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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艰难岁月故事多 买米运米情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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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初三了,照样放农忙假。六零初四班的李吉吉,正在患疟疾,他拿着学校发的《农忙假劳动鉴定表》,回到东林老家。他的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双目失明,弟妹年幼,什么事都只有母亲一个人扛着。每到假期里,李吉吉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像一个劳动力那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他这时,身上时冷时热,头昏目眩的。生产队长叫他去栽秧子。他对队长说:“我身上冷,怕下不了田。”队长见他说话,上牙靠下牙的样子,就说:“病了?就休息两天嘛。”李吉吉说:“没,没关系;田里,我不行,就,就在地里干。”

一天,李吉吉在苞谷地里锄草,脑袋昏沉沉的,手上软得抬不起锄头,没有铲着草,却铲着了苞谷秧。社员见他偏偏倒倒的、喘成一堆,就扶他到桐子树下休息。他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缓过气来,又爬起来,参加劳动。母亲给他扯来草药,他就边服药边劳动。整个农忙假中,他没有耽误过一天。到开校时,他的病好了,但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生产队长很感动,在他的《鉴定表》上写道:“李吉吉同学,带病天天出工,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社员。”

苞谷成熟了,农村的饥饿有所缓解。学生伙食团,中午竟然有猪肉吃,学校采取同学排队打的办法,开始秩序井然,到后来,同学们见肉不多了,后面的队伍还长,出现了学生自己动手抓、抢的局面。工友和大部分同学,对这些同学厉声谴责,学生干部也出来维持秩序。工友大声说:“里面还有肉,没有端出来,人人有份!”局面才渐渐被控制下来。中午,六零四班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吃肉,我们班出现了四条“好汉”一位女“英雄”。

这是在讽刺这个班有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抓肉吃。班主任陈忠珩老师看见,扶了扶眼镜,问:“这是谁写的?”没有人回答。陈老师说:“敢于批评班上的不良现象,这是好事!我已经知道是哪四个男生和哪一个女生参加抓肉吃了。希望我们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好汉!那么多学生,大家都去抓、去抢,踩伤了人,踩死了人怎么办?革命纪律,比生命还重要。希望同学们切记!”

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四班的袁隆福对苏绍儒说:“肚子,饿来巴着背了,敢不敢,到我家去搞点吃的?”袁永林听见了说:“我们一同去。”苏绍儒小声说:“人多了不好。”袁隆福说:“我给你带点吃的来。”等到大家都睡着以后,袁永林负责放哨,苏绍儒和袁隆福就从鸡市巷的小门翻墙出去了。袁隆福的家在高滩,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先到袁永林家给他的父母说:“准备点吃的,等会儿,我们来拿,给袁永林带去。”然后他们到了袁隆福家。袁隆福的母亲见了,马上做了些苞谷粑,饱吃了一顿,又带了一些在身上,到袁永林家,拿好给袁永林准备的东西,大步往学校走来。到了鸡市巷,天还没有亮。他们翻墙入校,回到了寝室。

那时学生的伙食费虽然每月只有5元1角,李光玉家境贫寒,当时又不准农民搞任何副业,没有钱交伙食费,李光玉就和贫困家庭同学一起,搞勤工俭学。李光玉、周荣枝、罗翠云、曾桂莲、丁玉珍等同学,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到处找活干。他们捡过炭渣卖,到体育馆当过服务员,还割草卖。他们经常到井研人民医院旁的苗圃里去拔草。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拔一天草能挣到8角钱。中午饭,他们就靠找野菜、摘南瓜花,到农场员工的锅里煎来吃。一点油都没有,虽难下咽,也要咽下。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又把拔起来的草上的泥洗干净,卖给养牛场。每斤草卖0.8分钱。平均每天也能卖一两角钱。拔草,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实际也不容易,全天低着头,弯着腰,日晒雨淋不说;早上去干活的时时候,露水很大,手和脚上都被露水湿透;太阳晒时就发痒发痛,慢慢地变红、发肿、化脓、流黄水。这就是粪毒,奇痒难忍。

