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回 苦心孤诣保汉室质疑国粹遭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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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的君王，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凡是被他们，定为国宪国策的东西，如果有人，不自量力，起而反对，努力抗争，必然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甚至被碾得粉身碎骨。
最终，这些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族屠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还没有哪个君王，能够贤明和超脱到，能够容忍那些反对国策之人的地步。
哪怕是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君王们也会一意孤行地，将他们既定的国策，坚决实施到底。正如同王莽当年，痴迷复古改制，至死不悟一样。
因为那是君王们心中认为的最大真理，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皇权，不至于覆灭。
当然，刘秀也难以超脱，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例外，只是表现方式，稍稍不同而已。
由于东汉朝廷刘秀君臣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谶纬之学，遂越发在东汉朝廷，兴盛起来。
“五经之义，皆以谶决。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人人“崇尚谶纬”，“不引谶纬，人不尊经。”
汉书所载之《易》家，《尚书》家，齐、韩《诗》家，大多善言，灾异图谶之类。
而《左氏春秋》、《谷梁春秋》等历史典籍，在刘秀在位之时，虽已经立于学官，但因为“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士大夫贾逵等大儒，于是逐步摸准了刘秀痴迷谶纬的心思。
贾逵等大儒，迎合刘秀对符命图谶之好，将《左氏春秋》等典籍，附会于符命图谶，才让《左氏春秋》，得以立于学官，彻底改变了《左传》家的地位。
那时，贾逵上书，建议刘秀说道：
“陛下：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项代黄帝，而尧不文。
五经皆言，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言帝宣也。
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宜深刻领会之。”
博士贾逵等士大夫，对《左氏春秋》上面这番话的附会与篡改，深得歌功颂德、阿谀奉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精髓。
这些话，直接为刘秀建立的汉朝廷，涂上了灵光，确立了复兴汉朝廷的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当然甚得刘秀之欢心。
博士贾逵等，不仅因此，而得到了刘秀的大量赏赐，更使《左氏春秋》，得以立于学官，使《左氏春秋》的研究，得以发扬光大。
当初，大司徒韩歆，争《左氏春秋》立于学官，而不可得，而最终，乃以贾逵附会谶纬之言而定。
而推究《左氏春秋》之所以能够，最终确定立于学官，就是因为贾逵，摸准了大汉皇帝刘秀的心思，充分运用图谶符命的力量，来说明刘秀及其子孙，继位皇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啊！
当然，与此相反，汉朝廷也总有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不肯屈从于君王的压力，高官厚禄的诱惑，而要追求，思想的自由，学问见解的独立。
哪怕是因为非议谶纬之学，而常常遭到，汉朝廷最高领袖刘秀的冷遇和贬斥，这些士大夫们，也毫不畏惧，勇于坚持真理。
汉朝廷的太中大夫郑兴、给事中桓谭、尹敏等大儒，就是这样刚正不阿的士大夫的代表。
太中大夫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人。
青少年时代，郑兴学习研究《公羊春秋》，晚年则学习研究《左氏传》为主。
郑兴善于思考，喜欢积累知识，他不断钻研，终于通达了书中要旨，同学同僚辈，都以郑兴为师。
新莽天凤年间，郑兴率领自己的门生，跟从国师刘歆一道，讲《左氏传》大义，国师刘歆，十分赞赏郑兴的杰出才华。
刘歆遂请求郑兴，帮助撰写条例、章句、传诂等典籍。郑兴爽快答应，很快就帮助刘歆，校正了刘歆自己撰写的《三统历》(夏、商、周三历)。
更始帝即位以后，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带领军队，先入长安镇抚。
代理丞相李松，遂任用郑兴，担任部属的长史，不久又派郑兴回去，迎接更始帝，迁都西京长安。
更始帝部下的将领，大都是山东人，都劝更始帝的车驾，留住东都驻跸，定都洛阳。
