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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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吴玉花的事，应该先说她妈。

我是1975年春天进厂的。刚进厂就听到一句话：“吴玉花她妈又来了！”这句话流传很广，但当时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时间久了才知道。

金工车间有个女工叫吴玉花，家是城里的，虽然家是城里的，但她家姊妹多，生活困难，她妈留她到二十四五岁了还不让结婚。当时没提倡“晚婚晚育”，这么大年纪没结婚确实不正常。说起来，她妈这么做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她在家里多呆几年帮着拉扯弟妹。而且，工资要全交到家里，一分钱也不给她留。有时发了工资不是不想给她妈，只想多呆会儿暖暖手，那怕一两天也行，就这样她妈也不让。

厂里几号发工资她妈知道，这天一定堵在厂门口，非把工资要到手不可。

车间的人知道了以后，到了要发工资就吓唬她：“吴玉花，你妈又来了！”如果这时正是下班时间，大家都朝厂外走，她就一副东张西望、惊慌失措的样子，怕被她妈堵上。

这件事很快就在厂里传开了，变成上面这句话。

结婚后曾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她妈来要过钱不假，但只来过一两次，都是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不是每个月都来，所以传成这个样了是有人故意出她洋相，具体是谁说她心里有数，也就不再问她。

我知道，她和妈关系不好，她这么说肯定是真的，不可能袒护她妈，一定是实际情况。何况那句话，也只是开玩笑，对她没有恶意，要说有恶意也说妈她太霸道。

传来传去也就图个乐子。

再说我父亲。我弟兄三个，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那年我二十岁，二弟十九岁，三弟十七岁，都是干活的年纪，也都下学在家。那年父亲通过关系搞到一个“亦工亦农”名额（这件是我知道来龙去脉，后面再说），我们兄弟三个可以有一个进城当工人。当时不比现在，城乡差距很大，农民就是农民，不可能平白无故进城当工人。想进厂当工人要通过一定渠道，“亦工亦农”就是渠道之一。但这事有点蹊跷，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怎么会网开一面，有这种渠道？以后才朦朦胧胧觉得可能社会发展到七十年代，虽说经历了“问个”，但工商业还是得到一定发展，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需要有人来工作。可因为我们县城小，没有那么多非农业户口的人来顶这些岗位，才想了这个办法，有计划地在农村招工。

对农村青年来说，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因为只有当上“亦工亦农”合同工，除了户口还在农村，其它方面和正式工一样待遇。生产队也合适，就是当了工人，但因为是“亦工亦农”，就要往生产队交钱买工分。当时都穷，生产队穷的叮当响，只要有人“亦工亦农”，生产队才有“活”钱。

刚听到这个政策，人们趋之若骛，都想进城当工人，后来才冷静下来。原来招工名额很有限，分到各公社也就三五个，再到各大队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有的大队好几年都分不到一个。大多数人都没了希望，白高兴一场，能坚持下来搞到名额的只有像父亲这种人。

他是那种在农村称为“能人”的人。不但是大队委员，还兼着小队会计，上上下下都走得通，这才搞到名额。就是这样也不容易，我们全家都了解，就拿着格外贵见，想把这个名额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当时在农村，到了二十岁就有人上门提亲，就是说媳妇，但有个先决条件男方必须要盖四间砖瓦到顶的新房，像现在结婚要买楼买车一样，盖了房子才有资格谈婚论嫁。这是件大事儿许多人家都倾其所有，还欠下许多债，大部分娶媳妇的都是先借钱盖房，以后再慢慢还。父亲虽然有些官职，但毕竟太小了，盖四间房子也不是件轻松事，何况他有三个儿子，要盖十二间。

就把当工人和说媳妇的事拉扯到一起，召集我们开会。

当时就兴开会，有段日子，开工前要在地头念一段报纸才干活。形势严竣时，收了工吃了饭也要到大队部、小队部听会，经常把“四类分子”拉出来斗一斗。到了年终决算更要开会，主要讲大好形势，这种会因为参加的人多，一般在小场院里，打着类笼火把，摆上桌子，上面有盏罩子灯，讲完大好形势，父亲和队长就把当年各家收支情况念一遍。一般父亲念，队长负责总结当年工作布置明年任务。可能受此影响，父亲也想把这件事用开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视正听。

