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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四娘母守岁 工作队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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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的晚上,是中国人过年特别看重的时刻。天涯海角的游子,都得在晚上以前赶回家来。三十天晚上都不回来的人,不是已经离开了人间,就是处在了身不由己的境地。三十天晚上,决没有走亲戚的。一家团圆,指的是父母、夫妻、弟兄和没有出嫁的姐妹。因各种特殊情况而寄居在家又无法离去的亲朋也可以共度良宵。大年三十,一般要天黑才进餐。进餐的程序是先祭祀菩萨、祖宗,然后才全员入座。辈份最高的人坐上位,就是面向堂屋大门的位置。这一顿饭叫“年饭”,时间吃得越长越好。吃完饭可不能睡觉,要“守岁”,一家人抽烟、喝茶、吃花生、嗑瓜子、摆龙门阵,直搞到半夜以后。睡觉前都要用滚水洗脚,据说三十晚上脚洗得干净,来年走亲串戚找朋友常会遇上吃肉。白翼坤这一家也是这样过的腊月三十。

不过,气氛却颇为特别:春晴还什么也不懂,两个男孩子却分外高兴,但总有人太少的感觉。翼坤脸上虽也带着笑容,但心里却格外的悲凉。大女儿、三女儿埋在了新津岳店子的黄泥渡山上,丈夫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长子又正在几百里外,虽说是自己的娘家,毕竟是寄人篱下;只有自己,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加起来还不到8岁的孩子。瞻前想后,真有要跌下万丈深渊的惶恐。

春晴睡着了,放在床上,翼坤才点上蜡烛,引孩子进了堂屋,将蜡烛插入烛台,将香插进香炉,把一块煮熟的肉放进碗里,搁在神像前,然后点上香烛。翼坤先叫孩子们跪下,然后才跪在神像前,她默默地祈祷着,先是一阵心酸,继而一阵心悸,泪水在眼眶边上蠕动,随后夺眶而出。两个孩子左边跪一个,右边跪一个,觉得好玩,笑着望着妈妈。妈妈的身体在颤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孩子不知所措。中伟问道:“妈妈,你肚肚疼吗?我给妈妈揉。”说着,便站起来去揉妈妈的肚子。文刚问道:“妈妈,过年都要哭吗?是菩萨要你哭吗?”翼坤听见孩子们的问话,就像在做噩梦的人突然被惊醒一样,一下子清醒了。她一擦眼泪,豁地站起来,说:“别问了,走,我们吃年饭。”

翼坤点着灯盏走前面,孩子们紧跟在后面。灶房里一张方桌,四条长凳,隔锅灶不过一臂之遥。翼坤把一个小碗倒盖在桌子上,把灯盏放在小碗背上,叫孩子们空出靠近锅灶的那一方,对面而坐。然后把炒好后放在锅里温着的菜端到桌子上来,一共四样:一小碗烩锅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莴笋炒肉,一盘红萝卜烧排骨。每人一碗白米饭。母亲给孩子们拈菜,孩子们给妈妈拈菜,饭桌上也弥漫着过年的气氛。孩子们虽然嘴儿馋,但毕竟肚儿小,一会儿便不想再吃了;翼坤在年三十夜里,“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思念之情,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虽然刚才情不自禁地大哭了几声,有所宣泄,但在两个几岁的孩子面前,也不过如骨梗在喉,无法吐出,本来一点食欲也没有,只不过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才装点出一些苦中寻乐的样子,陪孩子们吃了些饭菜,一看到中伟兄弟不吃了,她也就放下碗筷,收拾桌子。

严冬天气,小孩儿虽穿得不算太薄,又刚刚吃过饭,仍旧觉得手冷脚僵,只好都挤到灶门旁边把手伸进灶里去取暖。翼坤提来灰笼,夹进些木炭,提到床上去把冷如顽铁的被盖烘起。收拾完毕,热水来给孩子们洗了,便胸前抱文刚,背上背中伟,把他们塞进了热被窝里。这时春晴也醒了,中伟两弟兄就在被窝里逗着玩。翼坤洗漱罢,又给春晴洗了,才去挨着孩子们睡下了。“妈妈,讲故事!妈妈讲故事!”文刚抱着妈妈的颈子说。“好!”翼坤说,“今天晚上,该高兴,我给你们讲三个故事。”“好!欢迎!欢迎!”两个小孩齐声拍手欢呼。

