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子赵一 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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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节俭

康熙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康熙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康熙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推广西药

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狩猎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养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帝认为人若想长寿，不能靠服食所谓的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这也是他养生之道的核心。在饮食起居方面，康熙帝有一系列的主张和论述。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认为：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人们都应该养成干净整洁的好习惯。如果平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么清爽之气便会附着于身，否则自身的清明之气就会逐渐被污秽之气所取代。康熙帝虽提倡洁净，但也反对太过洁净而成癖。

三、饮酒有度，反对抽烟。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此外，康熙帝也厌恶抽烟之人。他认为烟酒对健康的伤害很大，并告诫群臣要远离烟酒。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认为一个人若想做到神静心和，必须坚定自己的意志，不意气用事。心态自然平和，心志就不会因外界事物的干扰而动摇，就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杂念。若杂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审，感情和顺，自然身健长寿。此外，康熙帝还劝诫后人要心怀宽广，他在《庭训格言》中说：“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把心胸放得宽坦一些，让心气平和一些，才能颐养天年。[1]

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

爱新觉罗·胤禛（1678.12.13—1735.10.08），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同时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其第四子弘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诚仁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储位的传奇猜疑很多。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着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