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超越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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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情结
小时候我家住平房，一间间房子挨在一起的那种。有个邻居家条件不错，那时已经买了录像机和录像带，我没事就去他家里蹭着看。他养了一只海狸鼠，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它和电视屏幕上那些江湖爱恨、快意恩仇一起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也不知道它们哪一个更具奇幻色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香港电影里，我最喜欢《英雄本色》还有《双龙会》，反复看了好多遍。周星驰的电影当然是居家旅行的必备佳品，只是当时没看懂《大话西游》，更喜欢的是《大内密探》——那时的我下意识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就是疯狂恶搞，让人大笑。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当属《雷洛传》，刘德华在其中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成就了我心里对“帅”的最高定义。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明星，也是我一眼就“爱”上的偶像。他和爸爸有几分神似——都是浓眉大眼，梳起溜光水滑的背头时，简直耀眼到光。小时候我还模仿过他在《五虎将之决裂》里最后一幕斗枪的情景，手枪在手指间翻转，之后是一阵“啪啪啪”的射击，干脆利落，意犹未尽。可惜我始终没法用玩具枪耍出电影里那种酷炫的效果来。
汶川地震之后，我参加了成都区的义演，当天许多港台艺人都在现场，包括刘德华。我在流程单上看到他的节目就排在我的后面，所以在舞台入口候场时，一心希望能拖延几分钟上台，这样就可以见到他本人了。我的“计划”得逞了，看到他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紧张到双腿都开始抖，心里冒出各种“迷弟”般的感慨：他的皮肤怎么那么紧致？耳朵看起来都在亮。他整个人看起来怎么那么年轻？眼角眉梢都是味道，型也恰到好处……后来听工作人员说，我和他握完手后，是以小碎步的方式默默退到边上去的。
下场后，碰巧他又经过我的休息区，我想也没想，站起来朝他鞠了一个90度的躬，还问能不能单独合个影。刘德华答应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没带相机，看到边上有一个大叔扛着专业相机，就赶忙求他帮忙，没想到他其实是刘德华的工作人员。我有点儿窘，但刘德华非常善解人意地让我留下邮箱地址，还特别嘱咐摄影师记得把照片给我。当晚一点多，我忐忑地打开电脑，合影已经静静躺在了邮箱里。我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只能皱眉头，唯一的想法就是：唉，他真是比我好看太多了。
那次义演我也遇到了成龙大哥，可惜没来得及说上话。幸而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少，逐渐熟悉起来，如今还能不时一起坐下来喝点儿酒。我告诉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部片子，没想到他摆摆手说，那是部烂片。
在这些心仪的偶像面前，我会比平时拘谨一些。倒不是胆怯，而是又害羞又激动，有点儿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妥当。时间久一些我就会放松很多，不过我说的“久”是真的挺长一段时间——即使已经见过刘德华三次，在他面前我还是特别紧张，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自在地和他喝酒，聊个畅快。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即使知道当时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电影也有粗制滥造或是虎头蛇尾的问题，但说起以前，总觉得随便挑一部出来都是经典。这种集体记忆也应该归功于当年香港电影的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如今内地的制作水准越来越高，合拍片已是大势所趋，但我心里很期待看到一些纯正的“港片”，处处烙上鲜明的香港地域文化印记，和独属于那个城市的悲欢离合。我也很想参演——但矛盾之处在于，身为大陆演员，我一加入就会把电影变成合拍片。如果有人翻拍那些经典作品的话我也很想参与，最好所有角色的造型、所有呈现的场景都复刻原版，应该会很好玩。不过一定会有人反对这种做法。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才永远美好，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当年在各个片场奔波的演员们，许多已经渐渐靠作品走上神坛，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创作的状态，敬业的态度也不曾因为“江湖地位”的变化而松懈了一丝一毫。成龙大哥去参加春晚的彩排，有几天时间持续得特别久，近半夜十二点还没结束。工作人员向他表示歉意，他却说：“我不辛苦，我只是在这里等着，辛苦的是你们。”有些细节他觉得效果不好，主动要求重录：“你们有要求，我对自己也有要求。”这些前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口碑，的确有让人信服的道理。