毕竟三个儿子年龄差不多，陆续都要说媳妇了，这才公平合理。不过，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有点模糊，不是事情本身，是时间上模糊。我是五月份进厂的，当时天气还不算热，蚊子、苍蝇、小咬之类的应该不算多，但开会前父亲却在院里点了两条艾草辨子薰蚊虫。晚饭也是在院里吃的，吃罢饭，母亲收拾完碗筷，刚要把小饭桌搬到屋里，被父亲阻止了，说，“留着，我还有用。”又叫母亲烧了开水，沏了壶茶，一把茶壶四个茶碗，招呼我们兄弟三个朝前凑了凑。

父亲说：“现在咱开个会……”然后就把他搞到一个名额，我们弟兄三个要有一个人到城里当工人的事说了。父亲还叫大家发言，说谁想去也行，说说各自的理由，我们三个虽然谁都想去，可碍着情面谁也不说话。父亲又说：“现在就一个名额，你们三个谁去也行，但有一条必须说明白，就是不管谁去家里就不给他盖房子了，很自然媳妇也是自己在外面找！”还压低声音——“告诉你们，在厂里只要能找到正式工当老婆，不但厂里给分房子，听说以后生的孩子也是非农业户口……当然，这就要看谁有这个本事了！”

二弟三弟还是不说话，可能一开始父亲话里话外的就说这个名额是给我搞的，他们不想跟我争。这是其一。其二，可能也觉得就是当了工人也没把握找到媳妇吧？最主要我是大哥，他们不想跟我争。

父亲又看我。

我也没谦虚，说：“那就我去吧！”

父亲ma上说：“好。你去就你去，刚才的话可听清楚了？”

我说：“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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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我进厂当工人是有附加条件的，要自已找媳妇。老家也不给盖房子了。但有件事要强调一下，就是前面说的时间问题，是进厂时说说好的，还是后来父亲又强加的，真记不太清了。最大可能是因为太急了，在当时情况下进城当工人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一激动把时间弄混了。

但据我分折应该是以后说的。

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这些都无关紧要，主要想把事情澄清一下。

没别的意思。

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我和吴玉花所以成为夫妻，也和大多数夫妻一样是条件互补的结果。她年纪大了，又有那么个妈，大家都害怕，不大敢招呼，所以，不好找对象。我呢，虽然年轻，但是临时工，个子又矮，还是干翻砂的，这才条件互补成为夫妻。

话虽这么说，但就具体情况而言，能找到吴玉花做媳妇也不那么容易。

应该说，为找媳妇这件事刚进厂就被兜头泼了瓢冷水。

这要从车间具体情况说起，我们车间大约三四百人，只有两个女的，一个保管一个统计，还都三四十岁了，这也有好处，没有女人比较自由。进厂不久，天就热了，因为女人少，下了班可以在水管上冲一冲，光着腚在沙堆上晒干，也没人管你，少了许多顾虑。

对我可就惨了，没有女的，这媳妇可怎么找？

有几次，都后悔当工人了，觉得上了父亲的当了。别说正式工恐怕临时工也没得找。在老家已经有人给我说媳妇了，还见了两个，有个长得很俊，还拉过手，对我也挺满意的，说好了有了机会在集上见面。可不久父亲就搞到名额，马上把亲退了，连我都没商量。

有段时间，我回家都绕着她的村子走，碰上她没得说。

所以，当听到“吴玉花她妈又来了”这句话之后，又弄清了来龙去脉，还真有点兴奋。这种事农村也有，情况差不多，也是家里姊妹多，闺女又是老大的。爹妈就不让早出嫁，留在家里挣工分，顺便帮着照料弟妹，闺女自然也反抗，具体用什么办法，是不是也和吴玉花似的发了工资不想交给她妈？这事真不清楚，农村又不发工资。再说，我是个小青年，，平时没人和我说这种事，都是在旁边偷听的。喳啦这种事的都是些半大不老的中年妇女也有老太婆，她们拖着长腔说：“闺女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爬墙头！”

津津有味，交头接耳的样子隐藏着巨大密秘。

谁知道呢？我想。也许这也没想，当时年龄小，对女人不怎么向往。进厂以后，年龄大了，想的就比较复杂。可能吴玉花不想给她妈工资和农村闺女爬墙头差不多吧？

都是反抗家里剥削。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一阵子，自已认为抛去丑俊不说，我这种情况还是蛮适合吴玉花的。因为像这种家庭，想摆脱贫困要解决两件事情，一是平常日子要有人帮着干活，二是在经济上要有人接济他们，我恰巧附合这两个条件。一是在生产队我家劳力算多的，家里的活不用我干，这就有时间给她家干活，虽然不知道干什么，总是要干的。顺便说一句，以后我就是这么做的。二是钱的事，农村当然也缺钱，我家也不例外，不过，这种事也要想办法，帮吴玉花家的是小钱，盖房子可是大钱，在这件事上千万别犯胡涂。我记得当时往生产队交九块钱就能买全劳力工分。不过，在买工分这件事上也不一定，村和村队和队都不一样，父亲又是会计，要是把在城里找到媳妇的事和他一说保准能少交点，或者不用交就有钱帮吴玉花家里了。

