西钳形嘉陵江流以及合川城区。

黄义明与两个随从下得薄刀岭，进入内城，但见道左是一个颇大的高山湖，被称作“大天池”，这也是城内主要的水源地。围绕着大天池周边，稀稀拉拉地住着一些人家。而在湖周山岩缝隙上，长着茂盛的草木，不时有野免、山鸡、或其他禽兽，自树丛中窜出。由此足见钓鱼城内的荒凉。不是说钓鱼城内全盛时住十万人家吗，如何现今变得如此荒凉？原来自元代将合川城府衙由钓鱼城迁自山下合川城旧址，山上大多居民皆随之下山。再加上明末叠经张献忠屠蜀及清兵入川剿灭张献忠之役，原川民大量死亡，现住钓鱼城之人，均由山下逃至山上的避难人群。

进得钓鱼城内城，黄义明向湖周居民打探傅神医现居何处？回答是住护国寺后、忠烈祠前的一间草屋中，此处距护国门不甚远。根据山民的指路，黄义明与两位随从沿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前行，所行未远，但见一座半残的古刹矗于道左山岩之上，寺前尚有两棵遮天蔽日的古杏树，黄义明与两位随从道：此座古刹，显然就是山民所说的护国寺了。

步入寺内，但见佛倾钟倒，殿梁上布满了蛛网，亦未见有出家人清扫。但穿越寺院，见寺院的主体建筑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佛殿、观音殿、祖师殿、藏经楼以及僧房前后院等，保存尚算完好，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依山布局，殿宇宏敞，结构精巧，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的辉煌。原来原来此座古寺创建自唐代，开山始祖为四祖师石头和尚，其为由来已久的佛教“临济正宗”圣地，算得上是一座千年古刹。寺院后毁，至南宋绍兴年间重建，元大德二年（1298年）又毁于兵火。明弘治七年（1494年）合州知州金祺重建，至明末因战火再废，时距黄义明临此尚未久，因此其登临时见到的只是一座半残的古刹。

出得护国寺后门，但见道左有草屋一间，屋前有山泉一口及半亩菜地。黄义明道：此屋中所住，必是傅神医了。遂整衣扣门，问傳神医在否？两位随从则手捧礼盒。扣门未久，但见一位相貌清瘦、身材高挑、头戴儒生方巾、年逾六秩的老人前来开门，口中并答道：在下傅青主，不知何方贵客来访？黄义明连忙叫随从送上礼盒，并做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而傅青主听罢黄义明所述来意，知黄义明乃为救明殉身的李定国末徒，及拯川民于水火的乐山邦邦主后，敬意有加。连声说道：黄将军只身入川，创建乐山城邦救川民于水火，百姓皆传颂。今杨将军有难，我岂能不救。随即便收拾行装，欲随黄义民下山。但是他向黄义明表示：行前须向忠义祠告祭。黄义明诺声连连。

2023年9月4日校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