白翼坤给他们讲了一个古人“三颗芋儿辞旧岁,七片青菜迎新春”终于名满天下的故事,又讲了劈山救母,还讲了岳母刺字。孩子们还不肯入睡,缠着妈妈再讲一个。翼坤又讲了程咬金卖草扒。讲完之后,两个小不点儿还要妈妈再讲一个。大年三十,翼坤不想拂了儿子们的意,况且这个世道,有什么让孩子们开心的呢?更加上这时候自己也没有比讲故事更重要的事儿,于是便有求必应,直讲到远处鸡叫,中伟、文刚都没有了喊“再讲一个”的精神,故事会才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中静悄悄地结束了。翼坤把已经冷却的灰笼从被窝里取出放到地上,她虽然愁肠百结,但长达几小时,思想在故事天地里驰骋,自己也获得了像远离尘世苦难的兴奋和满足,对故事的思考回忆一停止,瞌睡虫便成群结队向她袭来,给她酿造出暂时无忧无虑的境界。

过了年,翼坤赶紧去邱四姑家要来了一条小花狗,白花黑质,十分可爱。中伟、文刚兄弟都爱如珍宝,经常形影不离。他们经常把它抱在怀里,有时还让狗和他们一同躺在床上玩。他们要出去拾柴、扯猪草,摘菜,小花狗都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或前或后地跑。他们累了坐在地上玩,小狗就爬到他们的身上去躺着睡觉。

这一家四口人,虽然生活奇苦,三个小孩儿并没有长高长大多少,但太阳的朝起暮落,季节的冷暖循环,却是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着。而中国社会,也在突飞猛进着。白翼坤在艰难中挣扎到了一九四九年冬天,石包山虽然还是石包山,断桥河还是断桥河,但是惊人的消息却像隆冬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了:

柏杨嘴儿的观音庙烛光摇曳,香烟缥缈。善男信女,跪满山畔。一个面如干核桃,穿得花花绿绿的老仙娘站在众生面前凄厉地说:“苍天有意,降此顽凶;人心叵测,在劫难逃。”翼坤背着春晴带着两个孩子去得迟了些,连跪的位置都没有,只好远远地站着。中伟、文刚紧紧地靠着母亲。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阴云,心头都莫名地恐惧。

各种传说,蜂拥而至。有人说,昨天在研经街上看见三个和尚疯疯颠颠地急走。前面的一个,端着满满一升米,却哭丧着脸,像进杀场似地失魂落魄;中间的一个端着半升米,也不高兴也不愁,对谁也不看一眼;最后的那一个,升子里完全是空的,却欢天喜地地跑着跳着,还东张西望。有人说,这是佛祖在昭示,发财人要大难临头;穷人和富人要颠倒位置。有人还说研经街上来了一个算八字的先生,跛腿,当过兵。一个穿貂皮大衣的贵妇去算命,他竟然说她要饿死。旁边的人都说:“胡说,你知不知道她是哪一家的?”算命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的桌子板凳还是从他家借来的呢。熊公馆里的嘛。我算的是她的命,不管她是哪一家的。”这些是真有其事还是妄说谣传,谁也不敢下定论,但其中的含义,可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知识各取所需了。

白翼坤虽也如堕五里雾中,摸不清头脑,但也并不特别的害怕,她家里只有五挑谷子,吃都不够;土地只有竹林坝里屁股大的两块,种点青菜、萝卜、小葱、大蒜之类。大柏树土、指路碑土,原本是廖紫云家的,因为欠了债,早已被人占去,现在新搬来的邱正益家从地主家租来种着。去年喂的那头猪,已经卖掉,变成了中伟、文刚的裤子和一张床:算起来文辉要满十四岁了,他如果回来,未必还能几娘母睡一起?

翼坤装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许多属于历史演义,她知道什么是改朝换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在没有胜利之前,连以后的“王”也一律被称为“贼”的,周武王兴兵伐纣,李渊起兵反隋,朱元璋起兵反元,不也被称为反贼吗?反贼说不定正是新主。打仗不是全凭力气大;打得赢的,总是顺应天意民情的。经她这么一想,恐惧感也就少了许多。

没过几天,听见的消息越来越真,也越来越近。邱正益去赶松峰场回来说,松峰满山遍野是国军,解放军已经占领了自贡、荣县,他们派了人过来看地形,在竹园铺被抓住整死了。有几个大财主的佃客出来说,他们的主人都把金条、金砖、金元宝藏在乌臼油里挑上成都坐飞机跑了。看来一场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果然,第三天晚上,离翼家五十里竹园铺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大胆些的人都爬起来到竹林外边去观看,那一方的天空都变成了橘红色。第二天,解放军就进入了县城。