还有冯小刚导演。他已经有了那么多成功的电影作品，转身竟然还拿下了金马奖影帝。我对他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导演”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无论过去曾经获得过怎样的成绩，立下过怎样的里程碑，他们都不曾停下脚步，更没有一直回头留恋。他们的目光始终望着未知的前方，望着自己没尝试过的新鲜事。
不管是什么类型、多具分量的奖项，它都只是对你某一个阶段的肯定。奖颁完了，就是全新的开始，它只代表过去，并不保证将来。今年你是最有价值的那个，但明年如果不够努力，就会被更出色的人代替。我得到“百花奖最佳男配角”，也许有人认为名不副实，也许有人觉得实至名归，但它已经过去了。我很感谢“金鸡百花”颁这个奖给我，它给了我这样的年轻演员一份沉甸甸的鼓励。它也在提醒我，如果有人认为我还不够好，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去用作品获得肯定。重要的是，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走得更扎实。
身为演员，就要接受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对你有不同的评判和看法，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抱有不同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观点的投射对象而已。外面那些声音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里，前进的信心还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肯定，与其去分析各种声音的来源和意义，不如更相信自己的感觉，更坚定心里的目标。
复刻的假想
如果可以从经典港片里选一幕来挑战，我特别想演《阿飞正传》最后的3分钟长镜头。梁朝伟曾在之后的采访中提到，他当时遇到了表演的瓶颈，那段时光自己好像无法从演员这个职业中找到满足感。拍王家卫的一条镜头他NG了27次，信心遭到了彻底摧毁，他怀疑自己是否根本不会演戏，半夜在家里闷声不吭地拖地板，把刘嘉玲吓了一跳。那之后一切反而豁然开朗，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完成那种难度的表演。
一次在颁奖礼上我碰到了王庆祥老师，他说起过拍摄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时的状况。他是一个极其有经验的老演员，在拍摄的第一天翻来覆去全是NG。刚开始他还能扛住，后来心里实在受不了，就溜出去抽烟。梁朝伟和他讲，你千万稳住，过了这一段就好了。王老师说起当时的感觉，就是几十年的戏都白拍了，自己好像第一天站在摄像机前一样，什么都不懂。我想象过那种崩溃，也想体会一下被整个砸碎的感觉，看看那个过程之后，自己会露出什么模样。
有时在电影里看到一些精彩的表演，我会在心里默默跟着演一遍，如果还不过瘾，就回家对着镜子再来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古怪的习惯，有时哭着哭着会停下来，突然开始笑——那一刻就是有点儿好奇，这样悲伤的时候，笑起来会是怎样的感受？那时完全没有表演的意识，回想起来，倒有点儿像一人分饰两角的游戏。
我印象最深的表演实践是和同学们一起玩Cosplay，演日本漫画《甲贺忍法帖》。当时大学里有个社团，很厉害，自己写剧本和台词，自己化妆、做造型。各校社团还会组织一起演出交流。汇演当天我扮演一个忍者，妆容特色就是把眉毛描到粗得很夸张。同学们有扮蜘蛛的，有扮老太太的，一群人在快餐店里化好妆，然后一起耀武扬威地上街打车。出租车司机一路战战兢兢，不时偷瞄我们几眼，到了目的地，看到满街都是各种奇怪打扮的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对喜剧也很有兴趣，有机会的话很想尝试《东成西就》类型的风格。最好有一群人带着我一起“玩”，这样更容易“放飞自我”。完全靠自己，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顾忌，但是有好玩的对手一起搭戏，一群人一块儿疯，就特别有意思。能演好喜剧的人都很聪明，要用很高级的演技处理细节。让人由衷地笑起来，比让人掉眼泪要难上许多。
拍摄时，我NG最多的状况都是笑场。最怕大家休息时闲聊，一个不小心就聊出了一个笑点……那完了。我和刘烨一起拍《建军大业》时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况。他扮演的是毛主席，戏份很严肃，可是我总觉得他随时会绷不住笑出声儿来。主席的眼神要在每个同志身上停留一会儿，我心里一直在暗暗喊：“别别别，别看我。”可他居然瞟了我一眼就迅速晃了过去。这让我分了神——“真是太坏了，那么不负责任！”念头一起，我立刻笑场。后来甚至一想到我们的目光快对上，我就忍不住笑场。简直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我和导演提出过能否尽量别让我们俩同框，导演当然不会同意。从此我吸取了教训，拍戏休息时别聊天，就怕遇上那些无可奈何的笑点。
定义未来
如果用年代来区分，我最喜欢拍现代戏。我特别期待出现一个真正高水准的作品，不是说现在没有好戏，但我的期待是出现一部可以重新定义偶像剧的现代戏。用手机来打个比方，虽然我们手里现在握着的小方块机器还叫“手机”，但它已经被重新定义，功能早就远远超过了打电话。
过去的偶像剧大多功能单一，但就算是被认为充满老套狗血桥段的台湾偶像剧，也有让人感动的纯粹的力量。好作品不一定要背负上“讲述人生真谛”的重任，偶像剧市场也还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题材和角度都还可以不断推陈出新。可惜，现在的市场状况往往是，一部《古剑奇谭》火了，“嗖嗖嗖”，一堆古装奇幻剧跟着出炉；《伪装者》火了，“嗖嗖嗖”，屏幕上立刻填满了各种谍战剧。制作方认为“观众喜欢看”，于是一个时期里电视剧的题材总是相似或重复，但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创造出更多新鲜的东西，需要的只是多一些精雕细琢的耐心。
