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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白大货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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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五人中,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那男人姓万,满脸麻子,据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万姓男人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了家乡,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

待大货他妈和万姓男人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白大货与他继父之间又开始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地步。

大货他妈伤心至极。

这个曾经抛夫弃子、罪孽深重的女人,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不会重蹈覆辙,让过去的悲剧重演。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去继承她前夫——也就是大货他爸留下的遗产,领白家的门户。

万安村和白沙铺都在瀤河岸边,相距不是很远。沿河堤步行,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面的姐姐、三弟和外甥女加枝。

亲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现在回白沙铺了,他们又统一把姓氏改了过来,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不再姓王了。

一度惨遭“灭门”的白家开始兴旺起来,紧锁了多年的“鬼屋”重现生机。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自己则住到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

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姐弟三人开始同进同出,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加枝有时跟着妈妈,有时跟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玩儿。

每天收工之后,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素珍回家洗米煮饭,大货就逗小外甥女加枝。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货脑瓜子活泛,人比较聪明,也舍得吃苦做事,但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喜欢抹牌赌钱。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得无聊,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抹长牌,推牌九,天天以此为乐,慢慢就嗜赌成性了。回白沙铺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结交了一批牌场“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

为这事,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但大货丝毫也不为之所动,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个喜欢玩,一个喜欢说,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磕磕碰碰的。到年终结算时,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由于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年终结算是余粮户,能够领到余粮款。可是,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被大货领走了。她找大货要那钱,大货又声称自己用那钱偿还了赌债。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第二年秋天,在正源他爸的积极推荐下,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以及在他面前的指手画脚。背地里,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他经常把姐姐与《白蛇传》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

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

接下来,白大货恋爱了。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叫沙桂英。沙桂英也是白沙铺街上人,她父亲早已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马上就爱得死去活来,如胶似漆。没出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可那么一幢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鬼屋”,挤住着他们姐弟三人和加枝,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

沙桂英不高兴了。她开始激将白大货:“要不,你倒插门到我家,当上门女婿算了。”

白大货当然不愿意。回过头想想,他又觉得憋屈: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素珍结婚后,是出了嫁的姑娘,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凭什么回白沙铺占据生父留下的房产?我是白家长子,祖宗留下的财产,理应由我来继承。

白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在家里的桌椅板凳、扁担箩筐、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宣誓“主权”。

白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为了家庭的和睦,没有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木脚盆,准备给加枝洗澡时,却发现脚盆底上赫然写着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她的脑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揣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白大货也不再顾忌什么了,跳起来回敬道:“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散架了。

姐弟俩由前期的路人,变成了仇人。

这样的日子,让人多么难堪,叫人多么难熬啊!白素珍有时感叹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老是不给她容身之地。亲生父母的遗弃,王厚义的威逼,现在又是弟弟大货的排挤。

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儿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

白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听得眼眶发热,摇头,叹气,深表同情。

从孝天县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接收白素珍。白素珍又说,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必须带在身边。

“这绝对不行!”领导态度异常坚决,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开什么玩笑!去陕西的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枝怎么办?

交给三货么?三货老实本分,对姐姐百依百顺,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但是,三货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

思来想去,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那里有加根,有奶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把她送到王李村,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

就这样,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

然后,她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了火热的“三线”建设当中。

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红砖瓦房。

“钱呢?建房的钱哪儿来?”三货不解地问。

“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债。”白大货回答说,“将来房子建成后,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

白三货想了想,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老宅确实太破了,下雨到处漏水,刮风四面透风。既抵不了严寒,也挡不住酷暑。如果不拆了重做,大哥在这里结婚也太不像样子。

兄弟俩统一意见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借钱,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钱,开始拆旧宅、建新房。

新房建成之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

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两人到处散布消息、送请帖。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同生产队的社员、白沙铺小学的老师、公社印刷厂的同事,他们个个都邀请。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了电报。他甚至不辞劳苦,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二货在肖港公社,素华在陡岗公社,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

多么好啊!借自己结婚之际,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还可以让他们与亲生母亲重逢。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想起那种久别重逢、亲人团聚的场面,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了。

不过,他母亲并没领他的情,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只是让与他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妹去捧场,凑个热闹。这个亏心的女人,不敢面对那些被她抛弃的子女,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从小就咒骂她的大女子素珍。她不愿意在大货的婚礼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样太尴尬,也不吉利。

就这样,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当时的场面,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

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高兴得老泪纵横。白家后继有人,她那撞火车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高兴之余,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家里没钱。即使有钱,王厚义也不会给她。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猪才四五十斤,不到出售的时候,食品站也不会收。鸡到能值几个钱,老人家又舍不得卖。家里量盐买油、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

加根他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老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来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时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不过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时,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的良辰吉日,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加根他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他阴沉着脸,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他说,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加根他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他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三货见此场面,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正源他爸汤队长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就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报名参加了白沙公社建筑队。他也离开白沙铺,到武汉去干泥瓦匠打小工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回来一个噩讯:白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白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WH市。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时,别人提出,必须由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来谈判。白三货尚未结婚,只能由他的父母来谈,兄弟姐妹都不行。白大货于是赶到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他的老母亲重返WH市。

反正人已经死了,所谓谈判,就是商量赔多少钱的问题。大货和他妈开口就要一千元。公交公司拦腰还价,只愿意赔五百。大货猛然记起做房子欠下的六百元债务,就把赔款的底价锁定在六百元。又经过了几轮谈判,最后在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调解下,公交公司答应了六百元的赔款要求。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白大货和他妈就打道回府了。他用那六百元现金还清了做房子欠下的账债,再才发电报给姐姐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消息。

事实上,如果白大货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是应该追究肇事司机刑事责任的。

据三货的工友讲,那天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牢牢地夹住,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了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

工友们把三货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听说过这些情况,白大货当然很生气,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诈唬了几句,并没有提出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他心里很清楚,一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到他姐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他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他只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拿到赔款。而处理此事的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公交公司赔款六百元,就草草地结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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