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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不识好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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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你手下留情吧,我的肩快脱臼了!”

他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放在椅子上一摁说:“你小子给我从实招来,你这半年来都去干吗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脑子反应有点迟钝,难道他不知道我去干嘛了?不可能呀!

正在我摸不清头脑时,陈大哥解释说,让你汇报受伤和治疗全过程呢!

哦!那好吧,我把受伤后治疗,疗养,出院,旧伤复发,又住院治疗全过程讲了一遍。

他说:“你犯下了两个错,明白不明白。”

我犯错误了吗?好像没有吧!看来真的是脑子出了问题,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犯了什么错误。我望着陈大哥不解。

“第一,你头骨破裂,至少应该疗养半年以上,可你成天闹着出院。医生拿你没办法,只好让你出院。还没走到队上来,旧伤就复发了,又住院了。你像闹着玩似的,不听医生的话,你没看见菜挺贵后遗症有多可怕。我怕你提着菜刀来找我麻烦,所以让陈昌明带信给你,一定要治好了再出院。

第二,你半年不给家里写信,你爸都给队里写信来了。问怎么回事了!如果再不见信,就要来队里要人了,这不是给领导添麻烦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展开看了看。话不多,就是寻问怎么半年没见我写信,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如果再不见信,他们就要来工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爸气挺足的,有点想笑,但又设身处地想,确实做得不对,我只好检讨。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我把医院假条递给他说:“想回家去休两个月工伤假。”

“回家休工伤假,铁路上规定不行。必须在工地休息,我没这个权利批假。如果硬要回家休息,只能休探亲假。现在抢工期,一律停止休假,你情况特殊,算个特例,可以批准。但只能你一个人走,我派不了护送的人。如果在路上出事了,我概不负责,你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之后才批假”。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这又是一条坑人的条款,出了工伤休假,只能在本单位休,不能回到有利于康复疗养的家里去休息。我怎么觉得铁路上条条框框,全是不利于弱者这一方的霸王条款。而我每次都没逃脱被框住的命运!真是命运不济呀!

让我把工伤变成病假去休,我才没那么傻呢!不但经济受损失,而且牵涉到将来退休待遇问题。既然你们不讲理,那我就赖在队上慢慢休呗!看我不休得吓死你们!

“那金队长,月明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让他天天傻坐在工棚里,别旧伤未好,新病又憋出来了。不是得不偿失吗?”陈大哥说。

他想都没想地说:“现在队上职工加民工有六百多人。热火朝天地在大干,有很多好人好事需要加以总结宣传。你暂时到工会帮忙,收集先进事迹,写成表扬稿,出出宣传栏。在喇叭上广播广播。为大干鼓鼓劲!算你正式上班行不行啊!”

我本来想赌气说不行,回想金队长对我受伤后的关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心里还是有感激之情的。这条规定他只是执行者,并不是像郑舟那样故意为难人。

突然想起原老师让我多了解一些好人好事,这不正好吗!割草打兔子,一举两得。我满心欢喜地,脸上一副不情不愿的表情答应他的安排。

工班已经没床位了。队长让我搬到工会广播室暂时住下。广播室是会议室一侧隔出来的,可能只有四到五平方米。进门左手一张长条桌,上面放了一台电子管收放机和话筒,条桌那头有一小立柜。上面是一台留声机,几个隔断里放着各种唱片。从桌子到对面墙之间,置一个单人床扳后,中间只够一个人过路的宽度。如果要讲广播,连凳子都放不下。只能坐在床上讲话。

陈大哥去帮我把行李拿过来,我没什么太多东西。一个被包,一个纸箱,里面放了一套棉衣和几件单衣,往床底下一推,既隐蔽又不占地方。当个新线铁路工人阶级真利索。没有为财产所累的负担。

陈大哥开玩笑说,月明,这里虽然窄一点,要是谈个恋爱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嘛!满意嘛!

“非常满意,可以享受一个特权,个人单独拥有一只电灯泡照明权,可以不受限制地开着灯看书了。”在集体宿舍是不能单独拉电线接灯泡的。到点都得统一熄灯。想看书门都没有。我象受到特别恩惠一样,心满意足,庆幸自己终于有块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了!