第三天情况就不同了,研经乡驻进了解放军,断桥村也来了工作队。所谓工作队,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兵,二十多岁,穿的军装;一个穿中山服的,也只有二十多岁。别看只是两个小青年,只五天工夫就把断桥村闹得天翻地覆。先成立了武装队,曾德荣当队长,接着成立了农协会,邱正益任主席,还成立了妇女会,白翼坤是主任。会,一个接一个地开。白翼坤虽然带着三个孩子,每次开会必去,那两个“工作队”,满嘴的新鲜词儿,诸如“工人盖的房,农民种的粮,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满仓。”“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官僚资本的剥削,跟着救星毛主席,建设美好新中国。”此后,工作队的任务是征粮,主要是向地主要。

一天夜里,翼坤刚睡下,就听见后门有轻轻的敲击声。“是哪一个?”“我是桂花呀,廖么娘。”白翼坤知道,这是本村地主邱雪桥的夫人,她本是丫头,邱雪桥的夫人死了,就把她提上了房,桂花儿,人很朴实,又很谦和,平时常有来往。翼坤赶快起床,披起棉衣点亮桐油灯,开了门。

桂花脚跨过门坎,就转身关上了门。翼坤正要抬凳招呼她坐下,桂花儿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廖么娘,求你了。”翼坤吃了一惊,赶忙扶起来,问:“什么事?我能帮忙吗?”桂花儿泪流满面地说:“农协会要我们家交8千斤谷子,不交够邱雪桥就没命了,我家里翻仓倒柜也只有5千斤。我只有挨家挨户来求你们卖,越多越好。”翼坤说:“我家里现在只有四箩谷子,都给你吧。我二场上街去买回来就是。”桂花儿付给了两个银元,把头探出后门,向竹林轻轻喊:“快过来!”立即有四个男的奔过来,进屋把谷子装进口袋扛在肩上,飞快地出了后门,桂花儿千恩万谢地走了,白翼坤走出后门一看,天上有淡淡的星光,几个人已经上了大路。

第二天,翼坤上街买米,米市上一袋米、一箩谷子也没有,都是拿起口袋买米买谷的,一打听,家里的米都被地主们高价买去交了公粮。翼坤这才暗暗叫苦。他知道,舂好的米,还能吃五天。红苕能吃两个月。

接着开了几个诉苦大会,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才有三个农民上台去控诉。会场上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阶级”、“天下穷人是一家”以及“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跟着毛主席,建设新国家”、“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长”的口号,而且此起彼伏。领着喊口号的是工作队里穿中山服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孙荣德,大家都叫他孙同志,中等个儿,娃娃脸,眉清目秀,像个书生。他领着喊口号的时候,将右手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然后向左前方狠狠砸出去,随之一串清脆的新鲜字句便响彻云霄。

那个兵实际是官,连长,姓马,右手负了伤,长得粗壮,但样子却笑眯眯的,活像个弥勒佛,虽然腰别盒子枪,但并不使人望而生畏。他还有一个优点,会唱歌,开会之前就教大家唱“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那歌声在断桥人的耳朵里听来,却有“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五脏六腑都熨贴”的感觉。不过农民没有文化,呼的什么口号,唱的是什么歌词,并没有弄明白。“建设新国家”他们不少人呼成了“捡的新国家”,“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不少人唱成了“水呀和水呀,打家来一瓶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了以后,“共匪”的概念几天便化为乌有。这样有学问、这样可爱的人是匪?

那些口号使白翼坤异常兴奋,她发觉这两个年轻人的背后,有一批管仲、张良、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式的人物。三十九年来,她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想过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没有想过这个社会这样运行合不合理,几天来的大会小会使她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选为本村的妇女主任,也弄不清这个名称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般配。中伟和文刚也觉得新鲜得很,每次开会是必到的,有时妈妈牵着去,有时自己走着去,有时妈妈抱着、背着去,有时别的姐姐、大嫂、大娘牵着、背着去。他们最喜欢的是唱歌,其次是在会场里和别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大呼小叫。

一个上午,干部会在村办公室进行。研究划分阶级成分,斗争地主。村办公室是一个小财主的堂屋。这座房子不是四合院,正房和两边的厢房都很长,中间的坝子很宽大。和正房子相对的不是房子而是逐渐向下低落的梯土和梯田,因此,坝子略有些向外倾斜。这房子后来有两年成了断桥小学的学堂。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放着两条长凳子。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靠墙面门坐着工作队的孙同志和马连长,孙荣德穿的是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马连长穿的是半新的军装,此外就只有白翼坤穿的勉强算是衣服__英丹布的上衣,袖肘上已补了两个巴;黑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毛了;布鞋,已经被磨得变了形。

