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之楚国篇——楚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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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周成王时期（一说即前1042年～1021年），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立国之初，在鄀国盗牛祭祀一事，说明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在春秋时楚成王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不断兼并周边各小诸侯国，周天子赐胙，命楚国镇守中南。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怀王时期攻越国，尽得越国故吴地，越国因此而分崩离析。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与中原联系日益密切，开始了“融入华夏”的进程，这一进程恰可与“禹征三苗”传说相印证。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1934年，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范文澜认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根据徐旭生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着居民。
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着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民族是一个崇火尚赤的民族，因此楚人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他们把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史记·楚世家》云：“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中说黄帝和颛顼是祖孙关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关系，司马迁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说法。高阳是颛顼的号，高阳就是太阳神。楚族出自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
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高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
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并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臣属于周。《史记·楚世家》 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它要归依一个大族。[91]《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祭祀一事，与周代典籍《国语》记载的“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相互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首领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楚国建国之初，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到周昭王时期（约前1000年），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南部开始不安分起来，又毗邻鄂国和曾国东产铜区，有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诸侯国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得到印证。
西周中期，在江汉地区以南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开始叛乱，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一怒之下，以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为先锋，率领大军，渡汉水，跨过长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荆楚、扬粤等地，经由唐（今随州）、厉、曾、夔（今秭归），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亲率六师南征，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
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凯旋回师渡汉水时，因携带俘获的大量青铜，导致桥梁垮塌，坠入水中，死于汉水之滨。这就是所谓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趁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楚国听从周天子号令，与其诸侯国一起出兵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
《楚居》简记载的楚君，明确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个称“王”始于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开始称王，后又畏于周厉王“伐楚”自去“王”号，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铭文“楚公家”，可见熊渠称“公”而不敢称“王”符合史实。时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楚季编钟上“公”铭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献记载的熊鄂）钟，均可证西周时期楚国尚未自称“王”。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桓王时，熊通不满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级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
西周末，周宣王时期，任命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领大军，兵车三千征伐楚国，史称方叔伐楚，战事势如破竹，“执讯获丑”，多有擒获，战利品中包括楚国宗庙青铜重器“俘金”。西周时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仅有8件楚公逆钟，是楚国国君祭祀先祖的宗庙重器，被周宣王转赐给晋穆侯。
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中国一向视中原文化之外的楚为夷狄，《公羊传》甚至认为其性情犹如“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野蛮强横，常来侵侮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北夷狄交相为害中原，齐桓公救中原各国而御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业绩成就了大业。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大败，晋师“三日馆谷”，向周天子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但是此战并未损耗楚国实力，楚中军全身而退，楚国仍然不断向中原小国扩张势力，陈、蔡、许、郑并未一面倒向晋国，比如陈国仍然一直向楚国进贡，此战后过了几年，楚穆王又开始北上扩张势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楚穆王卒，子熊旅立，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三年后改革朝政，攻灭庸国，开始争霸战争。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以“勤王”名义攻打陆浑之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表示实力；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围郑国，迫郑降，晋国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晋国中军、下军几乎全军覆没，左传中描写当时晋军渡河逃跑的惨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此战后，潘党建议将晋军的尸体堆积在黄河边，筑成“京观”，用以彰显自己的武功（军功），但楚庄王认为，战争是为了平息祸乱，这就是为什么“武”这个字是由“止”和“戈”组成的。这便是成语“止戈为武”的由来。
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楚、晋、齐、秦这东南西北四大国围绕中原小国进贡的争霸战争，暂时让楚国获得优势。
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楚国被晋国击败，但楚国中军未损，此战只是暂时阻挡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康王三年（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攻到楚国方城之外（今河南方城至泌阳间）。
此后，晋国内乱，转而扶持吴国对抗楚国。中原诸小国，苦于连年战争，期盼和平，于是宋国的向戎多方奔走，约合晋楚两国，并会同各诸侯国召开了盛大的弭兵之会，\弭兵\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14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晋国和楚国共为盟主，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楚灵王元年（前540年），王子围篡位自立，是为楚灵王。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几度大规模地对吴国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
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楚平王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
吴王僚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军大败。楚平王卒，子熊轸立，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派伍子胥、孙武率军攻打楚国，在柏举之战中楚军大败，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几乎覆亡。这时吴国国空，越王勾践趁机攻打吴国，秦国也出兵帮助楚国。夫概见秦、越接连败吴，便回到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引兵归，攻夫概。在这样形势下，楚将子西率领楚军回击吴军，接连取得胜利，光复了楚国。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楚惠王三年（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楚惠王七年（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十六年（前473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两年后，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又灭掉了杞国，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楚简王元年（前431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立。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着，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
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前342年，越王无强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楚威王一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楚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在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日久，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意兴阑珊，变法终告失败。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
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着名的张仪“诈楚”事件。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秦大胜，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44]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客死咸阳，楚国国势迅速衰弱。
楚顷襄王时代，秦国多次伐楚，拔西陵、巫、黔中等地，于公元前278年攻入楚都郢城，烧毁了楚王族的夷陵，屈原闻讯投河自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聚集了东境的十多万兵力，成功收复之前被攻陷的十五座城池，以此来抵御秦国。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
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败，被入两壁，杀七都尉。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相持一年，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君负刍。项燕扶持的熊启也很快被俘杀，楚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