陈大哥看我满足的样子,眼睛有点湿润了,借口说有事转身就走了。我知道他是在为我难过,可我真心感觉比住在工班里好多了。像住进了独幢别墅一样心满意足了。

开广播的任务自然由工会主席转移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按工会主席讲的播放要求写了个播放时间表贴在墙上。放前要先开机预热五分钟。早上六点先放起床号片子。再开始播放新闻。中午播半个小时。晚上播一个半小时。虽然每天只有五个多小时,但它缠住你是动弹不得的,想走远一点都脱不了身。俊杰几次打电话让我去。就是抽不开身。有些事在别人眼里看着轻松,自己一上手才知道分量有多重。

另一个任务也不轻,到每个班里去收集好人好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编自写地把第一期宣传栏写出去了。我把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先进事迹写成新闻报道稿,送给原老师,经他点评修改后,寄给了铁路局报社。没想到其中一篇居然给报道了。当我拿着这张不大的报纸,在报道后面落款处,清晰地看见“本报读者汪月明供稿”几个铅印字时,激动得用掌在墙上猛击了一下。竹笆上的土沙沙地往下落。沙土下落的声音怎么那么的悦耳。扬起的尘灰是那样的好闻。这可是我的处女作啊。我要去买个大本子,把它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留着记念。

“汪月明,汪月明,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把我的名字写在报纸上的?我可不想让你踩在我肩膀上,得名得利!”

“朱尔成,先别嚷嚷,你听我给你解释好吗!”我劝他道。

“少跟我啰嗦!你得去报社把我名字拿掉,发出去的报纸全部收回来。不然到法院告你侵犯我名字权!”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把民工未点燃的炮补点了?”

“我是带班的,我不去谁去。”

“你本来已经撤退,听说有一炮没点,你返回去补点,才跑十多米第一炮就开始响了,碎石碎土满天飞,你身上也落了不少。对不对?”

“这是事实。”

“好,你的先进事迹我问过你没有?”

“问过,”

“有没有添油加醋,不合事实的情况?”

“没有。”

“我说过把你的先进事迹要宣传宣传,跟你说过没有?”

“说过,但你没说在报纸上宣传。”

“只要你同意了让我宣传,至于在那里宣传,那就是我的事了。何况往上报时,金组长签过字,队上盖了红朗朗的章子的。要找你去找队领导,找不着我。”

我心里好气,为他扬名扬声。居然恩将仇报。世界竟有这样不知好歹的人。

我突然想起来他跟朱尔东只差一个字。难道他们是堂兄弟?会不会又是朱尔东在兴风作浪。完全有可能。

“你和朱尔东是什么关系?”我问他。

他好像打了一惊张。“是什么关系你管不着。这件事你如果处理不好,我会扭住你费的!”说完就往外走。

我跑去问陈大哥,朱尔成跟朱尔东是什么关系?

“朱尔成是朱尔东亲叔叔的儿子,他找你扯皮的背后肯定是朱尔东在使坏。你赶快到金主任那儿去把事情汇报清楚。省得恶人先告状。”

“哦!我知道了,火烧芭蕉,心还是没死。他这是在给自己找垫背人,找出口。鼓动他人跟我闹事!他以为拿住了我的关节。我早防着呢!”

自从标语事件发生后,我紧开口,慢开言。做事之前想三遍。哪怕是表扬好人好事。把该做的工作提前做好了!他只能是自取其辱。更加暴露其丑陋本性!

人一旦良心不正了,看问题,做事情总是把邪道当正道来走。发臭的思想坏水像成熟的脓包一样,会情自动流露出来伤人的。想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除非是狗不吃屎,猫不吃鱼一样难。

回忆短短的人生,所遇见的一些人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估计以后还会遇到更加残酷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硬要与我过不去,那就只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必要再卑躬屈膝地忍受不该忍受的气了!

