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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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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王李村的家里,王加根总是感到特别压抑,又脏又乱又差的环境让他觉得恶心。

各种农具家什随意乱丢,坛坛罐罐到处都是。屋顶和墙面结满了蛛网、落满了扬尘。桌椅板凳、地面和门口的石礅上,随处可见鸡屎、鸽子屎、燕子屎和老鼠屎。卧房里则散发出霉烂、化肥农药、屎臭尿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再加上小孩扯起嗓子满脸通红地哭号,吵得人心烦意乱。

出门转转,村子里也没什么变化。拆了几栋旧房子,做了几栋新房子。认识的乡亲越发老了,小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还有那些新近嫁来的媳妇,他都不认识。门口塘的堤坝重新修整了。池塘边那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碾子还在,巨大的碾磙子常年累月停在碾盘上不动。一群小孩儿正围着碾盘转圈儿,手里拿着石块、砖头或瓦片,沿着碾盘四周凸起的边沿滑动,口里还“呜呜呜”“突突突”地模仿着汽车或者拖拉机跑动的声音。这游戏王加根小时候也玩过,现在见到,觉得特别亲切和有趣。

转到皮匠三爷家门前,老俩口非常热情地与加根打招呼,让凳子他坐。王加根赶紧把特意买的纸烟拿出来,向皮匠三爷和皮匠三婆敬烟。相邻几家的老头儿老太太看见加根,也都凑过来,搭腔拉话。王加根逐一把纸烟散给他们。

交谈中,加根得知他的好几个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死了。这让他感到很吃惊。同村绰号为黑货的小伙伴去宜昌打工,在葛洲坝建设工地上失足,掉进几十米深的坑里摔死了。邻村李家岗的一个同学,应征飞行员,初试和复试均已通过,但在最后环节被淘汰。因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感觉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脸面,最后悬梁自尽了。

“二瘌痢在广州被公安局抓了!你听说过没有?”皮匠三爷又转移话题,神秘兮兮地问加根。

王加根惊讶地摇摇头,问:“他犯了什么事?”

“好像是偷东西,也有人说是卖假货坑蒙拐骗。他这小混蛋向来不正搞,进号子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的必然。”皮匠三爷如哲学家一般地断言,“他爸妈现在后悔了,说当初不该让他去广州学开汽车,应该让他把中学读完。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悔之晚矣!”

有人不认同皮匠三爷的观点:“读书考不上学还不是瞎的?王李村这么多年也就考取了一个加根。考不上大专中专,上完中学还是回家种田,种田能有什么出息?现在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还卖不出去。您老没有听说吗?到粮店卖稻谷要指标,凭票卖。妈的,粮食卖给国家还要凭票,成了狗屎!”

……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也说起了他们的烦心事。前不久,他们往自家的责任田里车水,要从别人家的责任田里经过。别人死活不借道儿,说是把田里的肥泥巴冲走了,影响稻谷的收成。两家因此大闹了一场,差点儿打起来。现在,家里还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早稻快成熟了,收割完早稻,就要犁田,准备插晚稻秧。恰在这个时候,几家共用的耕牛受伤了。这头牛是分田到户时分给王厚义、皮匠三爷和本家二爹三家共有的。前天,本家叔叔用牛犁田时,牛脚掌被锋利的耙齿扎了。伤口有两三寸深,牛的整条后腿都肿了。昨天请兽医来看过,说牛伤最少得一个月才能治愈。这一个月,是断不可勉强使用的。

“明知道牛已经受伤,他还让牛犁了几个小时的田。你说他的心狠不狠?”胡月娥愤愤不平地抨击本家叔叔,“现在搞得好,三家都用不成。皮匠三爷昨天找本家二爹扯皮,骂他们家狼心狗肺。两家大吵大闹,讲了一口。但吵闹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把牛的伤吵好。皮匠三爷只好去找亲家借牛,本家二爹也去找亲戚借牛了。只有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这些事情王加根爱莫能助。他突然意识到,当今农村,牛有时比人还要金贵。

吃过晚饭,王厚义搬起竹床,到屋侧边的风口子那儿乘凉。胡月娥抱着加花,牵着加叶紧随其后。加根则把家里的竹躺椅搬到门口,一个人坐在那儿。奶奶可能因为白天太累,已经早早地睡下了。

