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香港文坛教父
66读书 www.66dushu.com,最快更新旧书大亨!
提着两大袋子旧书,林逸这才觉,很重,真的很重,只提了一小会儿,手臂就麻了,然后林逸就开始怀念曾经跟班的老黄,如果有他在,那就省事儿了。
可惜,老黄没在这儿,自己还要提着这些书走老远的路,想到这里,看看里面厚厚的《水浒》,《绿野仙踪》等,不禁苦笑,买这么多,何苦来哉。
距离去地铁站的路还有一段距离,算起来也不算太远,大约一里地路程,来的时候林逸是徒步而行,并且是大步流星,现在不行了,别说大步流星,就算像要稍微快一点都觉得吃力,所以林逸决定去乘坐大巴。
深圳市的大巴都是那种很上档次上下两层绿色公交,无人售票,自动投币。林逸赶过去的时候,公交站牌下已经挤满了人,没等林逸喘口气,那车就来了,然后人群一股脑地往上挤,林逸提着书跟在后面也往前挤,可是由于上车的人太多,汽车的前门上不去了,林逸便只得转个头,从后门上了车。
到了公共汽车上,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司机也顾不上叫从后门上来的乘客交钱。
正当林逸暗自庆幸,可以不必费力气提着手袋去投币的时候,这时就见一个跟他一起从后门上车的女中学生,动作麻利地从上衣兜里掏出公交卡,对着比她靠前一点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说道:“叔叔,麻烦您能帮我传一下公交卡吗?”
那个中年男子也对她还以微笑,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接过女学生的公交卡,然后又递给比他更靠近车头的乘客,继续往前传递着女学生那代表着最普通,基本道德,公共良心的公交卡。
看到眼前这传递的场面,想想自己刚才的想法,林逸的心便一阵阵的紧。正在这时,下一站到了,又从下面上来几个中年的男女乘客,和林逸刚上车时一样,都是一脸麻木的侥幸表情。此时的林逸,心里也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没想到二十来岁的人了,在公共汽车上还得作人生答卷上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
当然答案是没得选择的,车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旧书飞一般地跑向前门,快速地上车,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把那枚攥在手里很久的硬币,迅速地投进了公共汽车上的投币箱里,然后转身下车,如释重负般地迈步走向了地铁站。
……
搭乘地铁,辛苦一路,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检查那张意外的收获。
将那套1979年三联港版《李自成》从手提袋里掏出来,林逸开始翻找那张信札。
这本没有。
这本也没有。
这本还没有。
林逸火热的心立马就冷却下来,难道丢失了?他开始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夹回书本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林逸忘记到底夹在第几册中了。现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没找到,心中就觉得有点危险。
不过很快,当林逸拿起第四册的时候,随着手指的翻动,一张薄如蝉翼的信札,飘然露出真容。
原来在这里。
林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
此时此刻,整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有了那个监视着他的书摊摊主,也没有那些淘书看的顾客,他可以把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摆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chang”,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酒徒》则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觉得熟悉,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貌似是“文学顾问”。
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文坛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资历比金庸,倪匡,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在艺术成就上,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获奖无数,《酒徒》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而他本人又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
“汇丰作家”,是说他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他是严肃作家,是他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为什么这样,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李自成》,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尤其作为香港屈一指的文坛巨匠,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得到推荐和重视。
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姚雪垠也一样,自己的“儿女”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招待”,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
至于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笔墨官司”。
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1958年著,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120元;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80元;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50元。
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
姚雪垠著《春暖花开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属于“鲁璧文学丛书”系列)售价则是150元。
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
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以至于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认“抄袭”;而在徐速去世后,姚雪垠面对记者,明确回答:用太阳、月亮、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明显受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启。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并非抄袭。姚雪垠公允的表态,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
……
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却极具收藏价值,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再加上“姚雪垠”这位历史小说“大神”,强强联合,价值就更高了。何况,依照这封信,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笔墨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了。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单单信上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官司”的态度,宁可埋头写书,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尚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
最后,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网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没有印章的。
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比如挥笔作画,挥笔写诗,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一般的书信来说,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
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欣赏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过来,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
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
细节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也从这封信开始。
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这封信怎么会夹在《李自成》这套书中,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
转而又释然了,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被窃,丢失,无意中丢弃等等。总之,现在到了自己手里,这就是缘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