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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2章 三武一宗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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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卦六爻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大规模灭佛事件。

公元833年春,中晚唐诗人杜牧前往扬州拜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途中见江南秀色,风物殊异,又念及朝政昏昧,“明夷于飞,垂其翼,”时局如垂翼之鸟方向不明,有感而作七绝《江南春》咏史怀古。诗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千里江南鸟啭莺啼,绿叶红花相映。水边村落,山下小镇,处处酒旗迎风飘动。放眼望去,但见从南朝留存至今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无数亭台楼阁润染在江南烟雨之中。

杜牧描写了优雅、深邃、迷离的江南春景,顺便借南梁佛事之盛借古讽今。

中唐以来,自唐宪宗以下直至唐文宗,历任皇帝信仙好佛,追求长生,使佛教大为发展。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全国僧尼人数已超三十万,寺院近五万座。其中有些佛寺的建筑规模甚至比皇宫还要大。大量寺院土地不用缴税,所有僧尼悉数免除赋役,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僧侣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一股新的政治势力逐渐形成。在当时,有三十多名僧人封官授爵,其中有人官至将军,有权参与国家军事决策。因为僧人众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僧人与权贵交往,娶妻养子,作奸犯科,已无僧德。“有攸往,主人有言。”他们既然已影响到朝政,唐武宗断然不会坐视不管。

为稳定时局和财政增收所需,在道士赵归真及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唐武宗决定崇道抑佛。

公元845年4月,唐武宗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诏命五十岁以下僧尼全部还俗,五十岁以上如无官方度牒者也要还俗。还俗僧尼一律放归本籍,充作税户。

当年秋季,唐武宗再次下诏裁撤天下佛寺。长安、洛阳两都只准保留两座寺院,每寺只留僧尼三十人。其余天下各郡,皆只留一寺,每寺留僧尼五人至二十人不等。其它寺院,无论新旧全部拆废。拆后所得之金、银、铜一律交付有司铸造钱币,铁则铸为农耕器具。

唐武宗这次大规模灭佛,为国家获得大量土地、财物,不仅增加了朝廷纳税人口,还极大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来源。据统计,当时一共拆除四千六百余所寺庙以及四万余所私立僧居,先后有二十六万多名僧尼还俗为国家税户;另外释放供寺院役使的劳动力五十万人以上,没收奴婢为两税户超十五万人,收回寺院所有良田达数千万顷。

唐武宗发起的灭佛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历史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分别发起过四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史称“三武一宗灭佛”。

这四次灭佛事件中,只有唐朝是大一统王朝,所以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明夷,夷于左股。”在当时盛极一时的佛家八宗,除了禅宗以外全部日薄西山。等到唐武宗驾崩,唐宣宗即位,“用拯马壮”。他下令恢复佛教,这次灭佛运动才宣告结束。

其他三次灭佛事件的原因大同小异。

北方鲜卑族“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他们艰难南下,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而大力推广佛教文化。然而事“不可疾”,佛教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弊端。一些佛教徒由出家而入世,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北魏统治,使北魏王法废而不行。

于是,志在统一全国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道士寇谦之和信奉道教的重臣崔浩的鼓动下,决定改崇佛为灭佛。在四次灭佛事件中,拓跋焘灭佛最为血腥残酷。他不仅坑杀僧人、毁坏佛像,甚至就连信仰佛教的平民百姓也杀,一度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拓跋焘死后,由北魏而至北周百年间,佛教逐渐复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之初,境内僧尼人数达到惊人的三百多万,接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寺院超四万所。而且,这三百万僧尼全部享有免税特权。

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入于左腹”,北朝一直与南朝争为汉族正统。北周武帝宇文邕更是以汉人自居,他在道士张宾的进言下发起灭佛运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洗刷“胡人信奉胡教”的嫌疑,彰显其华夏正统形象。

宇文邕灭佛有一个从抑佛到灭佛的渐进过程。他先后组织过几次儒释道三教论争,从而“获明夷之心”,坚定了断佛道二教的决心。因此在四次灭佛事件中,宇文邕灭佛最为积极主动的。他不仅灭佛,也灭道,大量道观、寺院及财产被没收,大批僧侣还俗,大量经像被毁。而另一方面,北周的赋税和兵源却得到了加强,这为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宇文邕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他下令再兴佛教,这次灭佛运动宣告结束。

唐朝分崩离析之后,进入五代十国乱世纷争。许多有才之士为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后周世宗柴荣意识到此乃“箕子之明夷”,造成了国家人才的流失。他发起灭佛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将这些出家避世的人才挖掘出来,为其所用。

所以柴荣的灭佛措施中有这么一条:僧尼中有怀才抱器、年少骁勇者,可以申请入朝应试,朝廷将量才为用,许其出仕从军。同时,他对佛教中比较残酷或蛊惑人心的做法,如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妖幻之术等行为加以禁止。

柴荣死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再次恢复佛教。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一度使佛教的前景“不明晦”,但从长远来看,它事实上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经过四次灭佛事件之后,佛教“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开始主动进行本土化。经过与本土儒、道思想的融合,最终促成了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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