其他的干部,都头戴破帽子,脚穿水巴笼草鞋;这种鞋,是用谷草编的,形状和布鞋一样,只是更加庞大臃肿。男的女的都是毛蓝布衣裳,女的是右边参差的小布纽扣,都是自己挽的。这些干部,大都屁股上还吊着一个金黄的草墩子,圆圆的,像一面小鼓,是用稻草编成的,有将近一尺高:这是干部和村民开会时必备的坐具。当地人称之为“草巴儿”。当时普遍使用这种坐具,不仅因为这时的农民大多没有便于携带的小凳子,而且这种草墩冬天坐着不冷,并且高矮差不多,占地又不宽,容易使队伍坐得整齐密实。

开会之前,男人照例是抽叶子烟,一个个都叭嗒叭嗒,吞云吐雾。女人大都是纳鞋底,飞针走线,针闪着寒光,线拉得嘎嘎直响。大家都说着趣话,拉着家常。白翼坤问道:“马连长,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马连长笑道:“这是我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定稿的,还是我们团长给我总结的呢,‘马’,是马克思的‘马’;‘瘸’,是英勇杀敌,被敌人的子弹打瘸了腿的‘瘸’,‘狗’,是中国人决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的‘狗’”。马连长还没有介绍完,全场已经笑声轰然。马连长说:“我们团长还有下文哩:‘为什么名字取得这么怪?这么丑?那是封建地主的迫害,封建迷信的毒害,说我命贱长不大,名字越丑越好带。我这不是现在还活着?枪都打不死。”孙荣德等大家笑完之后说:“马排长的这个名字,说明了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穷人不仅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剥削阶级还笼断文化,在精神上压迫我们。我们要打倒吃人的旧社会!现在,我们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划分阶级。”

孙荣德于是给大家原原本本地读了上级关于划分阶级的有关政策,并详详细细地逐条作了解释,大家还是弄不明白。读来读去,讲来讲去,大家都拿不准。邱正益说:“就根据昨天丈量的各家各户的田土面积请孙同志、马连长,一家一家的定吧。”这当然是最省事不过的办法,大家都无异议。于是,便由邱正益主持,由孙荣德念户名田土亩数,由白翼坤作记录——整个会场上除了工作队的两个同志外就只有白翼坤可以认字写字。全村96户人家,很容易的就划出了三户地主:邱雪桥、陈有奎、曾双星。还有两户富农、八户中农,一户小土地出租。剩下的82户都是贫下中农。

马连长扳起手指算了算账说:“根据上级指示,你们村还得划出一户地主才够数。”邱正益抠抠脑袋说:“那就只有把李哲庚由富农升为地主。”孙荣德说:“李哲庚就是剥削量不够,上不了地主。”马连长皱起了眉头。

白翼坤的成分,在会上就出现了争论。邱正益说:“廖紫云家应该划成破产地主。我们了解了,以前好宽的土地啊,还开得有油坊榨油卖,请了长工十多人。”马连长说:“共产党有政策,过了三年以上贫困生活,自食其力的都得按现在的田地数量划。六个人,五挑谷子,两亩多地,只能划贫农。”

马连长说:“我们政委说过‘时间就是政策’,白翼坤破产了近十年,经济上已经降落到贫农的队伍中来了。”既然工作队的同志表了态,大家也就不再说话了。邱正益看见太阳已经晒上阶沿了,就给马连长耳朵边说了两句。马连长顿了顿然后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下午接着开。邱主席,就亲自到李哲庚家去实地考察,看他还有哪些剥削行为漏报了。”

下午,会议接着开。邱正益兴高采烈地说:“李哲庚的地主没有问题了,我到他家去一看,有牛有犁没有耙。”白翼坤诧异地问:“那又怎么了?”邱正益说:“我就问他,‘你每年那么多田,不耙田呀?’李哲庚回答说‘要。’,‘那你的耙呢?’李哲庚说‘都是给王二爷家借的。’‘给钱不?’‘乡里乡亲的,都没有说钱。’”邱正益见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就干咳了两声说:“你们想一想,用一天就算一万元钱(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钱),用十天呢?用十年呢?”李哲庚的剥削量就够了!”

“能,能这样算吗?”白翼坤觉得可笑。马连长说:“这当然也要算李哲庚对贫农王二爷家的剥削。算剥削账,就要这样算。他李哲庚没有钱买一张耙吗?他就不买,存心长期霸占贫农的财产。”白翼坤说:“邻里之间这样互相借借东西,是常有的事。一些比较大点的农具,比如风车、水车,耙,这些东西,一年就只有几天用得着,这家买这样,那家买那样,大家交换着用,节约了资金,还增强了乡情。照邱主席这样算,以后老百姓不就会斤斤计较吗?还有什么乡情可言?”马连长说:“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对地主的剥削,一分一厘都不能放过。”白翼坤觉得自己本来见识有限,共产党的许多东西,自己还不懂,也就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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