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回忆录中的古应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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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意机关服务

二十五年那年夏天，我毕业于法政学堂。毕业的时候，校中当局发下一张表格，叫毕业生填履历及志愿。在志愿一项，各人都写得很多；不是说毕业后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说办自治或做律师；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得事业都写在上面。我想骗人决不可，照实写我要革命又不妥，便只写了“难言也”。收卷的教员看了不满意，拿回来叫我重写。我踌躇一下，写了一下数字：“如必欲言，则教育实业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员看了，均为之发笑。

考试完毕那天，我刚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门，起来一看，是粤商自治会派人送聘书来，请我去做教员。

粤商自治会系粤汉铁路古董们联合所有广东大商家而组织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后来每遇内政外交问题，时时开会，批评政府，极得社会好评。该会傻仔西关南华寺，内辟一礼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平时便作为课堂。那儿有教员数人，员生则为各商店的经理和店员。因此听讲学生人数不定，忙的时候人少，闲的时候人多。我认为藉此可以接近民众，就接受了聘书。

在粤商自治会教了半年。我师丘仓海先生当选为副议长；书记长是古湘芹先生，下面共有四个书记，丘先生叫我担任书记。因为副议长是我的老师，对我很信任，书记长是个同志，对我很好；所以办事很顺手，精神很痛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赵声和朱执信先生等都亲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汕头，运动当地民军响应，咨议局在开会后就很空闲，粤商自治会也放了年假；我就借着年关回乡省亲的名义，请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经很久，一切感觉着生疏。经过了许多困难，才弄出个头绪。忽然听到广州新军的革命义举，因为发难时间过于匆促，又归失败了。

我立刻回广州，直赴粤商自治会，激励他们用该会的名义，从事办理营救新军的工作。因为我和会里的人，平时联络得很好，他们不但满口答应，还热心协助。这样，失败的党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后来广东巡道王某，查出参与这次起义有关的名单，里面在咨议局做事的，有我和陈炯明恋人。他带了名单，谒见丘仓海先生，并且想拿捕我们。丘先生把名单一看，不待他 开口便说道：“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人的话，请先从我提起。”王某听了，强笑说道：“这不过是他们报告的名单。陈某邹某既然是个好人，想必是他们误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无事。

不久，广西成立了督练公所，派了一个姓陈的道员到广州来请幕友，很坚决地要请我和陈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讲来讲去，只答应一个人。我便和陈商量，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到广西去联络革命党，也是好事；并且决定我去。于是我把各事料理妥帖，买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个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传，行李全部损失，不得不退回广州。

当我预备重整行装再赴广西的时候，党人某等在北京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营救，并且叫我在那儿继续策划暗杀的事情。因为吾党义举，前仆后继，死人甚多，于是保皇党分子故意谰言中伤，说革命党首领只骗使无聊的党徒于死地，而自己却逍遥海外，住洋房，吃大菜。党人听了，都怒不可遏，某想洗刷这种侮辱，就约黄复生等入京，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同时被捕入狱的有黄复生，罗世勋（伟章）等三人。消息传来，全党震动，纷纷设法营救。胡汉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筹款，赶回香港设立机关，专门从事营救和继续暗杀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布置一切，以便各人继续北上。我在法政学堂毕业，得了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正好借此上京铨叙，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粤商自治会和咨议局请假；同时写信回县，约郭公接同志到上海会面；再写信到盛京，约张煊同志到北京会面。当我到了上海，因为等候郭同志，便借着看博览会的机会，趁空到南京和党人联络。接洽妥当后，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场大病，预定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因此郭同志到了上海，就请他先行北上。接着叶夏声由浙江来，看见我病重，短期内没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粤。幸而张煊同志接到我的信，便赶赴北京，会同郭同志探明了汪黄罗囚禁的所在地，并且设法和他们通讯后来因为总理谋在广州再行举义，不让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