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三星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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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5日下午和26日下在四川省广元市、德阳市分别考察了翠云廊古蜀道、三星堆博物馆，了解当地推进历史文化传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网今日推出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献华的《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一文，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三星堆文明 亚欧大陆 青铜时代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目 录

一、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主要文明传统

二、亚欧青铜文明动态格局中的三星堆

三、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三星堆符号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文明研究逐渐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一门显学。特别是2020年启动的对三星堆祭祀区新的系统挖掘，更为三星堆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也让解决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显得更加急迫。不久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新近取自4号祭祀坑灰烬层的竹炭屑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在树轮校正后认为4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范围之内（以1950年为今），并从整体上推断“三星堆遗址几个祭祀坑的年代大约是比较接近的，或许在年代上略有早晚”，为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的断代，也为在新时代研究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起点。本文以此为参照，以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若干世纪为时间范围，尝试从亚欧大陆青铜时代文明格局的角度对三星堆文明提供一种语境化的理解。霍巍呼吁，“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拓展比较研究的路径呢？”本文还不能说是对三星堆文明真正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说是对这种比较研究的一种准备。

本文使用“亚欧”而非更常见的“欧亚”，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倾向于将“欧亚”（Eurasia）直接等同于我们后文提到的“欧亚草原带”（Eurasian steppe）。为了做出必要的区分，我们使用“亚欧”的表述，以表明我们关注的地理范围并不局限于亚洲和欧洲北部的草原地带，而是包括亚欧大陆的整个范围，并在必要时纳入对沿海以及非洲与亚欧大陆接壤地区的考察。具体内容上，本文首先扼要介绍亚欧大陆范围内在三星堆的兴盛时间稍前或同期的主要青铜文明或文化传统，然后对这个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传统的动态分布格局做出简单勾勒。最后，结合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所在的区位，我们从三星堆文明的生业经济和所处的竞争格局出发，尝试对其标志性的符号系统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需要指出的是，正是从青铜时代亚欧大陆文明格局的高度，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兴盛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部分这个事实得以凸显出来。本文的思路仍很粗糙，而且由于涉及内容极广，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难免挂一漏万，但愿意以此就教于方家。关于三星堆文明，以及三星堆文明与大体同时代我国境内的其他青铜文明、与境外其他欧亚古文明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少探讨，我们的讨论建立在此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

1.

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主要文明传统

一般来说，南部两河流域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乌鲁克时期开始其文明化进程，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其决定性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两河流域语境中国家和文明的源起问题，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这个地区已经完成了文明整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传统。萨尔贡（Sargon）建立的阿卡德王朝（约前2316—前2173），在军事征服早王朝（Early dynastic）时期南部两河流域各个城市并向四方扩张的同时也进行政治和宗教整合，奠定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朝传统，因此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帝国”。无论如何理解“帝国”，阿卡德的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传统被之后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继承，并成为后来两河流域王朝统治者模仿的典范。但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延续很久。随着南部两河流域中央帝国的崩溃，两河流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有学者称之为“亚摩利时代”，其突出表现是以亚摩利人（Amorites）为代表的部落人群开始在西亚北非的广大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亚摩利人的崛起至少要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结束算起。主要依据文献的研究目前仍难以全面描述亚摩利人的兴起，从结果上看，到青铜时代中期的后段（约前1800—前1550），亚摩利人已经遍布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取代乌尔第三王朝的伊辛（Isin）和拉尔萨（Larsa）王朝，其建立者都是亚摩利人。在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亚摩利人很早便控制了历史名城玛里（mari），在底格里斯河的北方支流迪亚拉河流域，亚摩利人控制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埃什努那（Eshnunna）。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重新统一南部两河流域之前，以安珊（Anshan）和苏萨（Susa）为中心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Elam）地区可能一度扮演亚摩利地方权力的宗主国角色。这从侧面揭示出南部两河流域中央王朝的崩溃及其后果并不能局限于两河流域河谷平原来理解，而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之中，首先就是相邻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后者与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往往形成意味深长的呼应。

在汉谟拉比建立的前巴比伦（old babylonian）王朝留下的遗产中，通常被称作《汉谟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的玄武岩石刻可能是最着名的一件。但和《汉谟拉比法典》凝重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在社会治理上前巴比伦王朝与公元前三千纪以南部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阿卡德、乌尔第三帝国相比，有着相当浓厚的商业色彩。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后世成为帝国之都的亚述城

