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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 共苦容易同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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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发生在对外借款上。    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极其困难几乎无法运转,曾试图与华俄道盛银行签署一个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全国税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国人早就为外债和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南京临时政.府有什么权力支配全国的税收?参议院讨论此案时,湖北议员刘成禺愤然离场,以辞职相威胁。    《民生日报》趁机发难,连篇累牍刊文痛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电孙.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辈呼号力争,言犹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谢我民国?……”声称自己和湖北军政.府:“固守鄂中已历半载,戌马危急之顷,绝不敢言借债抵税,以误国民。”表示了对借债的坚决反对。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与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合并为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共和党成了参议院院中可以和同盟会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    原来,湖北的革命组织是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合合分分,现在则被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而取代。    不久发生了我们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事件”从表面看是对着孙武来的。当时的孙武,个人利欲有些膨胀,作风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志,各方对他多有不满确是事实。    但“群英会事件”也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是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联合的行动。比如,武昌起义前的共进会和文学社。    但是。每个组织,毕竟都是独立的组织,有各自的愿景和诉求。因此在有些方面,有些场合,这些在某个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组织,很有可能成为相互对立的存在。    同样的,每个个人所以加入某个组织,从根本上说,这个组织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家同样也是能联合起来,采取联合的行动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人,当他投身一个事业时,也会有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有的人,甚至会怀有很高的奢望。    当这些奢望在起义胜利后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怀有很大的怨气,就可能迁怒于人。比如在“群英会事件”中,很多人就把这股怨气,和诸多不满加到了孙武身上。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    任何举事和变革,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办得尽量合理一些,各种关系协调得好一些,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少一些,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如果照顾到首义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如果孙武能把湖北的问题,处理得好一些,或许,“群英会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南京那边搞得不好,民社分离出去了。孙武这边搞得不好,“群英会事件”也发生了。    孙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汉口。事后,他找到邓玉麟,想调兵对群英会进行报复。但城内的部队都布置在防御区,武昌一线都是“群英会事件”的发起人黄申芗的十四标驻守,无兵可调。    后来,经汉口富商蔡辅卿、李紫云从中调解,达成休兵条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变,大家共拥之。    第二,乱兵回营,商铺复市。    第三、孙武“于报端刊登养疴外游之广告”辞职。    黎元洪一方面批准了孙武“养疴外游”,另一方面对“群英会事件”发起人黄申芗的行为进行了斥责。因影响太坏,造成的损失太大,最后以五千元送黄出洋。    所有的内斗,其实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在这个事件中,黎元洪还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巩固。    他借机撤消了一直被他视为心中大患的军务部。    “群英会事件”惊动了南京临时政.府,黎元洪为此而致电孙.中.山和各机关:“顷接军界同人呈称:军务部孙武不克称职,请予更換削来。查孙武当起义之前,奔走呼号,尚着劳勋。洎莞军务,煞费经营。近以心力交瘁,丛脞时虞,不愿以疲惫之身,久膺军寄,迭请解职养疴。虽元洪优予慰留,未加冗许,而该部长谦抑之怀,终必欲洁身引退,以避贤路。此次佥请更换,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强留。现正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委任曾广大为军务司长。”    孙武和共进会的一些人,没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这笔帐记到了文学社,也就是同盟会身上 。原来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现在的民社和同盟会,本来就有很多积怨,现在,这怨恨更深了,从而对湖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形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黎元洪,还处于二边都拥护的状态。    孙中山获悉武昌电报后,很快回电,进行调解:“昨夕接鄂省来电云:各同志与军务部长孙武大起冲突。其中理由虽不甚悉,惟我国民军纵旨不外厚爱同胞,保全大局。况该部长于起义之时,不为无功,请同志尤宜格外原谅。万一有不能容恕之处,亦宜宣明罪状,同议办法,不失为文明举动。文已电谕军务部长张振武,北伐军统制杜锡钧,混成协协统王安澜,前先锋第一军统领王国栋等就近极力排解,旋即派代表来鄂彻查。务望各同志和平为主,勿伤同胞同志之意,勿启外人干涉之端,则是文所厚望,诸同志三思为幸。”    湖北这样的内斗一类的事,在其它宣布独立的省份,也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为了个“利”字。封建时代有功大不赏,只能杀,诸如火烧庆功楼之类的事,无论是不是真实,这一类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    难不成封建帝制进入历史了,这一幕在民国还要不停的上演吗?    接下来,通过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的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在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是经历封建制度最长的国家——中国,封建帝制终于进入了历史。    沉睡多年的东方巨龙,总算醒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人们满怀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贺电:“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统一车书,奠安盘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剀挚,顾瞻危局,感激涕零。    “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祸福不足挠其走,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戈,胥化遵亲,殘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长,前功未艾,经邦道国,吞仗丕谟。洪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蒼生贺。”    用大总统的位置,换取袁世凯率北洋军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赶下台,结束清王朝的统治,黎元洪应该是主要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之一。自己虽然是被拉上武昌首义战车的,不管怎么说,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贼船”,如果清廷缓过这口气,就算不被灭九族,自己项上人头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贺电肯定是发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于二月二十日,被推举为副总统。也就是说,在四十天的时间里,黎元洪从南京政.府的副总统,一转身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对于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心里也是拥护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联合会电所说:“惟举袁项城任新政.府大总统,为救时之要着,鸿才卓识,”    黎元洪这位副总统虽然没到位,到也常为国事而忧虑。当时,统一的政.府虽然成立了,南北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袁世凯和革命党是面和心不和,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党的民军也时有摩擦。在对立的双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谓旁观者清。也因为是第三方,有时也可以充当劝架人和调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向全国发出的“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伤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的各种社会现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举社会时弊,鞭挞武装割据的危害。    他也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    比如,他曾给袁世凯发电,指出军人凭实力柄权,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十害,其电文写道:“荧惑政策,瞀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黩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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