王加根靠在躺椅上,望着满天的繁星和弯弯的月牙儿发呆。四周不时传来蟋蟀的鸣叫和青蛙的鼓噪声,盛夏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他撇开私心杂念,置身这种久违的纳凉氛围,享受故乡夏夜的深沉与恬静。可是,耳边又响起蚊子嘤嘤嗡嗡的叫声。它们不时狡猾地落在加根的身上,出其不意地叮咬一口。他恼火至极。感觉到疼痛,就“啪”地一巴掌打过去,恨不得把蚊子拍成肉泥。蚊子却在他的巴掌到来之前飞走了,挨打的地方反而火辣辣的疼。

正在加根跟蚊子搏斗,对这些讨厌的家伙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黑暗的屋子里走出一个颤巍巍的身影。

那身影缓慢地挪动着,脚步忽高忽低,如同在探路一般,慢腾腾地靠近躺椅。加根知道这是奶奶。老人家来到加根的身边,一手扶着椅靠,一手摇动蒲扇,轻轻地拍打在孙儿的身上。蚊子被赶走了,扇子拍打在身上,不痛也不痒,怪舒服的。多么熟悉啊!儿时的王加根,夏夜躺在石板上或者竹床上,奶奶总是坐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扇着扇子,赶蚊子,送清风,一直到他进入梦乡。

王加根的眼睛湿润了,还是强忍着哽咽,没有哭出声来。

因为畈里的农活不多,王加根第二天没有跟着王厚义胡月娥一起下地,而是在家里做卫生、清场、干家务活,帮助奶奶干一些老人家干不动的体力活儿。恰逢晴天,他把奶奶的床单、被褥、蚊帐、棉衣全部清洗了,把床上发霉的稻草换了。和以往一样,为奶奶剪了脚趾甲,修理了搭板、便桶和衣柜。忙完这些,他就去双峰管理区买菜割肉,弄一些奶奶吃得动的菜肴。

加根他奶身板硬朗的时候,做饭的厨艺在王李村无人能比。贴锅蒸的小麦粑、劲道好的手擀面,都给加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都口水直流。可是,奶奶如今老了,和不动面了,更没有力气滚动那一米多长的擀面杖。现在做面食,多半是疙瘩汤,或者面籽羹。

加根准备做刀削面给奶奶吃。他把面和成团之后,用菜刀一片片地往锅里削,奶奶感觉很神奇。老人家还没有见过用刀削面的。

削面煮好后,加根给奶奶盛了一大碗。奶奶吃了几口,就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孙儿能干,说刀削面就是好吃。有劲道,又吃得动,不像疙瘩汤和面籽羹,嚼在口里如一团泥巴。

到了下午,天热起来了,加根就变着法儿做冷饮。他用淀粉、醋和白糖冲凉粉,奶奶喝下一碗后,夸这东西好,不用嚼,刺溜一下,就滑进去了,到了肚子里透心儿凉。吃过加根做的糖拌蕃茄,奶奶说汁水特别好喝,像是桔子罐头……

听到奶奶的夸奖,看到奶奶吃得那么开心,加根特别有成就感。但家里两个小孩的哭闹,又让他感到心烦。一会儿大的哭,一会儿小的闹。刚哄好了这个,另一个又开锣了。有时两个小孩同时哭号,吵得人就要发疯。加叶有时还知道说饿了、渴了或者哪儿不舒服,加花又不会讲话,只是扯起嗓子号啕,让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

王加根耐着性子在家里呆了五天。

第六天,他必须走了。因为惦记着方红梅调动的事情,他想去孝天市教育局和花园区教育组看看情况。

奶奶听说孙儿要走,浑浊的眼里满是忧郁。老人家把加根拉进她的卧室,从枕套里翻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些零角票,大概有两块钱的样子。老人家把钱急急地塞给加根,叫他拿去用。又说,家里的小剪刀钝了,不好用,叫他下次回家时,买一把带回。

加根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他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些零钱,骑上自行车赶到杨岗街上。跑了供销社和几家小商店,都没有买到小剪刀。就用奶奶给的钱和他自己身上的钱,买了一斤红糖、一盒蛋糕、一瓶罐头和四个皮蛋。

加根返回王李村,把这些东西交给奶奶时,老人家一个劲地责备他乱花钱,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接受。

加林带着复杂的心情与奶奶告别。骑车到了花园镇,他顾不上回牌坊中学,直接去了花园区教育组,询问红梅的调令来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教育组长刘福民没好气地回答,“教师调令一般都是八月份来,而且多半是在八月中下旬。再说,你女朋友的调令也不可能发到我们这里,应该发到肖港区教育组。”

