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钞看明代商品赋税的失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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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行太明通行宝钞，明代经济政治生活因之受到重大影响，学者们对此颇为重视，纷纷撰文探讨。

从源头上说，一、滥宝钞出於财政目的朱元璋声称，行大明宝钞目的在于“便民”。但史实证明，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财政需要。

宝钞行之初，明朝就规定，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金1两兑钞4贯，银1两兑钞1贯，但宝钞不许兑换金、银。这种单向兑换，使宝钞实际上成为不兑换纸币。明王朝依仗国家权力行这种不兑换纸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对洪武时宝钞的年印制量，《大诰续诰钞库作弊第三十二》透露说：“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钞起，至十二月天寒止，尽力所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临奏钞数，已（被宝钞提举司和户部）匿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据此，洪武时年造钞是6946599万锭。宝钞印制量当然不等於它的行量。宝钞依仗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支出单一渠道，被强制地投放于市场。

洪武时给各盐司食盐工本钞数额：

盐司岁盐引（万引）每引给钞（贯）给钞总额（万锭）

两淮盐运司35225176

两浙盐运司2204251102

长芦盐运司6312252

山东盐运司14332573

福建盐运司14452578

河东盐运司30421216

广东盐提举司46821872

海北盐提举司272027

四川盐课提举司1,012*****08

云南盐课提举司71822872

陕西盐课司13152526

合计1,16314（万引）

470164

据《洪武实录》卷一五九、《明史食货志盐法》制表。从上面记录可知，洪武时全国年办盐引116314万引，应给工本钞约470万锭。

在宝钞的经常性支出中，这是最大的一笔，也是唯一的生产性支费。如果加上军兵月盐钞，洪武十七年以后仅这两项岁支钞就超出700万锭，超过了每年宝钞的印制量。除上述各项经常性支出外，宝钞还供临时性支出，包括赏赐文武官员、士兵、内外使者、工匠，以及赈灾，采购粮食、马匹等。临时性支出在洪武十九年至二十六年间达到顶峰，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洪武十九、二十两年，临时性支出在万锭以上，仅就《洪武实录》记载，就有上面所列的10项。还有洪武十九、二十年临时性支钞万锭以上项目数额。

时间项目数额（万锭）见《洪武实录》卷数

十九年二月赐云南各卫军士15。

十九年二月赈河南饥民5。

十九年三月赐全国官员每人柴炭薪每月钞50

十九年四月赐乌撒等卫军士15。

十九年五月赏

（本章未完，请翻页）江西袁州等卫从征云南士兵49179。

十九年十一月往陕西河州等卫市战马39。

二十年六月赏陕西、山西、北平军兵

115万人，每人钞5锭57。

二十年八月以钞赴四川市耕牛万头32185。

二十年八月赏钞给调往征云南的湖广兵568185。

二十年十一月赈济南、东昌、东平三府饥民31。

二十年十一月遣官运钞赈登州、莱州二府灾。降至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临时性支出数额更为巨大，动辄十余万锭甚至几百万锭。

以上可以算出，除难以计算的项目外，洪武十九年临时性支出在10万锭的项目共计支钞80555万锭。洪武二十年增至249555万锭，二十一年仅仅10万锭以上的临时支出共计钞93749万锭，二十二年增至144238万锭，二十三年稍降至1，0588985万锭。其中以不能兑换的纸币向民间买耕牛、马匹、粮食，无异於对百姓的劫夺。

货币流通量要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这是货币流通规律。违反这一规律，货币行量超过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明初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多少？大明宝钞年流通周转次数又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明宝钞的迅速贬值，从反面证实了它的行量过多。这也是洪武后期以来许多朝野人士大声疾呼的不争事实。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尚书赵勉报告：“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宝钞已贬值75%，但朱元璋仍坚持宝钞初行时原定官价：“凡钞一贯准钱一千”。二十七年，“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