独有郑兴，规劝更始帝，建都长安。更始帝最终，听从了郑兴的建议，于是下旨，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郑兴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等地。
郑兴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等地回来后，更始帝十分高兴，遂拜郑兴，担任凉州刺史。
恰逢此时，天水郡发生了叛乱，叛军攻杀了郡守。凉州刺史郑兴，因此事遭罪，被更始帝免职了。
赤眉军入关以后，东边道路不通，凉州刺史郑兴，就向西而去，归附了西州上将军隗嚣。
隗嚣诚恳虚心地用盛大的礼节，邀请郑兴到自己部下任职。郑兴答应了。
不久，郑兴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隗嚣并不听从，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就常常称病不起，不肯与隗嚣合作。
其时，隗嚣有割据自立之心，夸耀自己之时，常用周文王自比，私下里与诸将商议，欲在西州，自立为王，独霸西州，割据一方。
郑兴听到隗嚣的想法以后，认为不妥，就出面劝阻隗嚣。隗嚣听从，终于没有称王，但割据自立之心依然不改。
后来，西州上将军隗嚣，欲模仿朝廷制度，广泛设置部属官吏职位，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
郑兴又再次出言，阻止隗嚣，隗嚣感到左右为难，也就停止了设置部属官吏职位的举动。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西州上将军隗嚣，终于决定归附刘秀。于是，隗嚣叫嫡长子隗恂到东都洛阳，入侍刘秀。
嫡长子隗恂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向父亲隗嚣请求，说自己想回老家，安葬自己的父母。
隗嚣不听从郑兴回家安葬自己的父母的请求，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郑兴的官秩与礼仪，给予郑兴特别的优待。
郑兴却进见隗嚣，拒绝了隗嚣的优待。
于是，隗嚣终于答应，让郑兴回家安葬自己的父母，催郑兴赶办行装，叫郑兴和妻子一道，向东都洛阳而去。
汉朝廷的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一道，同住在陇右，关系十分友好。
见郑兴和妻子一道，到了东都洛阳，侍御史杜林，就上书刘秀，推荐郑兴说道：
“陛下：
臣看到河南郡士大夫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
臣建议，应该将郑兴，留在皇帝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辅佐皇帝。
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特别留心观察郑兴，让郑兴前来，为陛下分劳。”
刘秀接受了侍御史杜林的建议，征召郑兴入朝担任太中大夫，对郑兴十分信任。
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三十日，汉朝廷东都洛阳，再次发生日食，汉朝廷君臣恐惧不安，百姓也惊慌失措。
太中大夫郑兴，便上疏向刘秀进谏道：
“陛下：
《春秋》认为，天时反常，便成灾，地物反常，便成妖，人德反常，便是乱，一乱之后，妖灾皆会发生。
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朝廷办事之时，有一些缺陷，急切需要补救。
按《春秋》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
古书上说：
‘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
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
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要害在于，针对百姓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进行妥善治理。
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最终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
齐桓公不计旧仇，而任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郤縠。这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
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郡太守郭伋，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
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一用，位置错了，就不好解决。
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发生在三十日这个日子。