“那舒建新的调令来了没有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调令最起码要等到八月份。”

王加根说了声谢谢,失望地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他才发现自己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手头没钱了。别说跑调动,这段日子过生活都成问题。好在从王李村拿了半袋子大米和一些新鲜蔬菜,可以应付一阵子。他必须靠这些东西和不到一元钱的现金,维持到十五号,等着领七个月份的工资。

好吧!这段日子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学校里看书写文章,晚上还可以去办公室去看电视连续剧《血疑》。这部从日本引进的电视连续剧眼下正在中国热播。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个少男少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更是成了追星族们热捧的对象。方红梅曾不无骄傲地告诉王加根,方湾中学好多教师都说她长得像山口百惠。

本来,王加根也想过去方湾中学,或者去菜园子村红梅家,但徐磊曾说过的一段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徐磊有一次与王加根聊天,说自己每次回家过周末,他弟弟妹妹都会揶揄他,嘲笑他,说他回家“吃血汗”,白吃白喝,揩家里的油。

王加根听后,最初感觉徐磊的弟妹有点儿过分,口无遮拦,说话太伤人,但事后想想,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后,每次回家时间呆长了,比方在保定白素珍那儿住了个把月,他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虽然是亲人,但自己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劳而获,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就感觉心里有愧。任何时候,吃自己的,用自己的,心里才坦荡,说出去也硬气。每次去方湾中学或者红梅家里,他又没交生活费,时间住久了,自然感觉心里不美气。所以,他决定坚守牌坊中学,一直等到领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跑方红梅的调动。

八月二十二日是方红梅二十一岁生日。巧的是,这天下午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调令。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手续。毫不夸张地讲,她和王加林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

先是拿着孝天市教育局下的调令和肖港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到肖港区政府开《行政介绍信》。再把《行政介绍信》送到孝天市教育局人事股,要求开具《分工介绍信》。《分工介绍信》送到肖港区教育组后,又凭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前往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到当地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迁移证》,到银行办理《工资关系迁移证》。然后,把这三个迁移证和孝天市教育局的《分工介绍信》一起送到花园区教育组,手续才算基本跑完了。

下一步,就是等候花园区教育组给方红梅安排工作单位。

王加根已经向花园教育组提出了把方红梅分到牌坊中学的要求,但刘福民没有表态。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重申这事需要研究,并一再强调,作好去陡山中学的思想准备。

他回到牌坊中学与方红梅谈起这件事,红梅一脸的不高兴,嘟哝着说:“要是把我分到陡山中学,我就不去上班。返回方湾中学当一个没有编制的代课教师。”

加根知道红梅肯定不会这么做。她这样讲,多半是在激将他,要他赶紧想办法,托人去花园区教育组说情。

能找谁呢?只有找牌坊中学领导了,让丁胜安去向刘福民要人。

王加根对丁胜安说:“调我女朋友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安心地工作。好不容易把她调到花园区来了,又让她去陡山中学,两个人还是不在一起。这种调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区教育组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多给教师一点儿人文关怀!”

丁胜安觉得加根讲的不无道理,拍着胸脯表态:“这事交给我。我去搞定刘福民。”

王加根非常感动,承诺这件事情办成后,一定请学校领导喝酒。

丁胜安骑上自行车,满怀信心地去了花园区教育组。几个小时后,他又神情沮丧地回来了,耷拉着脑袋,如晒蔫了的茄子。

他对王加根和方红梅说:“刘组长说了,你们还没有结婚,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他还是坚持让小方去陡山中学,说陡山中学师资力量薄弱。等你们将来结婚了,教育组再把你们调到一起。”

方红梅听到此,如泄气的皮球,一脸的悲观失望。

王加根先是眉头紧锁,后来脑子里灵光一现,表现得非常兴奋。他追问丁胜安:“刘福民的意思是说,只有我和小方结婚了,就能够把她安排到牌坊中学?”

丁胜安回答:“估计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我马上去找刘福民。只要他刘组长说话算数,小方就肯定能分到牌坊中学。”王加根胸有成竹地这样讲,显得自己特别有把握,“结婚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算真正结了婚?结婚并不是看有没有举行婚礼,而是看领没领取结婚证。我和方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书,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法律上对此有明文规定。”

第二天,王加根揣着上次为了人工流产而领的《婚姻证明书》,去花园区教育组找刘福民,据理力争。

刘福民理屈词穷,再也找不出故意刁难的借口,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把方红梅分配到了牌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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