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网络已经足够表明早期两河流域远距离贸易的发达，最近波斯湾巴林岛上亚摩利人墓葬的发现，更为亚摩利人大规模参与波斯湾贸易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只是长期以来可能由于波兰尼（Karl polanyi）等理论史学家的影响，人们对前巴比伦时期的西亚社会经济存在一定误会，特别是倾向于低估商贸活动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对这种偏见有所矫正的话，也就更容易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来说，巴比伦城的陷落和前巴比伦王朝的终结，卡塞人（Kassites）随之大规模进入两河流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摩利时代商贸发达、人群流动频繁的基本特征。这是西亚北非青铜时代晚期（约前1600—前1100）主要由赫梯（hittite）、米坦尼（mitanni）、新王朝埃及（New Kingdom Egypt）以及后起的中亚述（middle Assyrian）王朝扮演主角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International Age）的共同背景。

也就是说，两河流域乃至整个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是两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的文明成果开始进一步通过远距离贸易向更大范围扩散，扩散的通道包括陆地，也包括不同方向上的海洋。和常见对古埃及的刻板印象不同，至少从中王国时期（约前2040—前1730）开始，埃及就已经在红海沿岸留下了参与海洋贸易的足迹。中王国的结束和所谓“第二中间期”的到来，标志性的事件是希克索斯人（hyksos）从今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巴勒斯坦方向，即古代的迦南（canaan）方向不断迁入。学者们认为他们和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亚摩利人是同一个人群。他们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朝，将埃及纳入自己的商贸网络之中。等到第18王朝的开创者雅赫摩斯（Ahmose，约前1569—前1545年在位）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新王朝埃及开始以一个扩张性帝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跨越西奈半岛参与大国争霸之外，埃及新王朝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及资源开发活动，特别是在红海方向，大力开发红海沿岸黄金等矿藏，致力于打通从埃及到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进入阿拉伯海的贸易路线。

这样，在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西亚北非地区，就形成了以乌伽里特（Ugarit）等附庸性城市国家为节点，以大国之间军事和商贸上的竞争与均衡为特征的国际化时代，学者们一般将这个“青铜时代文明世界”的重心放在地中海东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青铜时代的西亚北非“国际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各地区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而且根据艺术史家的研究，更孕育了一个以高等级奢侈品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化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具有这种风格的艺术品无法根据其图像学特征归属于任何特定的传统。这种常见于墓葬和礼仪语境的高等级奢侈品受到区域内所有贵族的追捧，并作为重要的流通货品通行于当时东到阿富汗、西到西班牙、北至波罗的海、南到中部非洲的贸易网络之中。地中海东岸断代至公元前14世纪的乌鲁布伦（Uluburun）沉船，除大量的铜、锡锭之外，货品中还包括大量金银和彩陶，以及鸵鸟蛋壳、乌木、象牙与象牙制品等，为当时西亚北非发达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缩影。

走出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的“青铜时代文明世界”，首先要提到的是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文明，早期被称作哈拉帕（harappan）文明。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已经通过波斯湾为南部两河流域熟知，学者们认为早期楔形文字文献中的美卢哈（meluhha）所指的便是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纪是当时南亚到西南亚远距离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公元前三千纪末，大体伴随着两河流域中央帝国的崩溃和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的开始，南亚次大陆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之前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兴盛一时的城市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风光不再。但印度河谷和印度次大陆在所谓后哈拉帕（post-harappan）时代（约前1800—前1300）并没有从世界文明的图景之中消失，而是继续在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西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从证据上看甚至有所加强。除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所谓雅利安人的入侵往往被当作印度河谷早期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今阿姆河流域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一般被称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区（bmAc）的地区，有时也被称作奥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便经常被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讨论。

奥克瑟斯或者妫水文明的兴盛大体在公元前2250年至前1700年，并延续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奥克瑟斯地区很早便与印度河乃至两河流域文明产生关联，但到其后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带的以辐轮马车和印欧语言为特征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或早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的影响，成为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陆的跳板。这种看法可以得到一定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然而除了在议题设置上具有强烈的雅利安色彩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高度依赖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重构，有过度简化后哈拉帕时代印度次大陆历史进程的嫌疑。奥克瑟斯文明已靠近我国新疆的帕米尔、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地区。考古学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也经常出现在学者们探讨青铜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特别是关于辐轮马车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科学院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刚刚发表的基于人类基因组证据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口史的研究中，一方面安德罗诺沃和奥克瑟斯人群在新疆地区的出现并不让人惊讶，另一方面来自河西走廊的东亚人群和出自新疆本土人群（小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研究或可为此提供支持。

2.

