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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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过去的三天里，格罗特先生天天都从林间空手而归，我们只能吃些鸡蛋和土豆充饥。情况糟透了，格罗特先生决定杀掉一只鸡，还开始打山羊的主意。这些天，他回家的时候都不爱吭声，不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嚷嚷着扑向他，抱住他的腿，他却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赶开。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的脸上有种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里正在打什么算盘。他终于开口了：“你脖子上是个什么东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东西不值钱。”我说。

“看上去像银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项链上，“变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锡的。”

“给我瞧瞧。”

格罗特先生凑近了些，用脏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坠上那颗凸起的心和紧握的双手：“是什么东西？异教符号吗？”

我不知道“异教”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透着邪气，“也许吧。”“谁给你的？”

“我的祖母。”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我难受。要是能收回刚才那句话就好了，“这东西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当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皱了皱眉头：“看上去确实很怪，说不定卖都卖不掉。”

格罗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话，无论我在拔鸡毛，煎土豆，还是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客厅的火堆旁。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十六岁时，他哥哥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时遇见格罗特太太的，他俩十八岁时哈罗德就出生了。他们直到有了这一屋孩子以后才真正结婚。他只想要捕鱼狩猎，他说，可是他得养活这些孩子。说实话，这些孩子他一个也不想要，而且他怕总有一天被这些孩子逼疯，到时候说不定他真会伤害他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格罗特先生开始坐在门廊前削东西，一直待到深夜，身边摆着一瓶威士忌。他总会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说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罗特太太已经几乎不说一句话了，他说。她讨厌谈话，但她喜欢做爱。可他不愿意碰她，她懒得把自己收拾干净，身边还总有孩子。他说：“我原本应该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多萝西。你不会这样缠着我的，对吗？”他喜欢我的红头。他对我说：“有人说，要想跟自己过不去的话，就找个红女郎吧。”他吻过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满头红，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他还年轻帅气的时候。

“是不是挺惊讶？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现在也不过二十四岁。”

他说，他从未爱过他的妻子。

叫我杰拉德，他说。

我知道格罗特先生不该跟我说这些。我才十岁。

格罗特家的孩子一个个像受伤的小狗般呜咽不停，凑在一起互相慰藉。他们不像普通孩子一样蹦跳着玩耍，倒是整天拖着绿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里汪着两泡眼泪。我像只披着硬甲的甲虫一样在房间里穿行，无论格罗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罗德的怨气，还是小杰拉德的哭叫（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无法心满意足），通通都伤不到我。我眼见着梅布尔变成了一个阴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这个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抛弃她。我清楚活在这样的家里，孩子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我难以去爱他们。他们的不幸只会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我用尽全力保持整洁，保证每天早起出门上学。

一个暴雨倾盆的夜里，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垫上，身下的弹簧隔着薄薄的套子硌着我，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天也下着雨，所有人都晕船不止。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爸爸教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七岁，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却还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栋舒适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过石墙，穿过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风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涛起伏。我闻见好闻的泥煤烟味，听着乌鸫的吟唱。远远地，我望见祖母家的茅草屋顶，刷成白色的墙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红色天竺葵。祖母那辆经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车靠在门里，不远处的树篱上挂着一串串深蓝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进祖母家，烤箱里正烤着一只鹅，黑白相间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头吃。祖父要么拿着自制的鱼竿去河里钓鳟鱼了，要么就去野地里打松鸡或鹧鸪了。就剩下我和祖母两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几个小时。

祖母正在做大黄馅饼，用一根大擀面杖来回擀着面团，又往黄色的面团上撒些面粉，摊薄放在馅饼碟里。时不时，她会抽两口阿夫顿香烟，轻烟在她的头顶袅袅不绝。祖母会给我吃一颗圆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围裙兜里，跟半打烟屁股放在一块儿，那种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黄色香烟盒上印着罗伯特·彭斯的一诗，祖母喜欢伴着一古老的爱尔兰曲调唱起它：可爱的阿夫顿河，请你轻轻流过翠绿的山川；轻轻地流吧，我来唱歌把你颂赞。

我坐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听着烤鹅在烤箱里嗞嗞作响。祖母把面团搓成条形，沿着馅饼碟的边缘围上一圈，剩余的便在中央打个十字，再刷上一层搅匀的蛋液，用叉子在面饼上叉些小孔，最后撒上糖霜。等到馅饼进了烤炉，我俩来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厅，开始享用只属于我们俩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浓浓的红茶，热乎乎的切片葡萄干面包。祖母从玻璃柜里的玫瑰瓷器中挑出两只茶杯，还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盘子，小心地放在一张上过浆的亚麻餐具垫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边的爱尔兰蕾丝窗帘映照着祖母的面孔，让她的轮廓添了几分柔和。