捡炭渣也不容易,学校和许多单位倒出的炭灰是不知被人翻检过多少次的了,捡炭渣必须弯着腰、弓着背、大睁着眼,一手刨,一手捡,常常是灰尘满面。特别是大热天,灰尘和各种臭味一起扑来,使人发呕。尤其刚倒出的煤炭灰,里面的炭渣多,虽然烫手,拣煤渣的同伴们都无暇顾及,蜂拥向前。不少人的手指头都烫起了泡。有时一天拣的炭渣能卖几分钱,多的时候,也有卖过一两角的。

有一次李光玉和周正才一起,在井研百货公司找到了运输的工作,把一批货有100多斤,用鸡公车运到千佛。他们推着鸡公车,“嘎咕嘎咕”地来回跑了40里地,得了5角钱。每人分了2角5分钱。他们回到学校,实在饿得难受,就相约跑到学校斜对门的“御和园”吃面,花了1角3分钱。一碗面哪能吃饱啊!他们就给服务员要面汤来兑着酱油和醋还放点红油辣椒一起喝。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他们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得服务员都不耐烦了,伸着舌头直摇头。周正才和李光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面馆,李光玉也记不清那天晚上喝了人家几碗面汤,换了几壶酱油瓶。为了节约开支,李光玉等同学,常常一起在研城居民家搭伙,他们还经常在家带辣椒面和盐合在一起下饭吃,有时花几分钱买一斤酱油兑水喝来填饱肚子。

苏绍儒回到家里,已经晚霞满天了,却不见自己的母亲。苏绍儒的父亲,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解放前就去世了。母亲把他们四弟兄拉扯大。上个月回家来,就见母亲得了肿病,走路都有些困难了。苏绍儒正要寻找自己的母亲,却见黄昏中的大路上,似乎有一个人在爬行。爬两步,又停一停。苏绍儒赶忙到大路上一看,爬行的人,正是她的母亲。苏绍儒大喊着“妈妈”,奔向前去。伏下身子,问:“妈,你怎么了!”他母亲伏在地上,喘着气说:“伙食团,今天,到公社,去,挑了点,米回来。我去吃了饭,走不动了,只得爬回来。”苏绍儒扶起妈妈说:“妈,我背你回家。”他母亲问:“你有气力背我?扶我回去吧。”苏绍儒也真的没有那样大的力量了,只好扶住母亲,一步一步地向家走去。

苏绍儒回到学校,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班主任陈忠珩老师,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等母亲病好了,再来上学。陈忠珩老师看过请假条说:“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你成绩不错,现在请假,怎么行呢!”苏绍儒说:“那,我的母亲怎么办?他不能行走,怎么活下去?”陈忠珩老师说:“你要另想办法。为了对你负责,我不能同意你请假。”无论苏绍儒怎么说,陈老师就是不准假。苏绍儒只好不办手续,挑着自己的行李辍学回家侍奉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一病不起,直到1961年6月去世了。苏绍儒就再也没有了复学读书的机会。

六零年四月,鲁近初又要离开家到井研中学去了。他的父亲鲁智仁拄着棍子,追到院子里,说:“在学校,还要更努力。不要想着家里,你管不了,想也是白想。”鲁近初看自己的父亲,这时已经患了鼻咽癌,脚已经肿了,说话有气无力的。就说:“爹,我晓得,你要保重。”鲁近初,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瘦削的脸上,骨头突起,看不出一点血色。心里非常难过。

离开了家,到了学校,鲁近初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面临初中毕业,他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和劳动,都必须积极带头。只有晚上睡在床上,才又想起了家里。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了,国家运粮食来了,每天可以吃上个“一二三”,没有粮食运到,就只有吃野菜,喝大锅清水汤。他最不放心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前教过书,写得一手好字。生活这样艰难,又患了重病,怎么熬啊!好不容易又到了1960年5月的归宿假。鲁近初步行四十多里,到了家里。走进院子,他的母亲周正芳一见到儿子就大哭起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鲁近初惊讶地问:“怎么了?”“你的爹,已经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鲁近初突然明白过来,声泪俱下:“爹,他埋在哪里?”“我领你去吧!”