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
今年正月，出现了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
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叮咛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之福。
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臣属的意见。”
郑兴的奏奏呈上，多被刘秀采纳。
刘秀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道：
“朕想用谶言，来断定郊祀之事，爱卿认为怎么样呢？”
郑兴回答刘秀道：
“陛下：
臣下不懂德谶，不敢妄议。”
刘秀听了郑兴反对的话语，心里十分生气，对郑兴发怒道：“卿不懂德谶，你就能说，谶言不对吗？”
郑兴一听，暗叫不妙：“哎呀，大事不好，臣不幸忤逆了陛下的国策。”
郑兴发觉自己的回答不妥，就诚惶诚恐地向刘秀辩解说道：
“陛下：
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臣对于谶书，既没有认真学习过，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而不是认为，谶纬不对啊！”
刘秀的愤怒，稍稍缓解下来，有些抱歉地对郑兴说道：
“朕一时气恼，怪罪先生了。”
郑兴多次向皇帝上书，谈论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都因为自己，不会用图谶符命，去讨取刘秀的欢心，而被刘秀认为，郑兴轻慢国策。
最终，郑兴满腹才学，却始终不能够得到刘秀的认可，没有得到刘秀的重用。
建武九年(公元33年)，皇帝任命太中大夫郑兴，担任监军，在津乡一带，负责监督征南大将军岑彭、积弩将军臧宫的军队，讨伐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
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监军郑兴，就率领征南将军岑彭的军队，与大司马吴汉汇合，一道去进攻公孙述。
成家帝国皇帝公孙述战死以后，成家帝国灭亡。刘秀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镇抚西蜀。
不久，侍御史弹劾郑兴，违背朝廷法令，派遣自己的部属，私买奴婢。
于是，郑兴被降职，被贬为莲勺县县令。
这时，巴蜀正是丧乱以后，成都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习礼教，来教化成都百姓，却因违法，而被皇帝免职了。
郑兴喜欢古学，对《左氏》、《周官》等典籍，都很有研究，非常精通，尤其擅长天文和数学。
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研究《左氏》的士大夫，多半以郑兴，作为自己的祖师爷。
而贾逵则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传承《左氏》学业，与郑兴不一样。所以，研究《左氏》，有郑、贾之学的说法。
郑兴离开莲勺县职位以后，就不再入朝做官了，曾经客授阌乡。
朝廷三公，了解郑兴的学问才干，也几次邀请郑兴，出山为官。郑兴知道皇帝，不喜欢自己不谈谶纬，有些灰心失望，始终都不肯出来做官。
最后，郑兴寿终正寝，死在了自己家中。
桓谭字君山，也是出生于官宦世家，爱好音律、善于鼓琴，是沛国相县人。
桓谭的父亲，在汉成帝时，曾经担任过太乐令。桓谭因父荫的关系，而被朝廷任命为郎官。
桓谭博学多才，把五经几乎都读遍了，能解释古书大义，不离章辨句。
桓谭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尤其喜爱古学，多次跟从刘歆、杨雄一道，辩论分析，疑难异义。
桓谭爱好杂戏，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而喜欢诋毁世俗儒生，也由此，常遭同僚的排斥和攻击。
哀帝、平帝年间，桓谭的官职，一直都只是一个郎官小官，没有得到升迁。
哀帝正妻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认为桓谭很有才干，对桓谭喜爱有加，引为知己。
当时，高安侯董贤，很受哀帝（刘欣）的宠爱。董贤、董淑妃、董宽信兄弟姊妹，同受汉哀帝的宠幸。
而董贤的妹妹董淑妃，被哀帝封为了昭仪，地位仅次于哀帝正妻傅皇后。
宠爱董贤、董淑妃、董宽信兄弟姊妹以后，哀帝对自己堂堂正正的妻子傅皇后日益疏远。
傅皇后的父亲傅晏见状，郁郁不得意，很为女儿的皇后位置和傅氏家族的安危担忧。
桓谭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也为孔乡侯傅晏感到担心，遂急忙提醒孔乡侯傅晏说道：
“傅大人：
我听说过去，武帝陛下，想立卫子夫为后，所以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
最后，陈皇后终于被废，而卫子夫竟然被立。
如今，董贤兄弟姊妹皆受宠，而他的妹妹董淑妃，尤为陛下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发生。