坐在带椅垫的椅子上，我能看见祖母的摇椅前放着木头搁脚凳，上面罩着绣花罩子，还能看见一个小书架，放的大多是祷告书和诗歌。我看见祖母一边倒茶，一边轻声哼唱，看见她有力的双手、温柔的微笑，看见她对我的爱。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潮湿酸臭的垫子上辗转反侧，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忆也勾起了悲凉的思绪。在卧室里呻吟不已的格罗特太太，其实跟我妈妈没什么两样。她们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要么天性软弱，要么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么固执自私，她们便靠着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妈妈指望着我做饭、做清洁，照顾梅茜和双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当我坚持说情况会好转的时候，她却说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会说，“你根本不知道麻烦在哪儿。”有一次，就在火灾前不久，我听见妈妈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进了屋，想要哄哄她。当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却猛地跃起，把我赶开。“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厉声道，“别装了，你不过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后缩，脸颊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样烫。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经不复原样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从那以后，她骂我铁石心肠，骂我冷酷无情。也许我的确如此。

六月初，我们通通长了虱子，就连只有几根头的内蒂也一样。我还记得当初轮船上的虱子。当时妈妈生怕我们染上，每天都会检查每个人的头。当听说其他船舱里的人长了虱子，她还把我们关起来不准出门。“这是世界上最难治的顽疾。”她告诉我们，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回很多人长虱子，每个女孩都被剃光了头。妈妈对她那一头漆黑浓密的长颇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们却依然没能逃过。

杰拉德不停地挠头，我把他的头拨开，现里面全是虱子。另外两个孩子的头上也有。沙、椅子，甚至格罗特太太，这屋里每样东西说不定都爬着虱子。我明白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休学、剃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干活儿、洗床单……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进屋的时候，她就那么盯着我，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

“孩子们都长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们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是你把虫子带进来的。”

我的脸红了：“不，夫人，我不这么认为。”

“它们总是谁带进来的吧。”她说。

“我觉得……”我开口说道，但实在难以启齿，“我觉得您可能得查一下这张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头。”

“就是你带来的！”她边说边掀开被子，“你跑到这里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比我们谁都强……”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皱成一团。我看到她大腿间毛茸茸、黑黝黝的一丛，赶紧尴尬地转过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来，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内蒂夹在胳膊下，用另一只手指着床说，“先把床单用开水烫了，然后用梳子给孩子们清理头。我早就警告过杰拉德，不能把个流浪儿带到家里来，天晓得她去过哪里。”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比我想象中更凄凉：我烧了一罐又一罐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同时还得提防着，免得烫伤孩子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单、衣服放进热水里，用碱皂费力刷洗，再把它们塞进手动绞拧机。我几乎转不动机器的手柄，手臂阵阵疼痛。

格罗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厅沙上的妻子说了会儿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飘到了我的耳边：“垃圾”“寄生虫”“肮脏的爱尔兰人”。过了一会儿，格罗特先生走进厨房门，现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动绞拧机的手柄。“上帝啊！”他边说边开始帮忙。

格罗特先生也认为床垫上可能有虱子。他觉得我们只要把床垫拽到门廊上，浇上开水，就能灭虫。“我真有点想也这么收拾那些小孩。”他说。我知道，他这话可不仅仅是玩笑。他拿着刮胡刀飞快地给四个孩子剃了头。尽管我已经用尽全力扶住他们的头，孩子们还是扭来扭去，因此头上到处是刮胡刀留下的划痕和血口子。他们的模样让我想起一战后返家士兵的照片：秃着头，眼神空洞。格罗特先生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擦上碱水，小孩们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罗特太太就坐在沙上看着。

“威尔玛，轮到你了。”他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刮胡刀。

“不。”

“至少让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个女孩，就是她带来的。”格罗特太太扭过头，望着沙后背。

格罗特先生示意我过去。我解开梳得紧紧的辫，蹲在他面前，他轻轻地理着我的头。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轻抚我的头皮，让我感觉很古怪。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捏到了什么东西。“嗯，你头里也有虫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红头。我曾经问过爸爸，这头红是从哪里来的，他开玩笑说，一定是生锈了。爸爸的头就是黑色的——他说是多年辛劳中熏黑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头的颜色却更偏赤褐色。他说，跟你的头不一样，你的头那么明丽，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红叶，像戈尔韦郡那家饭店橱窗里的锦鲤。

格罗特先生不愿意把我的头剃光，他说，那简直是犯罪。他用拳头绕起我的头，从颈背处一刀削落。一绺绺丝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头剪到差不多两英寸长。

接下来四天里，我困在这间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孩子们照旧碍手碍脚，哭闹不休。格罗特太太带着长满虱子的头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单和霉的床垫上。而我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我们很想你，多萝西！”回学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对我说，“哇，新型啊！”

我摸摸头顶上竖起的短。拉森小姐知道我为什么要剪短头。当天从校车上下来，我递给她一张便条，便条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其实吧，”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就是那些大都市里的姑娘，剪短了头，出门跳舞，总之随心所欲。”她冲我友好地笑笑，“谁知道，多萝西，说不定将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