鲁近初母子二人到了坟地,如血的夕阳下,一座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稀落落的浅草。娘母俩在坟前哀哀而哭。鲁近初问:“哪天死的?”“就在你走后十来天。”“怎么死得那样快?”他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讲起了他父亲死亡的经过:

那一天,他母亲周正芳出工去了,家里只有他父亲鲁智仁睡在床上。生产队长来到鲁家门口喊:“鲁智仁,你三天都不出工了,赶快拿起锄头,挖红苕厢去。怎么不答应!装死呀?”鲁智仁从床上爬起,扶着棍子,站在房门里说:“队长,我不行了,出不得工,请个假。”队长竟然说:“请假,不准!现在,哪个没有个脚肿头昏的!”鲁智仁说:“我患的是鼻咽癌,不是小病,说话都困难。”“赶快给老子拿起锄头走,装病,不走,谨防老子晚上开你的斗争会!”队长边说边跨上阶沿,伸手拉鲁智仁走,鲁智仁气得双手发抖,弯下腰拿起一把柴刀,说:“老子和你拼了!”队长见状,倒退了三步说:“鲁智仁,你敢造反!好好好!你等着,老子叫民兵来收拾你!”鲁智仁等队长出了院子,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就一手拄棍,一手拿刀,跪倒在祖宗牌位下说:“父亲、老爷,祖宗,不肖儿孙,没有办法活了!只有到阴间来伺候祖宗了!”说完,就挥刀向脖子上一勒,便倒在了血泊中。

等队长带领民兵来到鲁家屋里,见鲁智仁已经自杀,赶忙叫人去叫回周正芳。周正芳回家一看,人还有一口气,又赶忙叫人去喊回鲁近初的大哥,找医生治疗,过了三天,因为失血过多,医生也无力回天。鲁智仁死后,人们都没有力气做棺木,只好拆下家里的几个楼板,用竹篾捆成一个匣子,草草埋了。

临近初中毕业,鲁近初哪敢耽搁,第二天他就得去学校,离家时,他又到父亲的坟前去,对父亲说:“父亲大人,我知道你无法安息,我走了,我会更努力的!”

又是一个归宿假。母亲白翼坤给廖文刚说:“城里的粮食,要留着保证学生的供应,街居民都要到周坡去买米,你父亲和大哥都调到供销社去了,刚上班,不好请假,明天你和中伟一同去,有五十里路,来回一百里。”“买多少斤?”“这一个月只剩这三十斤了,全买回来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明,一家人就吃过了早饭,因为要走那么远,大家都腾了些饭给他们两弟兄吃。廖文刚算是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顿了。母亲给了他们购粮证和钱,还给了半斤粮票,并说:“购粮证要带回保管好,那是一家的命根子,掉不得!这半斤粮票是你父亲去峨边糊油桶,节约下来的,肚子饿了,可以各吃一碗面,还剩一两,拿回来。钱,我多得有三角。”

两弟兄先步行五十里到了周坡,在饭店里吃了饭,又背着三十斤米,往回走。三十斤米,对那种环境的这两弟兄来说,就好比背着泰山似的,速度越来越慢。到后来,简直是一步一停了。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两弟兄心里都有些慌了。廖中伟说:“听雷二讲黄桷树垭口有人抢了运粮车。如果遇见这种人,我们怎么办?”廖文刚说:“抢粮的也是为了活命,该不至于抢我们这点粮食吧?”后面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两弟兄都吓得回过头去。他们看见跟上来了三个妇女,都背着米口袋。一个年轻点,只有二十几岁,另两个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最年轻的那一个说:“两个小兄弟,我们都走不动了,我们三个,都是一个院子里的,我们五个人一路走,安全点。好不好?”廖文刚说:“好,你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是医院的。”廖中伟说:“都是医生?”“我们的男人是医生”,年轻的一个说,“我在文具店,她们俩在小食店。”她们差不多又问问这两弟兄的情况,他们都累得不想说话,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事。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已经升起,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蓝茵茵的,像一块巨大的碧玉。鸟儿们都向竹林、树林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好在路还分明。五个人都不敢落后,虽然慢,但已经拿出了最大的力气在走。大约还有10里路,廖文刚说:“伯伯说的,走百里,九十过半。我们来回走了九十里了,只能算才走了一半,这剩下的十里,可要咬紧牙关哩。”那个二十几岁的妇女说:“我真想坐下去就不走了。”“那可不行,走累了,坐下去就爬不起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大娘说。廖中伟说:“我伯伯说的‘不怕慢,只怕站’,就这样不停地走下去,总会走到家的。”五个人就这样互相鼓励着,慢慢地走,回到井研家中,已经夜里九点过了。

