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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章 科举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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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糊:“在明朝的科举制度中,乡试冒籍现象曾一度成为朝廷和各地直省关注的焦点。过去,对于此类行为,各地多采取默许的态度。

随着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朝廷和各直省对冒籍者的态度逐渐转为高度戒备,严防外省人冒籍参加本地乡试。

朝廷从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和地域平衡的角度出发,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宣德七年,顺天府乡试因把关不严,出现了冒籍现象。科道官立即奏请严惩相关官员,包括提调官府尹李庸、监试官御史梁广成等。皇帝朱瞻基认为此事性质恶劣,不可姑息,但念及李庸等人尚能察觉此事,故仅予以轻微处罚。

这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冒籍现象的发生,涉及功名前途的诱惑使得此类行为屡禁不止。

冒籍应试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科考和乡试中,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科举竞争的加剧,会试中也出现了此类问题。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明廷针对冒籍现象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

首先,明廷禁止官员的子弟在其父兄任职的直省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举措旨在防止官员利用职权为子女谋取科举上的便利。

因此,许多官员子弟不得不回到原籍参加考试,如王守仁便曾千里迢迢赶回老家应试。

此外,明朝还实行了地区回避制度,即官员不得在其户籍所在的直、省任职。这一制度始于洪武四年,吏部在铨选官员时,便注重南北更调,使之成为常例。

这一制度为官员子弟在宦所参加科举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明初着名理学家、阁臣薛瑄,其户籍本在山西河津县,因其父在河南鄢陵县任职,薛瑄便在鄢陵参加乡试,并一举中得第一名。

这种做法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在科举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实际上侵占了其他省份的科举资源,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朝廷开始明令禁止官员子弟在宦所冒籍参加科举。景泰四年二月,明廷根据礼科都给事中张轼的建议,明确禁止官员子弟在宦所冒籍科举。

同时,针对考生户籍地的跨直、省变化,明廷也做出了具体规定。文官子弟若获得京卫籍,可在顺天乡试参加科举。随着明朝捐纳制度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通过捐纳获得京卫职衔,其子弟便冒充京籍参加科举。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万历三十年六月,礼部奏准申明,禁止上纳锦衣卫等职衔者的子弟冒充京籍参加科举。

对于跨直省迁移的卫所举子,明廷规定他们应在现籍卫所所在的直省或指定直省报考科举。此外,跨省直迁移的太医院籍、钦天监籍、富户籍、匠籍等人户也一律在现籍地报考。这些规定旨在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地域平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因生计所迫而自行迁徙的人户,明朝虽然首先采取严令禁止的态度,但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承认现实,允许他们就地附籍。这体现了明朝在处理冒籍问题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商籍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新事物。明朝对商人并无歧视政策,商人及其子弟属于良民,自然可按制入学应试。

由于商业经营的需要,特别是盐商都有经朝廷特许的行盐区域,他们的子弟在行盐地定居但无当地户籍,因此需按制回现籍地入学应试。随着在外商人及其子弟的增多,特别是盐商势力的发展,他们要求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

万历十三年,朝廷采纳了御史蔡时鼎的建议,允许扬州商灶子弟在运司应试,并设立商籍制度,允许他们就地附立商籍入学应试。这一举措为商人子弟提供了更多的科举机会,也体现了明朝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

同样的举措在明末的西北地区也有所实施,进一步体现了明朝在科举制度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骄傲的猪猪:不冒白不冒,冒了还想冒。

云与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个查漏补缺。

言不由衷:前几年还有去藏区考试的呢。

明清以前的朝廷官员,一个个奋笔疾书,或者看旁人奋笔疾书记下要点。

听起来似乎很完备了,为何总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可以钻呢。

糊糊:“南北分卷自此定下框架,一直延续到清末。

但科举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在经济、文化发生南移的北宋前期即已存在。在明朝这种地域之争后来成为一种官场传统。

明朝各地进士在中央高层官员中的分布,与各地进士分布的高低顺序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但随着南北分卷规则的深入人心,往后朝堂只在内部调整份额,而不会特意挑起南北两方的矛盾。

到现在不仅南北分卷,已经进化到各省份分卷了。”

十万伏特:能统一十三太保的,只有江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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