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还是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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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有众多子嗣，但其中只有三个地位较高，长子叫子托，母亲是商汤的正妻，有莘（sheng）氏首领的女儿，次子叫子胜，幼子叫子庸，这两人的生母，同为有妊(ren)氏首领的女儿有孂（jiao），有孂地位尊崇，仅次于正妃有莘氏，史书中记载有孂贤良淑德，统领九嫔，后宫有序，从未有敢嫉妒或不讲理的人，至于其他的儿子们则都因生母地位太低，而不具备继位权。
在这三人中，子托既是长子，又是唯一的嫡子，而且商朝建立后，伊尹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位高权重。
伊尹是有莘氏人士，而且早年开始以子托之母陪嫁的身份来到商国，所以自然与子托的关系更亲密。
因此，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讲，子托都是最适合的继位人选，商汤对子托也是有意培养，不仅早早的将他立为太子，而且还曾让其协助自己主持军事事务。
奈何天不遂人愿，这位商朝的第一位太子终究也没等到登基，便先于商汤而去世，日名太丁，商代帝王称号的后一个字都取自天干（天干指：甲、乙、丙、丁、戊（wu）、己（ji）、庚（gēng）、辛、壬（rén）、癸（gui）），比如仲丁、祖乙，武丁等。
其实这种命名法，在夏朝就出现了，比如孔甲，但并未形成惯例，后世史学家一般认为，商王们名字中的天干对应的是生辰，因为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日，但这样很容易相互混淆，因此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字来区分，比如都是“甲”日出生的，就要有太甲和小甲等区别。
比如“乙”日出生的，就有了祖乙，武乙等等，我们管这样的称呼叫做日名，日名类似于后来的谥号，是死后才有的称号，商王们都是子姓，比如商汤的姓名是子履，日名天乙，在商汤生前是不能管它叫天乙的。
日名是一种尊号，主要用做祭祀中的称呼，在商朝，不只是商王，一些地位极其尊重大臣或贵族也有日名。
没办法太丁早逝，商汤只能立二子，子胜为太子，约公元前1587年，商汤病逝于西亳，在辅政大臣伊尹的拥戴下，子胜继位成为第二位商王。
商汤去世时，据说已有百岁，可能是因为父亲高寿的缘故，子胜继位时也已是垂垂老矣了，因此还没等干出什么政绩，在位三年的子胜便去世了，日名外丙。
商汤生前下令，商王的继承要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这也使得商朝跟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
这是商汤的一次大胆实践，也是对自夏朝以来传统世袭制的挑战，当时商汤可能是考虑到君主的弟弟一般比儿子要年长，治国理政的经验丰富，可以保证王权顺利传承，不容易旁落，因为一旦君主早夭（yao），就会引发权臣欺凌幼主的祸患，严重的甚至导致帝王改立，江山易主。
兄终弟及制虽然有优势的一面，但他带来的弊端却是无法估量，哥哥传给弟弟没问题，可弟弟死了之后，王位是传给哥哥的儿子还是弟弟的儿子？
严格来说，这两支后代都有继承权，况且哥哥往往会有好几个弟弟，这就造成商朝每逢权力交界的时候，都会爆发惨烈的王位争夺战，各种各样的人伦悲剧频频上演。
这就是为什么西周建立之后，周武王要在第一时间确立嫡长子继位制，不但把兄终弟及制从律法和礼制上彻底废除，而且连下一代的继承权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即是传嫡长子，其他的儿子们就算再贤能，也是无济于事，命中注定的权利，任你削尖了脑袋钻营，拼上性命奋斗，也是无法更改的。
俗话说，混的好不如生的好，生的好不如生的早，这样虽然会造成平庸的帝王，饱食终日，尸位素餐，其他贤能的弟子或庶子们失去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权力交接的稳定，从而被后世大多数王朝所继承。
按照兄终弟及制的制度，外丙死后，时年五十六岁的子庸在哥哥的灵柩前顺利继位，子庸年少时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之后还曾跟随父亲参加过灭夏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因此，子庸继位后，在伊尹的辅佐下，基本上延续了商汤宽仁的治国理念。
朝政稳定，国力蒸蒸日上，但遗憾的是，由于商汤太能活了，子庸的在位时间也比较短，仅四年后，六十岁的子庸便去世了，日名中壬。
因为商汤其余的儿子们生母地位低微，没有继承权，因此中壬死后，王位就该传给下一代，可此时强盛的商朝，却迎来了首次重大抉择。
既王位应该传给哪一支？从后世的实际操作上来看，一般是传给最后做商王的弟弟这一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都希望传给自己的儿子，谁最后在位，谁也就最后掌握了帝国的核心权利，那么这位最小的弟弟在这期间就会千方百计扶持自己的儿子，排挤侄子们。
