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蒙鏖战在襄阳 忽必烈定策无遗策 蒙古国迁都于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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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回:忽必烈定策无遗策;蒙古国迁都于大都
上回说到郭靖率领丐帮弟子修缮襄阳城,在赵府发掘出一尊铜人,黄蓉知道是一尊宝物,于是让人抬进郭府。岂料郭襄见铜人酷似杨过,竟痴迷铜人,不能自拔。黄蓉设计,教给她蚊须针的暗器心法,让郭襄从单相思中摆脱出来。
且说郭襄远望父母穿过耳门,突见耶律齐与陈沉匆匆赶来,两人似有急事要向郭靖禀报,被郭靖挥手制止。郭襄看在眼里,心想,丐帮两大首领来报,此事肯定非同小可,父亲不愿意他们俩在母亲面前提起,只是怕母亲内伤未痊愈,操心过度而已。
郭襄猜得果然不错,耶律齐和陈沉果然有重要军情禀报,蒙古汗国即将迁都燕京,命名为大都,以大都为中心,伺机南侵,统一全国。
原来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一统漠北后,派郝经为国信大使,到南方和谈,岂料遭到贾似道派人扣押,恨得牙痒痒的,又没有办法,自己根基未稳,而赵宋朝廷又是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轻易之间,不能奏功,在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只觉得蒙古政权日益稳固,又想起南征之事。因此聚集群臣商议。
姚枢上奏道:
“皇上行儒道,施汉法,天下归顺。然大江以北,长期战祸,黎民百姓,伤亡惨重;幸存的百姓,也多已逃亡。农田荒芜,水利失修,生产凋零。愚以为,招抚流亡,安顿流民,禁止妄杀,恢复生产,屯田积粮,整顿财政乃当务之急。”
忽必烈点了点头,道:
“这也是朕日夜忧心之事,众位爱卿,不知有何高见?”
刘秉忠奏道:
“先祖在日,以游牧为主,毁田放牧,逐草而生,已成定制,一时之间,难以更改。愚以为可先在中央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
忽必烈赞道:
“如此甚好,汉文帝曾言,‘夫农,乃天下之根本也。’兴农立国,正在此时。望众位爱卿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使天下一统,四夷宾服,创万世不拔之基。”
说完,当廷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朝廷派出八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又起草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
在刘秉忠、姚枢等的提议下,忽必烈又命王祯编写《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两书,指导地方农业生产。
接着,忽必烈在汉族官僚的建议下,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严厉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之举。对统治区域的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
忽必烈在重农的同时,也重视商业,信任商人,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正是在忽必烈的重用下,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才先后以理财、经商爬上了高位。
这个王文统,就是以经商而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可惜这位以经商登上高位的王文统好景不长,正当他仕途得意平步青云之时,其女婿李璮在山东伺机造反。忽必烈大怒,倾全国兵力平叛,几日之内,就肃清叛乱。忽必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善后方针,杀死李璮,处死王文统,稳定局势。为此,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
“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又颁布了一份诏书:“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后,忽必烈重用儒吏,兴利除害,深得民心。江北地区,家给人足,境内大治。
在忽必烈汗登上汗位之初,蒙古大将霸都鲁向忽必烈建议道:
“臣曾随父辈征战东方之地,观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为中原之要冲。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京不可。”
忽必烈闻之,颇为心动,询之于刘秉忠等人,刘秉忠奏道:
“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和林地广人稀,气候寒冷,交通多有不便,不宜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陛下可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亦无不可。”
忽必烈闻言大喜,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责成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
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经过实地勘测,对大都进行了总体设计。他完全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将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建造了这一座旷古绝今,美奂美轮的都城。大都严格辨方正位,依照《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其中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又据《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要求,将太庙建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正是依照“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记载而设计出来。
刘秉忠将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为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体现了作为国都的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皇权思想。整个大都的建筑布局都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正中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整个都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
深研儒家学说的刘秉忠,在大都宫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思想。
据记载,元大都的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
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忽必烈耳闻刘秉忠的介绍,眼见大都都城建筑宏伟,气势辉煌,又见大都营建,不日即可成功,大喜,厚赏众人,恨不得即刻迁都大都,坐镇天下,一统山河。
1271年,北京城建成,忽必烈率领蒙汉贵族,浩浩荡荡地从上都迁往大都。
正是:千秋名城开伟略,万古基业一日成。欲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