别看九块钱不多，但生活水平低，后来听她说，城里人每人每月七块钱就算标准生活了，九块钱能抵上一个人。猪肉才七毛多一斤，九块钱能买十多斤猪肉呢！要是把事情做到这份上，和她结婚就水到渠成了，我这么想。当然，也只是这么想，什么也没做。

吴玉花的名字却被我记牢了。

进厂培训是厂里明文规定，施行“学徒制”。金工、钳工、电工、热处理等工种学徒期三年，翻砂、红炉、电气焊等学徒期两年，这期间只准老老实实学徒，想结婚要等到学徒以后。这就为我赢得时间，就是找上媳妇也不能结婚，这事离得还远，不急。

再说，刚从农村来，兴奋点很多，没几天兴趣就转移了，事情就一直拖下来。

真正和她接触差不多快两年了。

这就要提到郝强。我从进厂就和他一间宿舍。这事说来还真有缘分，包括以后发生的事情好像在进厂第一天就决定了。

一块进厂的有五六十人，大家提着铺盖卷站在楼前等着安排宿舍，我记得是先安排了宿舍才开始培训，工作是最后分配的。

有个大高个白脸皮的人分的宿舍，他念名单，念到谁，谁就出来，或者不等出来同车间和宿舍的人就过来把他接走了。到后来办公楼前只孤零零剩下我一个人。我有点担心，但不厉害，知道别人都安排了，不可能不安排我。我看他，他也看我，好像听他说了句：“你这事还真有点麻烦！”

说过，扭头回了办公室。

我没回过神来。

不一会儿又出来，把我叫进去。这才知道他姓卢，是总务科长。

叫我在屋里等着他，他去去就来。

他走后才发现屋里还有个人。

靠着北墙对头放着两张三屉桌，西边桌前坐着个中年女人。刚进来因为光线反差大没看见她，老卢刚走就看见了。

她在打算盘，“噼哩啪啦”，抬起头又低下。把铺盖卷放在刚进门的排椅上，这时，听她说：“买多少钱菜票？”

吃了一惊，不知她问谁？又一看屋里就我一个人，不用说就是问我。我不想买菜票，也不知道进厂还要买菜票。在铺盖卷里有两个咸菜疙瘩，和母亲连夜摊的煎饼，足够对付几天的。再说，我只有五块钱，也不舍不得化。可在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对女人十分敏感，尤其她这种一脸严肃的女人，像是知道我怎么想的。

所以，像是下意识的，连忙拿出钱，买了两块钱菜票。

她看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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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菜票数给我。

呆在屋里无益，来到外面。

老卢出门是向东边去的，看得很清楚，出了门我也向东，走过几间短走廊来到办公楼东边。这时差不多快十点了。五月份的阳光已经很热了，站在阳光里向北面眺望，他向北边去的，那边有很多车间，肯定到车间找人安排我。不可能向南，南边和篮球场连着旁边是片荒芜的地方，里面长满蒿草和杂树，还有灌木丛，有人也能看见，毕竟离得不远，杂草里没有人。

很快就看到他从车间里出来，后面跟着个人，立即回到走廊，在外面遇上不大好。不一会儿就拐进来，看见我在走廊里有点吃惊，他说：“怎么出来了？”

我没说话。

又说：“出来也行，就在这里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叫跟着的人到前面来。无非说了些我是贾清他是郝强之类的话。

对郝强说：“贾清就交给你了！”

他像点了头，也像没点，没说话。

不过，我和他熟悉起来是三个月以后，在这之前，他和我说话不多。

老卢扭身进了办公室。

接下来，必须介绍一下郝强。因为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就想起家里的一张画，这张画，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从我记事就贴在炕头上，我进厂时已经没有了。前几年父亲嫌画太旧，过年打扫卫生，糊墙时用旧报纸糊在里面了。

就是这样，画的形象也能记住。

上面画了三个人，是前些年的“工农兵”形象。刚见郝强就觉得他是画当中那个工人。

那人足有一米八高，穿着蓝帆布工作服，上身敞着怀，红背心上写着“工人”二字，头上戴着蓝帽子，脖上搭条白毛巾，修长的脸儿，微笑中透出刚毅，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我最欣赏他左手撩起衣襟，右手握着带铁环的钢钎的样子。他目视前方，英姿勃发，那样子要多威武有多威武。