六零初毕业的那个学期,学校摆起了大抓一下的架势。教室里除了上课的教师外,还多了两三个辅导教师。以前的晚自习,都是学生自己完成作业或者看书,现在变成有老师来上课,而且每天上完课就搞小测验,学生考得不好的,老师要插白旗。而且上课的时候,常常有不少的老师来听课。有位教化学的老师,姓蓝,二十分钟就把课上完了,让学生看书,做作业。第二天,他的胸前立即戴上了白牌子,停职反省。当天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就连夜到办公室补课,补了又考,有时要搞到半夜才让睡觉。

不过,虽然是毕业的一个学期,劳动是没有减少的。一九六零年,雨水很少,水井里的水不够用,劳动的时候,高中生要参加挑水,初中生要下河洗菜。廖文刚领着十二个学生洗菜,任务是5背篼。洗到五点半钟,完成了任务。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负责管劳动的李龙奎老师说:“廖文刚,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再洗3背篼吧。”廖文刚说:“行。”又领着学生下了河。等他们洗完,回到学校,只差3分钟就吃晚饭了。李老师又喊道:“廖文刚,再洗一背篼吧。”廖文刚说:“马上要吃饭了,晚上要上课的。”李老师竟说:“怎么,喊不动了?”廖文刚说:“今天下午,四个班洗菜,每个班完成5背篼,就是20背篼。我们可是完成了8背篼。”李老师提高嗓门喊:“廖文刚,这样斤斤计较,还是三好生哟!”廖文刚对同学们说:“拿碗吃饭。走!”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下了课,班主任刘真老师找到廖文刚说:“李老师说你斤斤计较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事,多做点是好事嘛。”廖文刚说明了情况后说:“如果第二次李老师安排我们洗四背篼五背篼,我也不会计校,下河又那么远,离吃饭时间只有3分钟了,如果照李老师说的办,晚饭,一定赶不上,这些同学又不在一桌吃饭,同桌的同学以为他们不来了,就吃了;工友们看见没人吃就会端走,这样的事已经多次发生,我们怎么办?”刘老师说:“那要好好的给李老师说明,有的班就是不完成任务,李老师安排劳动也不容易。”廖文刚说:“我明天下午再去洗。”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又约起五个同学去找到了李老师。廖文刚说:“李老师,我今天来将功赎罪。”李老师笑着说:“今天已经没有菜洗了。有些机会,可是稍纵即逝啊。”廖文刚愣了一会儿才说:“对不起,李老师。”李老师说:“李老师有时也是没有办法。”

又过了两个星期,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只有不通公路的乡粮站还有粮食,于是井研中学的千余师生又全体出动,搬运粮食。还是老地方——金峰,在十八重山到井研县城的路上,距县城30里路。老师同学步行30里到了粮站,每个学生都按学校提供的名单排队过秤装米,一般都是背20斤或者25斤。廖文刚选择了25斤。过秤的见他有点瘦小,就说:“你就背20斤好了。”旁边的刘真老师也说:“你就背20斤吧,没有安排午饭的,往回走就是空手都不简单。”廖文刚也不坚持,于是装了20斤。他旁边的一个同学,没有口袋,也没有背篓,而是拿着一条长裤,用细麻绳拴住两个裤脚。粮站发米的同志,看了他一眼,也把25斤米倒进去了。这位同学用麻绳把腰扎紧,放在颈子上,好像一个小孩骑“马马登”似的。

