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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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上卷《周易》导说

第二篇《周易》产生说

一、先秦时期对《周易》产生的说法

《周易》产生在什么时间呢？这里说的《周易》，就是指原创的《周易》一书，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组成的《周易》。弄清了《周易》一书的产生时代，就能从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分析《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至于《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则放到后面讲述。

1.《左传》一书所反映《周易》产生的相关时间及说法

我们前面已讲过《左传》一书里，最早记录春秋时期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左丘明所撰。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间二百六十年史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辞源》）

《辞海》里是这样解释《左传》：“《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热据各国史料编成。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同《公羊传》、《榖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有异，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止。”

现代史学家钱穆认为：“《左传》一书，并不是左丘明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与吴起有关。”又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43页）

笔者同样认为《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时代背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是相吻合的。

《左传》里记载有一筮例，是以《周易》筮之的最早筮例，其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早期。即《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这一年春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逃亡到齐国，颛孙又从齐国逃亡到鲁国，而陈完就留在了齐国。《左传》一书里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又插叙与陈完有关的早年卜、筮两件事。一是插叙陈国大夫懿氏把女儿嫁给敬仲（陈完的字）为妻时，曾为此事进行了占卜。接着所插叙的第二个内容，是在陈完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来到陈国，而随身还携带一部《周易》面见陈侯，陈侯就让这位来自王室里的太史为其儿子敬仲卜筮。周太史用《周易》进行卜筮，其结果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周易》名称，及《观》里的繇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与今本《周易》《观》卦里的第四爻辞是一字不差。《左传》里的第一筮例反映了《周易》一书的出现，其时间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有《左传》记，《周易》一书的出现，是在春秋的早期了。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那么，是否就能认为《周易》一书应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单就《左传》这一孤证，还不能为据。不过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话，不能不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线为春秋初期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不但为史巫用于卜筮，而且也在上层的士大夫眼里以义理之书看待，而引用以阐明事物道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阐明事理。而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属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时期无论是史巫用《周易》筮之，还是上层士大夫引用《周易》，两者所运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这一称谓。只不过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现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这也符合春秋时代背景。《左传》里记载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易象”。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这“易象”应是阐释《周易》的“易大象”文章。这也是对《周易》称“易”的最早记录。从“易大象”文章来看，这“易”应是指《周易》，《易》如同《周易》的简称。这一时期“易象”的出现，也是与春秋后期文化背景相符合。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的时间已与西周灭亡过去了230年。而这一年与周太史身带《周易》为陈侯的儿子卜筮一事也已过去了170年，也与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的那一年也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时出现以《周易》为义理之书作为研究对象所阐发出新的政治学说，即“大象”文章的出现，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个时期也正是社会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巫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也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后期出现了伟大的孔子。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并写出了不朽的《孙子兵法》一书。

而《孙子兵法》一书里首次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体现了按唯物主义行事的思想，这是讲对于敌情的胜败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去祈求鬼神，也不是用占筮取象比类的方法推测。这是有力的排击了占筮巫术迷信。任何思想无不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所以《左传》里记述的筮术与义理两者性质对待《周易》一书是可信的，是符合春秋的时代背景。

从《左传》对《周易》一书的反映，已知《周易》这一名称出现在春秋初期，也已知《周易》是一部书，其内容在理性者眼里，是一部义理之书，而在史巫眼里，已变成用于卜筮的卦书。而《左传》一书里并没有反映《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或是谁创作了这一部书。因《左传》是春秋的编年史，不反映西周历史。而《左传》可以说，又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先秦时期里没有出现一部西周历史书，也就无法知道《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产生的。但《左传》一书里已有反映《周易》一书与西周初期有关的说法。这正是《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时的说法：“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口气不是透漏出《易》（《周易》）与周初有关吗？因《大象》文章正是论述的是“君子”之治。所以韩宣子才认为周公之德与周人王天下的道理来。这是春秋后期上层人士认为《周易》一书最早产生时间的间接说法了。这是通过《易》与《象》（应是《大象》文）文章的义理内涵推理出周公时期与西周初期称王于天下联系到一起来。把《周易》一书的产生联系到周初，这是最早反映《周易》一书与西周初期有关的说法。这是反映在《左传》一书里对《周易》产生的相关时间及说法。

2.《易传》文里出现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帛书《易传》里记载孔子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到孔子的时代，正是走向理性的时代。孔子是个不言“天道”，而言“人道”的人文思想家。孔子也是继《大象》作者后第二个发现《周易》真理的人。孔子把《周易》看成是义理之书。从考古资料上看，孔子也是一位明确说出《周易》一书产生的时期者。帛书《衷》文里保留有孔子对《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说法。

