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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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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青年没有单独的户口簿,使用的都是单位的集体户口本。他们领结婚证时,必须由工作单位出具证明,证明其年龄和婚姻状况。

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未婚,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而他还不足二十周岁。怎么办?只能说好话求情,让校长丁胜安开证明时把年龄写大些了。

我们都知道,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他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二话没说,就开了个“虚假证明”。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揣着结婚证,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他们视为救命稻草的《婚姻证明书》,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还要单位开证明,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

这么麻烦啊!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自己的丑事么?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两人听过之后,如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

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里休息,自己骑着自行车找到校长丁胜安的家里。运气还不错,丁胜安正好在。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赵乾坤和邹肖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抹“扯胡”。屋子里烟雾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必须重开。

“真麻烦!”正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自己把证明写好,我来盖章!”

听到这句话,王加根灵机一动。他拿出一张白纸,对丁胜安说:“我没有带钢笔。您干脆先把章盖上,我自己回去写。”

丁胜安没有任何顾虑,喊他老婆把他的皮包拿过来。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往王加根的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

王加根喜出望外,道过谢,赶紧告辞离开了。

回牌坊中学自己开好证明后,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又开始审问:“既然是第一胎,干嘛要打掉呢?”

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老公要搞自学考试,两人都在奔文凭,想晚两年再要孩子。

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于是拿起钢笔,开了人工流产的处方,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去交钱。

二十元!方红梅虽然觉得有点儿贵,心里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有一种“终于可以刮掉”的喜悦。交完钱回到妇产科,她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一下子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王加根肯定想要这个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他怎么舍得扼杀掉啊!方红梅本想过去劝慰他几句,但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也就放弃了这种打算。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履沉重地走进了手术室。

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麻木不仁,按部就班地忙碌着。

方红梅踏上手术台的垫板,双腿不禁微微发抖,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她平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闭上眼睛。

“把吸引器拿过来!”女医生吩咐女护士。

接着,方红梅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她浑身肌肉突然收紧。吸引器伸进下体之后,如同一把刀子在腹腔里剐,在抽血,在割肉。那简直就是绞肉机,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王加根,你来呀!让我抓紧你的手。你来呀!王加根。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

“你几个月了?”女医生突然发问,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

方红梅睁开眼睛,微微偏过头:“两三个月吧。”

“做女人真是难。你这多遭罪啊!”女医生絮絮叨叨,“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哪里管女人的死活!”

胀痛难忍。方红梅禁不住呻吟起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快完了吗?”

“快完了?”年轻女护士没好气地回答,“才开始呢。”

女医生白了那护士一眼,又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儿。有点痛啊!你再忍忍。”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吧!为了保全名声,就算是疼死,自己也认了。

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告诉她:“好了。”

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穿好衣服,缓慢地走出手术室。

王加根迅速迎了上去,扶着她,缓步走下楼梯,走出医院,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

“我直接坐车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方红梅说。

加根有点儿担心:“你行吗?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去。”

“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今天必须回去。”方红梅坚持要走,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

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王加根买好车票,把方红梅送进站台,送上列车。

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在王加根的视野里慢慢消失的时候,他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失声痛哭起来。刚才在医院里,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他就一直想哭。只是因为人多眼杂,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但心上却早已是泪流成河。他骂自己是混蛋,骂自己没有用。有女人爱,却没有能力娶别人。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勇气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人吗?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了的孩子?”他痛骂着自己,又想起了他爸和胡月娥。

二十天之前,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加花。

据加林他奶讲,加花出生时,胡月娥和上次一样,又是号啕大哭,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没有生个儿子。

王厚义和胡月娥连结婚证都没有领,只是请王李村的父老乡亲到家里吃了一餐饭,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生小孩,生了一个,又生一个。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领取《婚姻证明书》,是受法律保护的名正言顺的夫妻。但是,因为没有能力举办婚礼,缺少一个仪式,他们怀了孩子也不敢生,只有残酷无情地打掉。不该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生;该生的,却要偷偷摸摸地引产。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法律在世俗和舆论面前,该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王厚义四十六岁还在生小孩,我二十岁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加根想起这一点,就觉得自己特别窝囊,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用,枉为男人。他不敢生小孩,还不是因为穷!拿不出钱来举办婚礼,向世人昭示他与方红梅的夫妻关系。

加根他奶曾气呼呼地告诉他,因为王厚义和胡月娥再次超生,村里罚了他们五百元钱。厚义把拆老宅时多余的木料全部卖光了,才凑齐这笔巨款,交给了村里。

五百元啊!王加根一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如果家里能给他五百元,他就能把结婚所需的东西置办齐,然后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方红梅自然就不用去做工人流产。他那可怜的没有见过面的亲骨肉,就能正大光明地来到人世间。然而,他每次回到王李村,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他面前叫穷。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情真意切的样子,让任何人见了都觉得可怜。以至于王加根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家里买农药和化肥。

儿子要结婚,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为了交超生罚款,他们一出手就是五百元!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寒。

与此同时,坐在列车上的方红梅同样感觉万箭穿心。

她在孝天火车站下车后,挤一路公交车到了孝天市汽车站。买好到方湾的车票后,这才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坐了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酸软无力,整个人如同垮掉的一摊乱泥。正当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搡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见到了马静灿烂的笑脸,还有与马静并肩而站、推着一辆崭新“凤凰”牌自行车的周哲凡。