难道这些情况，不值得傅大人忧虑和担心，未雨绸缪，早作防备吗？”
傅晏听后，震撼不已，遂问桓谭道：
“先生啊，情况的确是这样！这就是我忧郁不安的原因所在。
那么，请问大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呢？难道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吗？”
桓谭遂建议傅晏说道：
“傅大人：
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和歪门邪道，不能胜过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
皇后年少不懂事，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的磨难和挫折，很容易遭到打击。
如果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寻求，方技等邪门歪道作法，就会坏了大事。
这些，大人不可不，加以特别防备啊！
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也必然想要，借君侯的声名，去增强他们的威势。
如果这样做，必然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
在下建议，君侯不如谢绝，门下所有的宾客，遣散自己的门徒，谦恭谨慎、十分低调地为人处事。这是修己正家，借以避祸的最佳方法，唯一之策啊！”
傅晏十分赞赏桓谭的建议，于是答应道：
“好！傅某就听从大人的建议，从此谢绝宾客，不给小人佞幸，以诬陷的口实。”
于是，傅晏罢遣自己的宾客，特别亲自去到宫中，去告诫自己的皇后女儿，叮嘱女儿，在内不要驱使巫医，在外不要寻求，方技等邪门歪道，借以避祸。
后来，高安侯董贤，仗恃哀帝宠信，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等人，秘密搜集傅皇后的罪过，还下令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等人，私下里严厉加以审问，寻找傅皇后罪状。
然而，在审讯当中，高安侯董贤却没有抓到侍中傅喜一丝一毫的破绽和罪证。
最后，在哀帝祖母傅太后的直接干预下，诬陷傅皇后的案子，最后得到消除。
所以，在哀帝时期，傅皇后终于得以保全皇后位置，没有被哀帝所废。
后来，董贤担任了朝廷的大司马，听到桓谭的故事和名声以后，想与桓谭结交。
桓谭受到大司马董贤的敬重，十分感激，于是就上书大司马董贤，给董贤说以，辅国保身的方法，但大司马董贤仗恃哀帝的宠爱，一直执迷不悟，却始终不肯听从桓谭建议。
桓谭见董贤执迷不悟，颟顸糊涂，沉迷于哀帝的宠爱和擅权之中，自以为权利永固，就不再与董贤往来了。
果然，哀帝死后，董贤就被王莽所杀。
王莽摄政，弑杀汉平帝的时候，当时朝廷的大臣士大夫，恐惧王莽的威权，莫不为王莽阿谀奉迎、歌功颂德。
这些人纷纷叙述，祥瑞徵兆，进献金匮，竭力讨好王莽，谋取荣华富贵，为王莽篡权，作好舆论准备。而桓谭却清白自守，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王莽篡位之后，也很欣赏，桓谭的学问和才干，任命桓谭，担任掌乐大夫。
更始帝称帝以后，又拜桓谭，为太中大夫。
刘秀即位以后，听闻桓谭的美好声名，遂征召桓谭进京，担任待诏。
但桓谭上书言事，与刘秀的心意，常常不合，刘秀最终，并没有采用桓谭的建议。
后来，大司空宋弘，认为桓谭的学问、才干出众，竭力推荐桓谭，入朝为官，刘秀却不过大司空宋弘的情面，遂拜桓谭，担任议郎兼给事中。
议郎兼给事中桓谭，因而再次上书刘秀，陈述处理政事，应注意的问题，建议刘秀道：
“陛下：
臣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
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
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的意见不一。
以前，楚庄王咨询孙叔敖说道：‘孙大人，本王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啊！’
叔敖就告诉楚庄王说道：
‘大王啊，国家有事不能决定，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这是大家都厌恶的。恐怕是因为大王，处理事情，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的缘故吧！’
楚王说道：
‘处理事情，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哪里只是作为君主的责任呢，还在于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啊？’
叔敖回应说道：
‘大王啊，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
有的君主，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有的臣子，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
如果君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融洽和谐，那么国家大事，就无从决定了。’