朱元璋滥宝钞，是凭藉手中权力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抗衡。而宝钞的大幅贬值，是对无视或者说是不懂得经济规律的当权者的惩罚。应该说，受到惩罚的朱元璋是有所收敛的。他听到宝钞大幅贬值的消息，虽然口中斥责“民心刁诈”，但从二十七年开始临时性财政开支的宝钞数额急剧减少。从《洪武实录》统计可知，二十七年至三十年的4年间，临时性支费的宝钞总额不足65万锭。但是，永乐年间，朱棣滥宝钞不逊於朱元璋。他不仅同样以宝钞大量赏赐功臣和士兵，而且将洪武后期京官领取全数俸米的制度，改为米钞兼支。这在前面已叙及。永乐七年六月，又增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等制钞机构，规制如南京，从而使宝钞印制量成倍增加，以满足朱棣财政支出的需要。当然，这只能引起宝钞更大幅度的贬值。

二、劫夺百姓的回笼政策为遏制宝钞的贬值，从洪熙以后，明朝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永乐后期市场已拒绝使用宝钞。明朝又屡禁以金、银、铜钱作交易手段，造成民间日常买卖惟用布帛米麦，相当展的商品市场竟然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回笼以提高宝钞币值的建议被提出

（本章未完，请翻页）来了。洪熙元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宝钞应“为法敛之”，仁宗同意，而后宣宗、英宗在宣德、正统年间大力执行。通过货币回笼阻止币值下贬，这本是金融货币调控的正常措施，办法有二。

一是增加商品投放量，但明王朝手中没有足够商品可供实施。

二是以贵金属金、银回购宝钞，明朝也有人提此建议，如正统时少保黄福主张“宜量出官银”倒换旧钞，但被户部拒绝。明朝回笼宝钞的办法是，国家既不花钱又可以达到回笼目的，那就是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各样的罚款名目。

明初滥宝钞是为财政需要，而宣德正统间又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回笼宝钞。

具体措施如下：

1征收“户口盐钞”。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建议“暂行户口食盐之法”，强近全国官民计口配盐纳钞。大口每月配盐2斤，纳钞2贯，小口折半。

据陈瑛估算，实行后每季可收钞5000余万锭（注：《永乐实录》卷三十。）。经群臣讨论，成祖准行：大口月配盐1斤，纳钞1贯，小口折半，称“盐钞”。不过，由于乡村小民得钞不易，可纳米配盐，称“盐米”。

2增收门摊税。明人说，“若门摊一节，……只税店面”。可见门摊税指的是店面税，它不同於三十税一的交易税，於明初就已存在。洪熙元年下令增收门摊税40倍。宣德元年以增收40倍太重，降为增收5倍，并规定只在顺天、应天等府以及除云南、贵州之外的各行省中33个“商贾所集之处”城市增收。此外，宣德四年六月又一举增征四种税。

3开征蔬地果园种植税。规定南北二京军民种植蔬果货卖者，蔬菜地每月亩纳钞300贯，果树每10株岁纳钞100贯。八月，此税种推及广东、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但税额稍减。宣德六年又将蔬菜地种植税减半。4增收塌房、库房、店舍税，每间每月纳钞500贯。同年，对油坊、磨坊、砖瓦窑、木植场、裱褙铺、车院店等征收数额不等税钞。宣德六年以后，税额有所降低。正统十四年塌房等税每间每月降至400贯。

5开征驴车、骡车运输税。凡受雇装载货物车辆，每辆岁纳钞200贯。七月，还开征牛车、小车运输税。此后，车辆运输税增减不时。

6设钞关，征船料。在从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线的主要城镇霍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和南京上新河设立七个钞关，征收船料。规定七钞关间的每一航段，过往船只每百料征钞100贯。南北两京直航者每百料征500贯。此后，运河和长江沿岸各钞关时有废置。据成化十六年户部报告，各钞关年征钞约2400万贯，即480万锭。

7罚钞。除上述增税措施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罚钞。如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颁布私宰耕牛十倍罚钞令。宣德元年十月，实施笞、权罪赎钞法。同时又宣布罚钞赎脏例，金每两赎钞8万贯，银每两赎钞2000贯，铜、锡、铁、铅、丝、罗、棱、官棉布等各有赎钞标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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