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应芬家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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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忆古勷勤先生（1）

——《古应芬家世》（十）

古湘勤先生逝世一周年，党部同志，为出纪念专刊，征文于我。我回想往事和古先生的生平，惟有伤戚！古先生因鞠躬尽瘁于党国而死，在我们为失却一位诚悫端厚的同志；在党国实为遭受了自总理逝世以后未有的损失。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我个人所见的同志中，以为唯在古先生足以当此而无愧。古先生休休有容，气象渊穆，我与之相处数十年，从未见其疾言厉色，待人真是诚挚，一望而知为忠厚长者。有时有人为什么问题争持，古先生一来，也往往令人意消。或者说：“忠厚者，无用之别名也。

古先生为人忠厚，恐无以免于无用之嫌。”然而事实不然。古先生讷于言而敏于行，数十年来所造于党国者，正未容我人忽视。故其为人虽和平中正，可是在紧要关头，却又大节凛然，从没有丝毫苟且，不但能为人所不敢为且能为人所不能为，记得去年以中枢失轨，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开会广州，建树国民政府时，古先生为当时主持者之中坚。

很多人对于古先生此种行动十分震駭，南京有一位莫名其妙的先生，叹息于我们的一位同志之前曰：“想不到如古先生这般的忠厚长者，也竟造反起来.“这位同志回答的妙，他说：“古先生是向来造反的，古先生的革命史，就是他对反动统治的造反史自满清以来已有数十年了。除非古先生不是革命者，才算不得是造反者。”古先生历来这种造反的——革命的精神，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处可以找到事实的基础。

我和古先生相交最久，幼年为学，就与古先生同窗共砚。当时是从黎虞庭先生学做诗，古先生大我六岁，不啻我们的学长，古先生早年失恃，父亲介南公，在小北开一家长生店，是一个非常温和可亲的人，我那时住小北，与先生时相过从，称介南公为古老伯，古老伯待人很好，待我们更好，我们去了，便听他道古论今，往往乐而忘返。古先生事父极孝，介南公待子极慈，真是一个十分融洽的家庭。古老伯逝世，古先生晚年尚每语人：“吾五岁而丧母，今越五十年，并我父而不可见矣”。语已，辄泣然欲涕！及今回想，实令神伤!

胡汉民忆古勷勤先生（2）

——《古应芬家世》（十一）

民国纪元前八年，古先生执信精卫和我诸人东渡日本，同学于东京法政大学，是为古先生加入同盟会，致力革命之始。古先生的为人，向来谨慎胆细；在日本，遇到小小的地震，明知无碍，他却惊慌的了不得，急急忙忙跑去站天井了。我和执信等常常笑他：“站天井，怕还不够罢。最好上荒场去。天井小，屋子倒了，你不还受累吗？”古先生就哑然失笑了。

有一次，邻居失慎，可是离我们的寓所，还有十余丈远。我们行无所事，照常温习着功课，古先生却跑出跑进。忙的不得了，嚷着说：“火烧来了，还读些什么书？”他怎么办呢？第一是忙于整理被褥，说是“逃出了难，好有被褥睏觉”。一个人就动起手来。我和执信等说：“要预备走，还是先搬书罢”！何以呢？凡是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无论到何处，租被褥是不成问题的：既清洁，又廉价。可是古先生不回答什么，只急得跺脚，不住的说：“火烧上来了，你们这样的镇静么”？这一次，火终于没有烧上来，古先生算是白忙了一场，但我们并不能以古先生的着急为无意义，实在是反衬出了古先生的“一生谨慎”，“处事不糊涂”。

辛亥革命之前，古先生很同我们一起做秘密工作。在广州方面，广东法政学堂，是我们同志的大本营，一切运动的策源地。当时先生任法政学堂编纂，也是暗中主持的一人。与执信联络组织民军，尤著有劳绩！革命以后，我被推为广东都督，古先生则继执信而为核计院长。琼崖民军叛变，以古先生为琼崖绥靖处总办，偕李登同同志等往平之。当时古先生做总办，很想尽力于开发琼崖，拟具详细具体的计划，建议开海口为商港，可惜时局未安定，袁逆叛迹日彰，广东的情势，也渐渐地转变起来。

民国二年，南京，江西，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义师，一相继发动，古先生与执信很努力促陈炯明响应，然后和我一起到上海，想帮同总理策应各省。刚遇陈英士先生攻击制造局不下，黄克强先生弃南京不守，我们三人就请总理回粤主持。不料在回粤途中，得接陈炯明部下变乱的急报，总理知大势已去，和我折回东京；古先生仍回香港，专与执信等策划关于港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