庄王认为恰当，当即说道：
‘很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
那些焦躁处理政事的人，是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
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然后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
以前董仲舒曾经说过：‘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
改弦更张难行，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惨死。
世上有很多特殊才能的人，他们之所以不敢大胆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啊！
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决定政策，并不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大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多的，就可以了。
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
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
后来的仇恨，比以前的更深，以至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
所以，虽然有些怯弱的人，还勉强向他们学习，这是听人自理，再没有什么法禁了。
臣建议陛下，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经被官府审判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害的，加罪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
这样的话，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
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
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畜养廉耻的方法。
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作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
而他们所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
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
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所得，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
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
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
臣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
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活，就搬出生的依据；想致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执法不一，赏罚不定，肯定十分不妥。
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朝廷的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郡，把旧的条文，统统废除。
这样以来，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的怨恨了。”
桓谭的上奏，深谋远虑，切合实际。但桓谭上奏了很久以后，并没有得到，刘秀的采纳和重视，桓谭心里，十分失望。
这时，刘秀正痴迷谶纬，常常用谶纬，来决定嫌疑，处理国家大事。酬赏少而薄，报复私仇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常常出现，天下也因此，而不安定。
桓谭见此，深为不安，于是再次上疏刘秀，劝说刘秀说道：
“陛下：
臣前次上书，并没有得到陛下的回报和重视，心里感到愤慨和不满，现在冒死再陈。
一个普通人出谋献策，对政道有裨益，是因为顺人心而合符事理的缘故。
大凡人情，往往忽视事情的本身，而对各种不同的传闻，反而视为珍贵。
先王的记述，都是以行仁义、走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荒诞的事。