所以王位一般都会交给最后一任商王的长子，是不会再传回给哥哥的儿子的，同理，按说中壬死后，王位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终继位的却是太丁的儿子太甲，太丁在商汤之前连一天商王都没做过，凭什么传给他的儿子？答案很简单，中壬虽然是商王，但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他说了不算。
太甲又名子至，子至能在叔叔中壬死后成功继位，伊尹明显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伊尹给子至的祖母做过陪嫁的奴隶，两人都来自有莘氏，自治的父亲太丁虽然早逝，但伊尹肯定更希望王位能传给他的儿子，而不是被外丙或中壬的后代夺走。
商汤、外丙、中壬，三任帝王在短短七年之内相继死去，这就让四朝老臣兼辅政大臣伊尹的身份非常尊崇，于是中壬死后，伊尹力排众议，将太丁的儿子子至推上了王位，成为商朝的第四位君主。
子治日名太甲，据史记记载，从太甲继位之初，伊尹便教导他要遵照祖先的法制，努力做一名明君，但太甲却贪图享乐，任意发号施令，虐待百姓，导致朝政涣散。
伊尹虽百般规劝，太甲都听不进去，于是伊尹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太甲流放到了商汤的墓地桐宫，而伊尹自己则摄政当国，代替商王管理国家，太甲在桐宫守了三年，学习伊尹的训词，追思商汤的功业深刻反省，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三年后，伊尹发现太甲已改恶从善，于是便亲率文武大臣把他接回了西亳，并郑重的把王权还给了他。
在伊尹的苦心栽培和忠心辅佐之下，太甲复位后痛改前非，励精图治，终成一代明君，这桩政变最后以皆大欢喜的结局完美收场。太甲和伊尹，明君贤臣的感人故事流传了近2000年，可是随着一堆古墓书卷的出土，伊尹的正面形象却迎来了反转。
晋武帝太康二帝，即公元281年，一个叫不（这里念fou）准的盗墓贼，偷偷的掘开了一座古墓，由于墓中漆黑，双目不能视物，他便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把竹片，点燃竹片用来盗取墓中陪葬的名器，但古墓中并无金银财宝，只有码放整齐的竹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并不值钱。
第二天，村民们看到古墓被盗掘，便告知官府，官员们到来之后，看到竹片码放整齐，数量众多，于是装上大车将其运走，这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做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唯一一部未被秦始皇烧毁的上古史书。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给太甲罗列了一堆罪名，将其囚禁在桐宫，然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在忠于自己的臣子的帮助下逃回西亳，并将伊尹杀死，成功夺回了政权。
太甲为人忠厚，他并未抹杀伊尹辅助商汤建国的功绩，而且还善待了他的家人，重用了伊尹的两个儿子伊陟（zhi）和伊奋。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尧、舜、禹所谓“禅让”的真相，与战国思想家韩非子在《说疑》中的记载如出一辙：“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即舜、大禹和伊尹，都是依靠武力夺取的政权，并经历了一个非常残忍血腥的过程，《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界、史学界和儒学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很多人借机对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尤其是对孔子和司马迁等圣贤的地位提出质疑，最终导致在传承了600多年后，到了宋朝也彻底迷失了，《竹书纪年》的失传，让我们更加无法窥知伊尹真实的形象到底是贤相还是叛臣。
不过从近代出土的甲骨卜辞上来看，后世商王们对伊尹的祭祀还是非常隆重的，他辅助商汤灭夏，为商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任宰相期间，他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的国力迅速强盛，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太甲共在位23年，是商朝前期除商汤外最有作为的商王，庙号是商太宗，太甲死后，儿子子绚（xuan）即位，日名沃丁，据《史记》记载，沃丁在位时，仍以伊尹为相。
沃丁八年，历事商汤、外丙、中壬、太甲共五代商王的重臣伊尹去世，终年100岁，亦被誉为“商元圣”，同时也是中国烹饪和中药业的鼻祖，不过后人更喜欢将它与西汉的霍光并称为“伊霍”，作为权臣废立天子的代称。
《竹书纪年》已经失传，我们无法考证上古时期历史的真伪，不过人们往往向往美好，都希望每个朝代都有属于他们的明君贤臣组合，如商汤和伊尹，武王和姜子牙，齐桓公和管仲，又如后世的刘备与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