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為文之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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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之最難者，莫過於恒也。夫舉歷代之文家，大多乃恒也。縱有一時之絕筆，然無其學之、無所恒之，豈有千古之名乎？昔李太白之詩稿，每生其文，皆孜孜以誠而改之，時人慕之而欲見也。然白之天分獨高而名重，若無恒焉有今日之名乎？即出世謝表于公侯，而人歎曰：“此亦楊雄、曹植之所複生也。”及賀知章覽《蜀道難》，更為唱和，“公豈乃太白星精耶！”時中所語，由見白之天資，及之所恒者，其數十年而作之而改之，試問若無此，白之文名焉如今日？！故其所見為文之事，固有天分使然，然後天之習力亦為所重矣。趙宋之蘇東坡，背《漢書》一字而不漏，其首以篇第，以行，以字，有人得見乃曰：“東坡之天分，尚猶如此！何懶讀書乎？”此亦強文博士之才，歷代所為之絕有也。

夫觀乎歷代之文士者，莫不是以讀書為志，雖時為政，閒暇而為之詩文，竟得名於後世，不愧為才士也。常理論作家者，處卑賤時書其文，乃得其妙，而富貴者失靈性反不能，處其境得切身之痛，乃和歌作賦不得其庸俗也。固人世之圖溫飽者，發泣血之言，而文者聞之痛之，執筆作之，乃生其文。然文之貴賤，必才學識才可以就明之，為者作之改之，讀者讀之品之，方有情趣所動。杜子美所擬之《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試問其花可濺淚乎？恨時鳥豈驚心耶！此景觸而生情，猶為悲歎矣。此學才識情之所明之矣。至於恒文之事，實在其志也。予數年欲作小說，然書作擬有十餘個，竟無一書而畢也。或則三四章，或可幾萬字，興之所以為其書，敗之所以歷年而不為，此予為其心也。若有心事之，焉得如此。今人所言：“空言切之於無用，還須實事中之求來。”此言賴非虛也。如其文者，雖有天分之別，但無後天之習力，絕不可成一文士也。前人所作之《傷仲永》即為此理，予焉有何不為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