大概天道命运，圣人都认为是很难讲的。自子贡以下，就没人懂得了。何况是后世的一些浅薄的俗儒，他们能懂得这些吗？
现在，一些耍小聪明的巧慧小人，以及那些自称懂得方伎数术的人，他们造作种种符命图书，假称是什么谶记，拿来欺惑贪邪的人们，贻误人主，陛下怎么不抵制它们，抛弃它们呢？
臣听说陛下，严厉地追究，那些号称能够点化金银之术的方士，陛下这样做，是何等的英明啊！
而陛下竟想听纳谶记，这又是多么的迷误呢！谶记虽有时偶合，这也同有时卜卦，的的确确能够偶尔说中一样。
陛下应当注意明听，发扬自己的意旨，排斥小人歪曲的邪说，阐明五经的正义，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俗语，详察精通事理的人的高见。
陛下应该英明决断，主动地摒弃那些不是正道的见解，而只遵循儒家学派的五经的观点。
臣又听说国家安平，就会尊敬道术之士；国家有难，就会器重将帅之臣。
臣以为，现在，圣朝已经兴复祖先的法统，为人臣的君主，可是四方的盗贼，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归伏，就是没有得到好的权谋之故。
臣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于投降的，并没有重赏来诱以恩德，有的甚至还掠夺他们的财物。
所以，大大小小的将领，各生狐疑，互相勾结，累月经年，不能解决。
古人说过：‘天下都知道，取就是取，而不知道给予，也是取。’
陛下如能轻于封官，而重于赏赐，与士卒同享，那么有谁招而不至，有谁说而不通呢？
指向哪里，哪里不开呢？征讨敌人，有哪个敌人不能克服呢！
这样就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死可以再生，失可以再得了。”
刘秀看了桓谭非议图谶、以及讨论恩赏的奏书，心里更不高兴了，认为桓谭的学问是异端邪说。
后来，刘秀有诏，召集群臣，讨论灵台的选址问题。刘秀征求大臣意见，首先询问桓谭说道：
“给事中大人，朕想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的选址问题。给事中大人，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呢？”
桓谭深默了很久，回答刘秀说道：
“陛下：
臣从来不读图谶符命，不知道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选址，究竟有什么道理。”
刘秀恼怒，质问桓谭道：
“给事中大人，你不了解图谶符命，怎么就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这样说，究竟是何理由呢？”
桓谭不知道刘秀的话语之中，已经有了浓烈的火药味，再次固执己见，极力申辩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符命图谶，十分怪诞，不合常理。所以臣不知道用符命图谶，来决定灵台选址，其中依据的，究竟是什么道理。”
刘秀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他大声咆哮起来，大怒着对桓谭说道：
“桓谭诽谤圣人的圣言圣语，非议图谶符命，扰乱国法国典，妖言惑众，蛊惑百姓！
来人啊，马上将桓谭这个妖言惑众的家伙，给朕带下去，立即斩首示众。”
桓谭被吓得魂飞魄散，不住地叩头，血流满面，苦苦地哀求刘秀道：
“老臣愚昧，不识时务，非议朝廷国策，实在是罪该万死。请陛下恕罪。”
群臣也纷纷上前，为桓谭说情。
过了好久好久，刘秀心里的愤怒，才稍稍缓解了一些，逐渐平息了下去，于是下旨道：
“桓谭非议国政，诽谤圣贤，妖言惑众，蛊惑百姓，不宜继续在朝办事。着即贬为六安郡（安徽省六安县）郡丞，立即上任，不得在东都，耽搁停留。”
桓谭因议论符命图谶而招罪被贬，心情抑郁不乐，恨恨不平，在上任六安郡丞的路上病逝，时年七十多岁，最后归葬于自己的故里沛县。
起初，桓谭著书，言当世行事，共计二十九篇，取名为《新论》，上书献之朝廷，刘秀称好。
《琴道》一篇，还没有最终完成，桓谭就行去世。后来，刘庄下旨，令班固，继续完成《琴道》一书。
桓谭所著的赋、谏、书、奏很多，留存下来的，总共达到了二十六篇之多。
元和年间（公元84年-87年），刘庄到东方郡国巡狩，至沛县之时，阅读《新论》、《琴道》等篇，突然想起了大儒桓谭。
于是，刘庄派使者前去，祭祀桓谭的墓冢，悼念桓谭，乡里皆引以为荣。
当初，刘秀以玄汉大司马身份，抚巡河北之时，平定了邯郸赵汉皇帝刘子舆等河北割据势力，势力开始强大，羽翼已丰，遂有了自立之心，但瞻前顾后，一直犹豫不决。
恰在此时，太学同窗好友强华，献上了符命图谶《赤伏符》这一部谶纬。
《赤伏符》中，有“刘秀发兵诛无道”之类的词句，越发坚定了刘秀的自立称帝之心。
刘秀遂决定，登基称帝。
自此以后，刘秀越发痴迷谶纬，处理国家大事，迟疑不决之时，常常借助谶纬，来做出最终的重要决策，刘秀也因此，遭到了功臣宿将和士大夫们的强烈质疑、甚至抗议。
天下统一以后，刘秀依然喜欢阅读，符命图谶之类书籍，用以指导政事处理。
一天，刘秀研读符命图谶，发现新莽之时崔发等士大夫编撰的符命图谶中，有很多支持王莽篡汉的谶纬，不由得勃然大怒。
那时，“博通经记”的尹敏，正担任郎中，在大司空府里任职。
尹敏，字幼季，南阳郡堵阳县人，也还是刘秀的南阳郡同乡。年轻时，尹敏为诸生（有知识学问的士大夫），就开始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等著作，以学问渊博而著称。
