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二章 拳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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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之所以这么受宠，不是没有道理。它不仅是一项丑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而且还在丑国人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丑国人对于拳击类电影的偏爱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似乎他们在擂台上看着还嫌不够，非得把拳拳到肉的场面搬到大银幕上来才觉得过瘾。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其中更是以表现拳击为内容的影片最多，好莱坞的制片商们竟拍出了500多部。其中不乏一些经典之作，从早些时候的《洛奇》、《愤怒的公牛》，到后来的《百万美元宝贝》和《铁拳男人》，无一不是既能征服票房又能挣得口碑的佳作。1929年，伴随着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丑国进入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大量的失业和破产伴随着人们，恐慌的情绪弥漫四周。而在这样一个不景气的萧条时刻，最能刺激丑国人，特别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劳动阶层的一项运动就是拳击。在擂台上，激烈的搏斗似乎可以给人们疲惫的神经带来视觉上的刺激，郁闷的情绪也可以在全场呐喊的时候得到宣泄。更重要的是，拳击台上百战百胜的英雄，更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成为丑国经济再度“雄起”的象征。那个时候，随便一场拳击比赛的票房收入很容易就突破百万美元。蓝领阶层们一边捂紧钱包减少消费，一边却盘算着如何买到更加便宜的拳击比赛入场券，在他们看来，宁可少吃两个汉堡包，也不能错过周末的一场精彩比赛。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拳击手中，乔·路易斯无愧是王者。他保持拳王头衔超过11年，并成功卫冕头衔25次之多。他参加过27次重量级冠军战，至今仍是史上最高纪录。丑国拳击运动员们问鼎世界冠军的事迹鼓舞着民众，他们的坚韧和胜利在意志消沉的年代为整个国家带来了希望。其实关于拳击在经济萧条时期的作用，就像拉塞尔·克劳在著名的卖座影片《铁拳男人》里演绎的那个故事一样：30年代初，因一些变故而放弃打拳的职业拳击手詹姆斯一家早已穷困潦倒,就如当时的大部分丑国人一样，现实的打击与噩运的频频光顾令詹姆斯几乎绝望。他无力支付账单，全家甚至还要靠社会救济金过活。尽管如此，在他心底唯一牵挂的就是这个家庭，妻子仍一如既往地给予他很大鼓励与信心。出于对家庭的爱，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詹姆斯下定决心重拾旧业，靠拳击来赢取奖金养活全家……这样一个为家庭而争取第二次机会拼搏的民间英雄，在影片上映之后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戴。用一句辨证的语言就可以很
好总结拳击运动与经济萧条的关系——大萧条催化繁荣了拳击运动，而拳击反过来刺激了民众的情绪和信心。而包括拳击在内的格斗文化的盛行，其实来源于深层的文化与法律，丑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的人群都欧洲为主。公元八世纪欧洲法庭制定了一种新制度：“斗审”。并且规定：如果是贵族间的诉讼，就接贵族的习俗；产生诉讼的双方以骑马、穿护身的甲胄进行西洋剑击决斗等方式来决胜负；而如果是平民间的诉讼，则以拳击来决胜负。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司法决斗被西欧各国广泛采用。例如，一个人在法官面前控告另一个人犯了某种罪行,而对方坚决不承认,此时法官就会让两人决斗,谁在决斗中获胜就能赢得官司。而输的一方就算侥幸不死,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时候，如果当事人不服法官的判决，还可以向法官提出决斗，如果赢了就可以推翻判决。因为人们相信：在这种由上帝来裁断的决斗中，正义的一方是不会被打败的。司法决斗的另一个依据是：在尚武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怯懦的人才会在决斗中被打败，而怯懦就意味着邪恶。据记载，在1588年-1608年这20年中，仅在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大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加过决斗；丑国第7任老大安德鲁·杰克逊、法国第三位老大乔治斯·克列孟梭也是决斗的高手；号称“铁血宰相”冯·俾斯麦更是把决斗当成家常便饭，在大学期间他就与人决斗过27次！连林肯都曾走上过决斗场。所以说，对于野蛮的西方民族来说，决斗就是他们心中对公平最好的诠释。白手套，长剑，擂台一决生死。各种影视剧题材之中，对于决斗文化的描写，可谓是泛滥成灾。可是生死之间，却存有大恐怖。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如果能够好好的活着，谁愿意去死呢？中世纪欧洲兴起的决斗文化，看上去光鲜亮丽，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法律对于特权阶层的无奈，以及战乱频发，生死皆不由自己的悲哀。当然，某种角度来说，西方人传统文化之中非常重视律法，但中世纪欧洲的司法系统，却日渐沦为特权阶层的保护色，面对法律的不公，决斗成为人们获取正义的唯一方式华夏古代的官员之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存在，就是如果自己的节操，品质遭到别人怀疑的时候，往往一死一阵清白。听上去这好像很壮烈，然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极度的悲哀。当一个社会需要人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其文化，律法的建设，无疑是令人窒息的。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决斗文化也是如此，看上去这好像是一种很高大上的，只属于贵族骑士阶层的解决冲突的办法，但实
际上所反映的，则是司法制度的形同虚设。法律这东西，如果不能保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公平的，那么其存在还不如干脆没有。至少没有的话，不会给人希望，中世纪欧洲的司法情况，正是如此。当时的欧洲有句谚语，说：“法律是朝三暮四的。”相比于古代华夏，古代欧洲人的法律意识相对要强的多，可法律意识强，不代表司法系统的完善。在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法律往往也沦为保护特权阶层的工具，这就导致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是：欧洲人习惯于以律法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但法律偏偏不能给他们公平。这种社会现实之下，那些完全底层的民众没办法，只能被动的接受。但是处于社会统治阶层底部的骑士们，他们本身也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却又无法抵抗大贵族领主的权势。遇到法律不公的时候，就只能像华夏古代的“士”一样，以生命来表现自己的愤怒。然而更悲哀的是，这种原本是出于无奈的文化，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的被当时欧洲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就连那些在诉讼之中获胜的大贵族们，原本可以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但却因为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原因，使得如果拒绝决斗，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怯懦的代表。所以原本不需要用生命来佐证自己清白的上层贵族们，也被迫卷入了决斗之中。从底层民众的公平需求来看，这当然是一种有利的因素。既然法律给不了公平，那么用生死来做赌注，大贵族和小骑士，命都只有一条。可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决斗文化的盛行，隐藏着中世纪欧洲的另外一个残酷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正是造成决斗文化盛行的客观原因。什么现实？中世纪欧洲诸国混战，铁与剑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须品，民间好斗成风，这种社会现实，成为决斗文化盛行的文化基因黑格尔曾经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华夏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且不提这句话正确与否，但至少反映出了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中世纪的西方，确实没有不断重复更迭的历史，看上去好像是一直在进步。但实际上，中世纪之所以没能形成王朝更迭的原因，是因为从希腊罗马文化之中传承下来的城邦制度。说白了，当时统治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本质上有点像是华夏古代的西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对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就像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多年，成为华夏古代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一样，欧洲中世纪的没有王朝更迭，是以没有大一统的王朝出现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各个城邦之间的战争，互相侵略，新的贵族兴起取代旧的贵族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