帛书《衷》里有这样的说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又说:“《易》[之]兴也，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忧焉？”

这帛书《衷》文里的说法，后来被移植到传世《系辞》里。这里的《易》，是指《周易》，因帛书《衷》文里所引述“易曰”的内容，就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

传世《系辞》一文里出现对《周易》产生的说法

传世《系辞》里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这传世《系辞》里的说法，应是帛书《衷》里的说法移过来的，但传世《系辞》里这种说法去掉了“子曰”。而帛书《系辞》与传世《系辞》里都有一样的说法是“伏羲始作八卦”，并且还根据《离》卦的取象发明了结绳而编织成的工具，用于猎鸟和捕鱼。尔后，其他上古王也根据六十四卦里的诸卦象，创造发明了不少东西。传世《系辞》里这样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系辞》应是战国末期产生的，同理应是帝制时期里的产物，到前汉时期里又进行了改造。《系辞》在前人说《周易》的基础上，又增加进去伏羲创作八卦以及上古的诸王通过六十四卦象而发明与创造了不少生产工具和治理天下道理的启示。自此把《周易》一书分为两套系统，一是八卦符号系统，另一是卦爻辞系统。《系辞》里把“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发明权给予上古的伏羲（也称包牺氏），而《易》则是中古产生的，即殷周之际产生的。总之，《系辞》里的那些说法，既概念不清，又相互矛盾。伏羲是我国古代传说最早的王之一，其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大约6000千年左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已。《系辞》作者把“八卦”（暗含着“六十四卦”）的发明给予一位神话传说中的王，因传说的伏羲还是蛇身人首。实则“八卦”一词出现的很晚，“八卦”一词也就是出现在《系辞》一文里。别说伏羲时代已有了“八卦”说法，恐怕连成熟的文字还没有出现，哪有“八卦”一说呢？也更不会有“六十四卦”的诸卦名称的说法。

正如顾颉刚在他的《古史辨》里的说法，“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周易》产生说法也是越到后来，就越有说法，被演义的越来越古老与神秘。显然《系辞》想表述《周易》与“八卦”是两回事，不是一个时期产生的。只是古人不注重明晰概念，才有此混乱的表述。《系辞》的作者们也想说明那套符号系统产生的很早，而《易》（《周易》）一书相对产生的晚。确实《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产生的很早，不是殷周之际产生的。刻画记事却在6000千年前产生，不会有错。但《周易》里的那套符号却不会在6000年前产生的。在考古上却发现了《周易》里的那套符号在殷商时代的晚期已出现了，但那时只是一套符号，而无“八卦”与“六十四卦”名称是确证的。因为那套符号到了《周易》一书的出现，有《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才与《周易》一书之前传下来的那套符号标称在一起不离不弃。再后来那套符号又变成了筮术上的揲蓍工具，才出现了“八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的说法。

《系辞》作者把“画符号”混同于“八卦”的说法，自然就错了。事实上“六十四画符号”与后来的“六十四卦画符号”（也有称“八卦”符号）不是同一概念。“六十四画符号”确实在《周易》一书产生之前早已产生了，但还不是筮术上的符号工具，也还没有赋予“卦”学上的称法。但古人不会明晰概念，也不会给概念下定义，也就往往习惯于类比喻说事理。正如《系辞》里说的“伏羲始作八卦”，是错误的说法，若说伏羲时代人们已经懂得刻画记事还说得过去。本身“八卦”一词出现的很晚，也就是帝制时期里产生的《系辞》一文里出现的说法。《系辞》里总结前人的筮法，产生的“八卦”一说。“卦”字虽然出现在《左传》的筮例中，但《左传》里并无“八卦”一说。“八卦”唯先出现在《系辞》里。《系辞》里说的伏羲创八卦，其表述的概念错了，伏羲时代不会有“八卦”及“六十四卦名称”这些文字。《系辞》作者想表述的是那些符号，但又分不清其概念。故《系辞》里说的伏羲创八卦与六十四卦里的诸卦名称也已出现在上古的诸王时期，是错误的说法，这应是战国末期与西汉初作《系辞》者的臆造之说。而《系辞》里把《易》与“八卦”（即《周易》里的那套符号系统）分开，认为是两个不同时期产生的，按说没有错，《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画符号，却与《周易》一书不是同时产生的。即使“六十四画符号”也不是伏羲时期产生的，更不能表述为“八卦”或“六十四卦”诸卦在伏羲时期就已产生了。

总之，《系辞》里把“八卦”（即《周易》一书里的一套符号）与《易》（当为《周易》里的卦爻辞）的产生时期都给出了明确地说法。即把“八卦”说成是传说里的神话人物伏羲创作的，而《易》则是殷周之际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