以前许多演员被批“太土”，拍的剧又被说成“不够洋气”。我们这一拨年轻演员在成长的过程中挨的批评相对还算少，但心里其实一样着急，希望内容可以更多元化一些，制作的各个环节能够进一步专业化，质量可以比宣传更靠谱。我也曾经对一些作品抱以期待，但最后却只能无奈接受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的结果。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我希望和好的制作公司、好的剧本、好的团队合作。与许多制片人和导演见面时，我都会聊一聊自己的想法，不管成熟不成熟，都希望一起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我希望我们除了缅怀追忆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氛围之外，也可以像那批创作者一样，齐心协力“玩”出一点新意。
被动性是演员的职业属性之一。就算在表演时付出了120%的心力，效果也可能因为剪辑等等原因被削减。在外界眼里，我们这批年轻而且有了一些知名度的演员从来不愁资源，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小很有限，特别是在电影方面。机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角色的选择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会左右最后的决定。我最重要的标准其实特别简单：自己喜欢。不管其他条件如何诱人，这关过不了，怎么也演不舒服。
《真爱谎言》的导演高林豹，《活色生香》的导演何澍培，《老炮儿》的导演管虎，这几位都给了我极大的启。他们不仅教会我如何去进一步理解角色，也给予了我成为演员的信心。管虎导演曾在媒体面前给过我很高的评价，我想，或许他最初对我也没抱什么期待。就算别人一开始对我没有充分的认可，我也不会介意。印象和事实不一定吻合，彼此都需要时间去进一步了解和磨合。
拍摄《老炮儿》之前，我问了管虎导演一个特别的问题：“你能保护我吗？”我说的“保护”不是保持偶像光环，更不是维持外形上的那些既定印象，而是一种耐心。之前我没有参与过那么大制作的电影，没有和那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合作过，我希望他不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有名气、有人气的偶像小生，更不希望我的加入只能为提高话题度“做贡献”。我可以把自己彻底交给他，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后来他告诉我，因为这个问题，他对我有了些不同的认识。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每一个机会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实战。我可以承认自己不够有经验，但不能忍受自己太笨。如果生了没背下台词，或者记不住武打动作的套招之类的情况，我就会特别急，甚至会摔东西，或者干脆跑去边上骂自己：你就那么笨吗？你就做不到吗？其实情绪平复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我知道自己脾气的动静有点儿大，现在也努力压着。我也担心，如果群众演员中正好埋伏着一个狗仔，随手录一条视频放上网去，又是一条“耍大牌”的罪证。可别人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呢？
大家都爱掰扯“偶像”这两个字，很多人都避免往“偶像”上靠，毕竟，被公认为实力派的演员可以自称是偶像派，打趣“靠脸行走江湖”，大家还会觉得那是种范儿；但如果一个被定义为偶像派的演员说自己想成为实力派，有“艺术家”的梦想，好像反而自讨没趣——你有什么？根本什么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我总说自己就是“偶像派”，故意说“脸很重要，我就是靠这个”，这有那么点儿较劲的意味。曾经有人试图纠正我，甚至还有人认真地质疑：“你是不是觉得除了脸之外，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呢？”唉，这样游戏就不好玩儿了。过去对“偶像派”的定义现在还适用吗？就算是偶像派，一辈子就只能死守偶像派吗？我可以转型、成长、改变吗？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应答方式，我之前的许多前辈，包括那些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中流砥柱们，也仍然被这个问题纠缠着。我不认为要刻意用某种方式让观众忘记我的形象，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拍出真正好的作品，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不能因为听到几句“你不会演戏”的评论，就要铆足了劲儿从外表上甩掉“偶像”的帽子——就算能甩掉，又能在一夜之间变身真正的实力派吗？别人如何定义我，我管不了；辛苦花上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改变别人的看法，我不会开心，也毫无意义。我只在乎如何达到自己的要求，我相信自己没那么差劲，有朝一日，也能成长为一个真正专业的演员。
我期待看到，我们的演员可以真正称霸整个亚洲市场，重振“雷洛探长”时代的文化影响力。如果我们这一代还做不到，那么我希望下一代的演员能够实现。那时候，无论是中国的电影、电视剧，还是中国的男演员、女演员，都代表着质量的最高标准，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真正的尊重。我希望自己还能保持一点儿心气，喊口号没意义，说理想太空泛，好好拍戏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