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大来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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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兆从堂叔的言辞中听出了警示，便不再争执，起身抹去泪水，向来倚重的堂叔深鞠一躬，说道：“叔，我听您的，这就离开，您多保重。”

说完，他转身走出房门，坚定地迈步离去。

这一别，竟成永诀。

自此，谢志兆再未踏上香江一步。

他引发的金融动荡才刚刚拉开序幕。

随着“谢利源金行”老板逃离，店铺清算的消息迅速传遍香江金融圈，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搅动了整个市场。

股市自开盘起便一路下滑，最终在大量卖单的冲击下，跌势加剧。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谢利源金行”，股价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紧接着是与其紧密相连的恒隆银行。

这两家公司素来形影不离，恒隆银行深度介入了谢利源的所有项目。如今谢利源出事，投资者立刻意识到，恒隆银行也难逃牵连！

恒隆银行出现问题，那么同属一个集团的恒隆地产呢？

由此及彼，人们开始怀疑其他中小型银行、房产企业以及财务机构是否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于是，这一天的香江金融市场只能用一个字概括——跌。

几乎所有金融资产都在下跌，股票、房地产、各类商品期货……唯独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黄金期货，逆势上扬，成为当天唯一一抹亮色。

刚到中午，香江股市已经跌去了近三分之一，市值蒸发了几千亿，许多人一夜之间资产清零，各大楼顶成了绝望者眼中的最后去处，甚至要提前占位。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香江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暂停下午的股市交易。

虽然股市停了，但市民们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做——取现金！

不论哪家银行，门口都是人山人海，长长的队伍蜿蜒不绝。人们纷纷从银行提取现金，用报纸、背包甚至是编织袋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中，因为他们心里都没底，不知道下一家倒闭的会是哪家机构。

很快，答案揭晓了，是“大来财务”陷入了困境。

作为一家财务公司，其主要业务包括存款、贷款和金融投资。

然而，自从去年下半年起，香江的财务公司就开始面临挑战。因为自七十年代末以来，香江经济出现过热迹象，金融市场充斥着过度投机的行为。

为此，自1981年7月起，政府实施了“金融三级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级管理。

第一级是“持牌银行”，有权处理所有存款和支票业务。

第二级是“有限制牌照银行”，主要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和资本市场活动，能接收五十万及以上的大额存款。

第三级是“接受存款公司”，可提供个人信贷和证券交易服务，但仅限于十万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个月的存款。

对于持有第三级牌照的大来财务而言，“十万及以上且存期至少三个月”的限制，就像是给他们戴上了紧箍咒，这意味着大量短期小额资金将不再流入他们的账户。

随后，香江当局调整了土地买卖规则，终止了长期实行的土地款项分期支付选项。这意味着房产开发商必须一次性支付全额地价给政府。

与此同时，由于前几年香江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建筑材料大量进口，使得贸易逆差扩大。

再加上1980年米国新任总统里根推行了紧缩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导致美元利率上升。受到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影响，香江的利率也随之走高。

自1981年下半年起，香江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滞销现象，而贷款利率却持续攀升，到了10月份，年利率竟达到了20%，房屋贷款利率更飙升至21%。

不幸的是，“大来财务”积累了大量的不良房产贷款。这些贷款在高估的情况下发放，在房价下滑以及高额按揭利率的压力下，许多借款人选择停止还款，放弃了他们的房产。

因此，“大来财务”的现金流变成了难以出售且持续贬值的房产。

这些资金其实是从金融市场借贷得来的，所以“大来财务”陷入了困境。

实际上，它还有机会，因为它与“恒隆银行”有着紧密联系，并且得到了一笔贷款。如果谨慎操作，或许可以度过难关。

然而，“大来财务”选择了冒险，它用这笔钱在外汇市场全部押注英镑升值，希望英国在马岛战争中的胜利能够带动英镑的上涨。

不幸的是，英镑并未如愿持续升值。高杠杆的“大来财务”在英镑未能迅速反弹时就遭遇了巨大损失。

尽管如此，只要不公开亏损，它仍有机会翻身，因为它还有一些可用作抵押的资产。

遗憾的是，由于“谢利源金铺”引发的挤兑风波迅速蔓延，众多持有“大来财务”存款凭证的投资者纷纷要求提现，哪怕牺牲利息也在所不惜。

根据香江新的金融管理体系，每个凭证至少代表了10万港元的价值。

很快，剩余的现金就被提光了。向“恒隆银行”求助的人也失望而归，因为该银行也已岌岌可危。

当“大来财务”的几位高层得知援助中断后，立即决定主动报警，并请求警方介入，甚至愿意揭露公司的非法活动细节，以便尽快结束混乱的局面。

作为金融圈的老手，账目自然是门儿清。

被警察带走虽然名声不好听，但至少眼下安全有了保障，将来或许还能成为关键证人，博得一线生机。但留在现场，面对愤怒的人群，后果可就难以预料了。

“大来财务”宣布破产清算的消息如同平地惊雷。

然而，这漫长的一天还远未结束。

“大来财务”的倒闭并未让聚集的人群散去。在警方的安抚下，人群依然不愿离开，因为他们手中的存款单瞬间成了废纸，这样的打击任谁都难以承受。

尤其是在1982年的香港，那时人们的平均月薪还不足三千港元，而这些废纸上的数字却动辄十几万。

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人群中迅速形成了自发联盟，交流信息。

这些存款人的社会地位和人脉使得他们能够更快地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他们得知，“大来财务”的两位股东同时也是“恒隆银行”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