刘秀于是下旨，命令郎中尹敏等大臣，前去负责，校删崔发编撰的符命图谶等典籍中，阿谀吹捧王莽、为王莽篡权造势的内容。
尹敏接到旨意，立即前去认真研读，崔发所编著的王莽著录叙列中，有关符命图谶的内容。
尹敏发现，符命图谶中，有很多谬误荒唐之处，遂趁机上书向刘秀进言说道：
“陛下：
臣研读发现，谶书之中，有很多别字、错字，颇类世俗的方言俚语，根本不像圣贤大儒所作的典籍，恐怕流传下去，会贻误后人啊！”
刘秀虽然明知，世上流传的图谶符命，大多都是伪作，有欺世盗名，蛊惑百姓的嫌疑。
但刘秀痴迷符命图谶，坚信自己的皇位，就是来自于天帝神灵在符命图谶之中发出的启示，哪里会自己否定，他已经定为国策，能够巩固新生汉朝廷的谶纬之学呢？
刘秀对尹敏的意见，却不予采纳，坚持命令郎中尹敏，去继续校删图谶符命这些典籍。
尹敏无可奈何，只好继续前去校删符命图谶。这个尹敏，倒也有几分幽默感和为人处事的胆识。
为了充分说明，谶纬并非圣人所作和天帝神灵所降的事实，在校订一本符命图谶时，尹敏遂利用谶纬上存在的一处缺文，巧妙补上了“君无口，为汉辅”一句，然后上报刘秀审阅。
“君无口”即“尹”字。“君无口，为汉辅”，意谓尹敏，将成为汉朝廷的辅弼之臣。
刘秀对这些符命图谶书籍很感兴趣，非常熟悉。
认真研读，经过尹敏校订了的符命图谶，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刘秀感到非常惊异，就召问郎中尹敏道：
“爱卿啊，朕明明记得，这部符命图谶书籍的这一段话里，并没有‘君无口，为汉辅’这句话啊！
请问爱卿，这句话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对朝廷的治理，有何裨益呢？爱卿虽然博学多闻，但加上这句话，究竟有何依据呢？”
尹敏十分直率坦诚地回答刘秀说道：
“陛下：
情况是这样的。臣见前人，可以随便地增损图书内容。臣不知道这段话里缺漏的内容，究竟应该，如何增订为好。
所以，臣大胆，不自量力，也学着这样做了，以此希望，能够侥幸地得到陛下的重用，得到宰相之类的官职。”
尹敏的本意，是以此为例，来说明谶纬等书籍，不过是如此这般地被人编造出来，用来捞取功名富贵，实现升官进爵的意图，而并非神意和圣人之作。
尹敏一向对刘秀痴迷图谶不以为然，对刘秀倡导的神圣谶纬，采取了一种不恭不敬，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在暗讽刘秀，任命朝廷的重要大臣官吏之时，以谶纬决定取舍的荒唐。
刘秀聪慧敏感，当然一下子就听出了尹敏话中的嘲讽讥笑之意，对尹敏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勃然大怒起来，暗暗痛骂道：
“尹敏这个可恶的恶贼，竟然敢嘲笑朕的国策。你辈浅薄狂妄之徒，岂能够懂得朕将谶纬作为国宪的深意呢？”
刘秀哈哈大笑了几声，叮嘱尹敏道：
“尹大人：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负责校删图书典籍，增删都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出处，怎么能够任意篡改符命图谶等圣人典籍，贻误后人，祸害苍生呢？
从今以后，你绝对不能够这样胡编乱造了。”
刘秀虽然没有，立即加罪于尹敏，但却对尹敏的狂妄举动，记恨在心。
尹敏从此沉滞，不能够得到正常的升迁，最终经过了三次升迁，才只担任了一个长陵县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
但尹敏性情恬淡，不慕功名，对升官发财也不以为意，专好钻研圣哲之书。
文武百官、士大夫之中，其实也有很多人，对刘秀痴迷符命图谶，以谶纬办事，很不满意。
大中大夫郑兴，对皇帝迷信谶文，而直言相劝，一直没有受到皇帝的重用，最终被侍御史弹劾，指控郑兴，出使成都时，私买奴婢，被贬回开封原籍养老。
给事中桓谭，不知好歹，也贸然上书，规劝皇帝远离谶纬，结果惹得刘秀大怒，被降为六安郡丞，怏怏上任，死在路途上。
对于大中大夫郑兴、给事中桓谭当年因非议谶纬被贬的往事，大臣、士大夫们，都记忆犹新。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谁敢再因非议符命图谶之事，而招惹皇帝，惹皇帝不高兴呢？
大臣士大夫们，慑于皇帝的权威，也只好将对于符命图谶不认同的看法和想法，憋在自己的心里。
刘秀去世之后，儿子刘庄（汉明帝）继位。
刘庄喜爱儒学，看重尹敏的才华，于是重新起用尹敏，担任谏议大夫，命尹敏与班彪、班固父子、以及陈宗、孟异等士大夫，共同编录《世祖本纪》（刘秀本纪）。
尹敏与司徒掾班彪，因为一同编著《世祖本纪》的缘故，最终成为了好朋友。
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常常长时间呆在一起，共同阅读典籍，讨论和研究学问。
每次一起谈论，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常常谈到黄昏，也顾不上吃饭。有时，甚至一起，从白天研究讨论到了夜晚，又从夜晚谈到白天，夜以继日。
司徒掾班彪，常常对人感叹道：
“我与尹敏，相与久语，常常为俗人所惊异，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钟子期一死，伯牙破琴；惠施一没，庄周杜门。正所谓，相识易，相知难，知音难寻啊！”
汉朝廷士大夫们，无不为尹敏与司徒掾班彪两人的深厚友谊，称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