郝强和画上的差不多，只是帽子有点不同，画上是方的，他的有点圆，再说他帽子上面也没有眼镜。但也有比画上强的地方。比如画上的没戴手套，那天郝强戴着雪白的手套；还有背心，画上的虽然也是红颜色的，但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褪色，不那么醒目，上面还印着“工人”看着就知道是画，郝强却穿着鲜红的玫瑰色背心，要多鲜亮有多鲜亮。

总而言之，他们的确非常像。

两边的就不用说了，一个“兵”、一个“农”。

那天肯定是看呆了，以至于他大喝一声才回过神来，他说：“你发什么呆，还不快走！”

跟他来到宿舍。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对我并不友好。中午还行，趁他买饭的空儿我打开铺盖卷，拿出煎饼和咸菜疙瘩，又卷起来。他买饭回来，见我吃煎饼，不知客气还是好奇非要用馒头换我的煎饼，只能同意。下午也行，吃了晚饭，他说要去打蓝球问我去不去？看样子，他问“去不去”意思就是想叫我去，就跟他去了蓝球场。

到了晚上临睡前就不行了，这也是我担心的。

主要担心我的铺盖。

来上班前因为走的急，主要家里穷，除了一条包煎饼的包袱和一个大碗为了吃饭。剩下的就是一条褥子、一床被子、一个枕头。褥子是在农村俗称“狗舌头”的那种，又窄又短，看不清颜色，或者本来就没有颜色。被子临来母亲翻洗了，也是旧的，枕头鼓鼓囊囊里面塞满麦糠。这几样东西连同煎饼、大碗、咸菜疙瘩被卷在一起，然后有粗麻绳打了个“十”字又挽个“花”，连扛带背来到厂里。母亲还给我做了条裤子，是用毛巾做的。布票头年就用完了，毛巾不用布票，她到供销社买了七八条毛巾做了条裤子，然后染成黑色。我家离厂三四十里，是步行来的，因为走的早，路上全是露水，连同尘土从裤管差不多到膝盖全打湿了。太阳出来风一吹又干了，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还冒白烟。

尘土干了，朝外散发。

但并不打紧，在办公楼等分配时，已经把裤管的尘土差不多都搓干了，在近处也看不出来。上身的褂子也很新，过年时做的，罩着里里的小棉袄，下身的毛巾裤子里面套了条旧裤子，本来，我不想套，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可母亲说早晨走的早，肯定冷，非叫套，就套上了。脚上的黄胶鞋是过春节买的，比较新。

一块进厂的都穿得不算好，都是来自农村，水平大致相同。铺盖也一样，看大小就知道了，大的被褥厚些，小的薄些，我是中间水平，小的肯定更加惨不忍睹。

这些都不要紧，单看和谁分到一间宿舍。据以后了解，我们来之前，厂里单身宿舍进行过一次大调整，调出很多空房间，和我同来的工友大都四人一组，住进同一间宿舍，这就无所谓了，铺盖孬点好点谁也不嫌谁。就我倒霉，分到郝强的宿舍。

他把我安排在一进门的床上。屋里四张床，闲着两张床，按说，我应该住里面那张床上，那上面只有一个纸箱两双鞋，可没安排我也没要求。在这张床上虽然正对着门，风大，也比和他对着床好，他可能也是嫌弃我才这么安排的吧？这也好，要是和他对着床，我的铺盖就更没法看了。

刚进门就注意他的铺盖，这叫我吃了一惊，好像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华丽的铺盖。

他住在东北角那张床上。前面说过已经五月份了，可他床上却铺着两条褥子。当然不是那天，是以后趁他没在屋里偷偷翻看的。一条厚的一条薄的。床单也是两条，大的带着蓝杠白底子，耷拉到床沿，小的比大的窄许多，印着粉红色方块。枕头上也遮着两条毛巾，一大一小。天气已经很热了，根本不用两床被子，为什么他还盖两床，当天晚上就知道了，他实际上只盖一床，另一床放到对面床上，第二天再搬过来摞在一起。

放两床被子是为了好看。

所以，那天，刚进门看到这一切，马上想起自已的铺盖，心不由地“怦怦”跳，甚至有些脸红。他没太注意，就这么掩饰过去。

吃饭也是趁他不在，拿出干粮，再把铺盖卷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