我把与朱尔东的矛盾详细地给金主任汇报完毕。他说你去把朱尔成给我找来。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我哪知道什么名字侵权,是朱尔东跟我说的,如果在报纸上被点名,没经过本人同意,是属于名誉侵权,让我去找汪月明要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朱尔成抖抖擞擞地把事情原委跟金主任讲后,金主任说:“朱尔成啊朱尔成,你脑子长在别人头上了。告诉你吧!本来我很看好你,干工作扎实,能吃苦耐劳,大胆又勇敢。让你去民工班当班长。没想到,连这么个简单事情都分不清好孬,别人唆使你一下,你就跳出来闹。你这么理不清事非,我没法重视你了,你好自为知吧!”

“那我该怎么办呀?”朱尔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望着金主任。

“他把你的先进事迹传播出去了。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情,而你却反咬一口侵犯了你的名字权。如果这个样子维人的话,以后谁还敢惹你呀!

第一,给汪月明道歉;第二,他花费脑筋写出表扬你的事迹,你应该表示感谢;第三,彻底改正你这种人牵着不走,鬼使起你飞跑,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没有正义的正确立场作法。希望你吸取教训。下不为例。”金主任说完朱尔成后又自言自语道:“看来对年青人进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还是要经常进行。

后来我把报道重点放在民工队伍上。他们来帮助抢修铁路,我们只管吃住,没有工资的。带队的一般都是民兵连长。来的都是精悍力强的农村青年人。他们干活实在。在工人的指导下,被分配的任务都能很好地完成。有一段路堑,像修红旗渠那样,在悬岩绝壁上开一条路出来。民工们用粗壮的绳子梱在腰上,在悬岩峭壁上打眼放炮。那种顶着烈日,悬空挥锤,扶杆攀爬的英姿,可惜没有照相机。如果留下壮美的舜间,可以说获个什么“我为祖国绘美好河山”的奖都不困难。

金主任来到广播室对我说:“在全队生产劳动竞赛中,民兵女工班夺得了本月评比第一名。她们以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的成绩超额完成本月生产任务。你去采访她们一下,把她们的先进事迹写一期专栏,进行广播,并且上报段里。”

我找到负责人李春桃了解情况时。第一眼让我大吃一惊。她说的一口四川话,其语调怎么有点像莎莎的声音?她不胖不瘦的中等个子和莎莎差不多。最要命的是她五官长得跟莎莎一模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放射出一种童稚雅光,善良和温柔之气活脱脱一个莎莎。世界上竟会有这种奇迹出现。难道她是莎莎走丢的姐姐或妹妹吗?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

她脸一红微笑着对我说:“汪同志,您找我有事吗?”她这一声汪同志,一下提醒我她不是莎莎,是民兵排长李春桃。

我想了解她们是怎样超额完成本月任务,夺得本月竞赛第一的事情。希望你详细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她边讲我边记,记着记着我好像在听莎莎跟我说话一样,手停止在那儿忘作笔记了。我的眼开始模糊了,眼泪已经饱含在眼眶了。她看我表情不对劲,用手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我正准备去抓她手,突然醒悟过来,她不是莎莎!立即缩回手,把头转向一边,擦掉眼泪,对她说声对不起,刚才走神了。你继续讲。

她惶恐不安地问我“汪同志,我哪里讲得不对,惹你生气了?”

“没有!讲得很好!”

“那你怎么流眼泪了?”

“是沙子进眼睛了。没事的。”

她接着说:“我们这些女娃子,全是从农村来的基干民兵。在家是好劳动力,能吃苦,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过硬的,干起活来都很卖力。在劳动竞赛的活动中,都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大家卯着劲地干,没想到还超额完成了指标,情况就是这样”。

我合上本子结束采访,跟她告别后走了两步又返回来问她:“春桃同志,你是哪里人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回答我“贵州潼梓县人。”

“怪不得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潼梓与四川是接壤的地方”。

“是的,我的家离四川只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说话腔调基本上是一样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样的。经常去你们那边赶场,是一衣带水的关系。”

“你在四川有亲戚吗?”我问她。

“没有,据传我们的祖先是从四川搬到贵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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