廖文刚走了一里多路,不断有人超过他。一个胖胖的女孩,也跑到前面去了。廖文刚鼓起劲追上她说:“罗胖儿,你怎么跑得那么快?”罗翠云放慢了脚步说:“长期锻炼出来的呗。”廖文刚笑着说:“你才多大呀,长期?”罗翠云说:“我的家在乌抛。我家离学校还有一小时的路,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路。你知道周坡到县城多少路吗?”“知道,五十里。”“乌抛离周坡还有二十里。放归宿假,我和李秀芝、李光玉、丁玉珍,还走不到周坡,天就黑了;有月亮,就让月亮当电筒;月黑夜,就找些干柴点起火把走。走到深山峡谷,很怕人,我们就高唱着歌儿走。你不知道,第二天来,又是八十里路,我们的脚上都打起了泡。走到学校,两条腿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根本不听使唤,想走这里,脚却歪到了那里。”廖文刚说:“这,我是有体会的,上次背钢炭,就尝到这种滋味了。”罗翠云总结似地方说:“所以,这点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运粮的路上,三班的郭惠玉、金远贞、李光玉和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走在一起。四个人摆起了家常。金远贞问:“郭惠玉,我怎么觉得你没有怎么回家,老是在学校住着?”郭惠玉说:“说来话长。解放前,我们家在纯复街上开纸伙铺,我父亲卖纸,还给人家写字,写对联。解放初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搬到了农村。后来就买了邮电局对门的房子,一家人都上了街。五八年的时候,叫我们家搬到了皂角桥。草房,竹篱笆,隔壁就是公社的养猪场。我们家的人口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兄弟。皂角桥的房子小,床挨床也只能放三张床。晚上,猪拱开篱笆,跑进屋来了。家里住不下,我就经过学校批准,一个人住在川主庙学生宿舍里。”

李光玉说:“那么宽的房子,你一个人住,真可以随心所欲了。”郭惠玉说:“我可是很自觉的,就是晚上小便,我都划燃一根火柴,去厕所里。”李月华问:“你一个人,晚上怕不怕?”郭惠玉说:“我经常点着蜡烛看小说,怕什么?只有这个条件,胆子也大了。”郭惠玉问:“李月华,是哪里的人?”李月华说:“我是千佛石碾的。”金远贞说:“李月华,我们可羡慕得不得了,又当团委的宣传委员,还当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说:“我比你们大得多,我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初三生的,现在都20岁了,我才羡慕你们哩,年龄小,脑袋灵;金远贞,经常拿着小说看,成绩还那么好。”

郭惠玉问:“金远贞,最近,我也很少见你回家。”金远贞叹了口气说:“我和你们不同,可以说无家可归了。”李月华惊奇地问:“怎么回事?”金远贞说:“井研的金家,解放前是做大生意的,解放初,我父亲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自己到了农村,不久母亲病故了,今年三月,我的父亲也死了。”李月华问:“那你怎么过?”郭惠玉说:“他有一个好哥哥,在部队,每月给他寄来十多斤粮票,还有钱,金远贞,差不多又到跃进餐厅吃烩饭,还有钱买点小饼干,和他一路的同学,都能吃一两片。我可是多次饱口福哩。”李光玉说:“金远贞才14岁多点,没有父母,唉,假期,到我家里去,好不好?”金远贞说:“那当然好,走同学家,也比一个人耍强嘛。”李光玉说:“那就说定了!”金远贞说:“当然。”

路程虽然不算远,但这次是没有吃午饭的,廖文刚背起米才走了十来里路,就头上虚汗直冒。渐渐和罗翠云拉开了距离,掉到了后面。六二高的曾绍白,也是断桥村的,不过他住在断桥河的对面,他读初小就一直在研经小学读,和殷正清很熟。和廖文刚也认识,但很少来往。他背着米走过廖文刚身边时,小声说:“想吃饭,跟我来。”廖文刚问“哪来的饭?”“口袋里的不能煮?”廖文刚说:“不。”“傻瓜。”廖文刚知道,曾绍白学习好,而且还是62高一个班的班长,他想,他可能是说着玩的吧?