“这么巧!你也回方湾?”马静大大咧咧地问。

方红梅笑着点点头。

马静说,她周末去武汉玩了两天。地区教院组织老师们去武大和华师参观,食宿和车费都由单位出,小周就让她跟着一起去玩。

方红梅已经听说过,周哲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他和马静准备今年“五一”结婚,新家就安在孝天城。望着眼前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她更觉得自己孤独和可怜。为什么别人的生活能够那么幸福和美满,而我却总是那么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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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哲凡把他曾经爱过的两个女人送到进站口,向她们挥手告别,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汽车站。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马静的嘴巴一刻也不闲着,说的都是她和周哲凡的事情。

“小周在教院分了一套二的房子,粉刷得特别好。我们结婚的家具全部是小周家里打的,做油漆就花了一百多块钱。电视机、冰箱和落地扇也是小周家买的,我家只负责床上用品。小周原先准备拿两百块钱去撕布做衣服。我说,你可真够大方的!两百块钱也拿得出手?两百块钱买我一个人的衣服都不够!”马静不无骄傲地津津乐道,“我妈嘱咐我,趁现在多要点衣服,不然将来结婚之后想要就难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家放放血。不听我的,有他好看的!”

方红梅已经去马静的房间看过她家准备的床上用品,还有她去武汉买回的衣服。四床被子都是洋布被里,缎子被面,新打的棉絮。羊毛毯,尼龙蚊帐,绣花枕头。两对新买的皮箱里装满了内衣、连衣裙、春装、呢子大衣等各种服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人比人,气死人啊!看过马静阔气的嫁妆,方红梅脑子里已经是一桶浆糊,现在听着马静的炫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一个刚刚做过人工流产的未婚孕妇。她们曾经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她们被同一个男人爱过——不同的选择,导致了眼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方红梅后悔么?实事求是地讲,她对自己没有选择周哲凡并不后悔。她不喜欢他,更不爱他,对他没有感觉。无论他家多么富有,她也不会嫁给他。爱情不是商品,不可能用金钱来买卖。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姑娘,必须服从内心的意志,必须顺应天定的缘分,找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男人。这一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改变。她之所以不舒服,之所以感到失落,还是因为王加根的家庭。简单地讲,她不是生王加根的气,而是生加根父母的气。同样是养儿子,同样是当父亲。周东明为了儿子的婚事,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而王厚义呢?对加根的婚事从不过问,总是装聋作哑,不打算花一分钱。这让方红梅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还有,马静每次去周哲凡家,总会享受众星捧月一样的待遇。周哲凡的父母对她百般怜爱,嘘寒问暖,好吃好喝侍候。夏天电风扇对着她吹,防暑降温的饮品送到她手里。冬天热水袋她一个人用,哲凡他妈晚上还总是起来给她捂被子。大小事情都不让马静动手,逢年过节还会送她红包和各种各样的礼物。

方红梅也去过王李村。在王加根家里,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生人。王厚义和胡月娥口里叫得热闹,却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东西,更谈不上红包。无论是第一次去加根家,还是暑假在加根家里当牛做马地干家务,抑或是今年春节去加根家里拜年,王厚义和胡月娥都没有任何表示。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的礼节,他们都装作不知道。好像她不是王加根的女朋友,更不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

春节期间,方红梅在王李村遇到了加根的四婶——一个未满三十岁就死了丈夫的寡妇。春芝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过春节,到王李村给她外婆胡太婆拜年,顺便到加根家里,与方红梅不期而遇。

春芝虽然新近丧夫,但人还是表现得比较坚强。她在加根家里忙进忙出,主动找事干,很少有闲着的时候。言谈举止得体,一看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唉,人好命不好!老天爷总是在人世间弄出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事。因为第一次见到方红梅,春芝送给红梅一条红围巾——这也是她在王李村收到的唯一礼物。

寒假快结束时,方红梅从王李村回到了方湾的家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听说她春节去过男朋友家,都来到她家里,围着她起哄。

大家如同审问罪犯一样,问这问那。小王的家人对她好不好?待她亲不亲热?第一次上门给了她什么东西?送了她多大的红包?

方红梅臊得满脸通红,既难为情,又尴尬,不知该如何作答。她说自己不是第一次上门,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至于礼品和红包,她只能拿出那条红围巾。

“就一条围巾啊?也太小气,太抠门了吧!”

“怎么说也得买一件衣服,撕一块布料吧!现在农村姑娘去亲妈家上门,都能得到呢子大衣呢。”

……

方红梅于是为王加根申辩。说他家条件比较差,上有老,下有小,又没什么出产。说王加根平时还是送了她不少东西,有折叠伞、鞋子、衬衣等等。

“没见过你这样的傻丫头!没价值!还没过门呢,就为婆家说上好话了。也不害羞,不怕丑!”大家异口同声地对红梅进行围攻,“你以后也会变得跟小王一样小气的,走着瞧!”

方红梅哭笑不得,内心里还是在为王加根开脱。

不过,现在听着马静的叨唠,她似乎觉得自己是有点儿傻。我那么爱他,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了他,都怀上了他的孩子。他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吧?他家不管怎么穷,也不至于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吧?说来说去,就是缺少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方红梅心里有点儿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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