又走了十来里,大队伍已经过去,廖文刚掉在了后头,他见前面是李荷艳,再前面就是班主任刘真老师。他就鼓起劲儿追了上去。他见刘老师身材很单薄,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的上半部全湿透了。就说:“刘老师,李荷艳,我们放下歇会儿吧。”刘老师说:“好,坐会儿吧。”他们坐下来,李荷艳也坐下来。廖文刚一坐下就嗅到了一股香味。他们身后的土坎上是一片“的瓜”藤。“的瓜”这东西,井研县到处都是,藤子只有筷子头粗,叶子深绿油亮,形状大小都和人的拇指差不多,农历四五月间,结出比葡萄略大的果子,采摘这东西叫“刨的瓜”——农家孩子用手分开茂叶,刨出来的“的瓜”,用水洗净,香甜如草莓。廖文刚立即爬上土坎,在斜坡上搜寻起来。估计早已被前面的队伍清扫过了,廖文刚仔细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七个,不但个头小,而且并没有完全成熟。这里并没有水,廖文刚给刘老师和荷艳每人三个,自己留了一个。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不敢贸然入口。廖文刚拿着自己的一颗,在衣服上擦擦,然后丢进口里说:“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这没有成熟,味道和红苕差不多,吃吧。”刘老师掏出一张白纸擦了擦,先吃了一颗,说:“嗯,味道鲜美。”荷艳看见,用手擦了擦,慢慢放进了嘴里。“有股清香味,真好吃。”廖文刚说:“等我再搜索远一点,看运气如何。”李荷艳说;“教我刨,我也去。”

他们走了半里路,又见一大片青藤绿叶,廖文刚边示范边说:“把叶子分开,看藤子上,有些发红的都可以吃。”荷艳学着刨起来:“呀,好多,都能吃吗?”廖文刚一看说:“这不能吃,这叫老母猪的瓜,里面是黑的。”廖文刚顺手摘下两个,掰开给荷艳看。荷艳又发现了一团,叫道:“廖文刚,看,这能吃了吧?”廖文刚一看,也不能吃。他们走了很远,只找着6个可以吃的。只得返回。廖文刚给了李荷艳两个,说:“我们平均分配,一人两个。”荷艳接过,还是用手擦了擦,立即放进了嘴里。说:“谢谢,真好吃。”廖文刚说:“谢什么,如果我有能力,该请你吃山珍海味。”李荷艳说:“这一辈子,怕办不到了。”廖文刚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争取办到!”他们走到刘真老师面前,廖文刚说:“估计能吃的,都让社员们刨去吃了,只有六个,我们每人两个。”刘老师接过,用纸擦了擦,也吃了。他们背着米起身走了两里多路,后面有四个学生,背着米,“咚咚咚”地追上来并且很快超过了他们。其中,又有曾绍白。廖文刚心里明白,他们真的煮了饭吃,不然,谁也不会有这样的精神。

五班的卫莹芳,身子瘦弱,力气也小,用小背篓背着米慢慢地走,走了十来里路,走不动了,坐着歇了一会儿,又起身背起走,只走了不到一里路,觉得米背篓太沉,实在走不动了,又放下,坐在路边。歇了一会儿,她又起身,走了两里多路,一身酸软,根本走不动了。她看见同学们都像潮水般涌过去了,就坐在路边哭。班上的劳动委员胡光顺看见了,就说:“不要哭,全倒给我。”胡光顺放下挑子,把卫莹芳背的米倒进自己挑的小箩筐里。挑起就走,卫莹芳背着空背篓,在后面追。直走到北门口,卫莹芳说:“谢谢你,倒还我,我怕老师说。”胡光顺放下挑子,倒了几斤米给卫莹芳的背篓里,说:“我们一路,过秤时,才好算。”卫莹芳就背起,跟着胡光顺一同回到学校过秤交米。

过了三天,开全校大会。会上校长先作形势报告,然后宣布了对曾绍白的处分:“撤销班长职务,留团察看一年。”原来回来交米过秤时,发现曾绍白的米比登记本上的重了半斤,结果倒出一看,米里有比拳头还大的五个石头。去掉石头再秤,米少了两斤半。经过校长盘问,曾绍白才交待,他给了农民一斤米,请他们煮饭来吃了。他说是他一个人干的,别的人都不知道。宣布处分的时候,只有廖文刚一个人心知肚明,曾绍白至少掩护了另外三个同学。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没有必要去揭出另三个同学,虽然他自己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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