亚欧青铜文明动态格局中的三星堆

东部亚洲方向，特别是我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除耳熟能详的殷墟、二里头等之外，长江流域的良渚、盘龙城以及黄土高原带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也经常伴随着未必有建设性的争论。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阐释，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学者的指责经常以某种认识方式上有目的论嫌疑的王朝中心论为由，具体话题则通常集中在二里头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与“三代”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上。然而，正如考古学家加里·费曼（Gary Feinman）作为评议人最近在评议《今日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关于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时所指出的那样，批评中国学者“三代”中心论的学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国同行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汹涌的实物发现吗？”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不无义愤地在对同一篇文章的评议中指出，当该文作者将“中国学者”作为群像来批评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对象未必能够代表中国学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关于“三代”传统的研究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概念框架落后于实物发现的问题，正如一向重视理论工作的费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疑随着三星堆的新发现而更加尖锐起来。

为解释“三代”传统特别是商文明的形成，李旻从时间上将阐释的起点放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从空间上则通盘考虑平原和高地，提出了“高地龙山社会”（highland Longshan society）的概念，得到罗泰教授的赞许。“作为一个宽泛的框架，我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从太行山脉直到西部高地地区的广大地区内彼此联系、多孔状存在、杂糅而流动的各个龙山社群，包括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文化、关中盆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西部高地一带的齐家文化、晋南盆地的陶寺文化等相关联的社群。尽管在黄土高原的复杂地形中存在丰富的风格差异，这些地区传统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特征，可以将它们看作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的分别表达。”为描述“高地龙山社会”的动力学，理解具有多样化生业经济的各地社群，李旻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彼此交叉的文化互动区构成，即张光直（K. c. chang）定义的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prehistoric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根据考尔（Kohl）对欧亚草原带和西伯利亚针叶林游猎采集人群的研究而定义的北亚文化互动区（North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和格列高利·波瑟尔（Gregory possehl）定义的中亚文化互动区（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后者包括从北方的中亚到南方的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这片地区”。

李旻所说的北亚和中亚文化互动区大体在我们提到的奥克瑟斯或妫水文明（影响区域西至里海东岸，东到吐鲁番地区）一带交错，而北亚和东亚文化互动区（应即“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的交错地带则在他所谓“高地龙山社会”的北方边界线上，地理上从阿尔泰地区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北岸。这样，北亚文化互动区也就同时扮演了中亚文化互动区和东亚文化互动区之间连接桥梁的角色，“高地龙山社会”因此得以吸纳三大文化互动区的符号、技术与文化传统，为中国“三代”王权传统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符号准备。李旻认为，理解在“三代”核心区域西方的“高地龙山社会”的新技术与新物质文化组合是理解“三代”王权传统的关键。作为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一部分，“高地龙山社会”对出自东部地区的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进行综合运用，融汇出后来“三代”玉器传统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龙山玉器与祁连山玉矿的开发正是“高地龙山社会”创造性利用低地玉器传统的体现。

李旻说，他的分析框架是“对龙山时代研究和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传统框架相当可观的一种扩展”。不过，从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这种以商文明为焦点对亚欧大陆文化互动格局的认识，可能还不足以用来作为“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还不够彻底和全面，至少无法直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铜器中没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显现出与龙山传统的某种区别，可见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在这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与中原的‘三代’共同进化（co-evolved）”。他认为三星堆与中原的“三代”传统共享高地龙山社会遗产，前者应该被看作后者的“政治同侪”（peer polity）。站在中原地区“三代”传统的立场上，自然可以宽泛地接受这种对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马非马，仅仅解释“三代”传统不等于完成了追溯中华文明渊源的任务。因为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目标的早期中国，其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都不局限于“三代”以降的中原。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真正具有一般意义的，能够解释中华文明深层逻辑的分析框架。在我们看来，青铜时代亚欧大陆主要青铜文明的分布格局，其实已经提示出一种既可以用来解释商文明也可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的分析框架，需要的只是我们根据考古发现自行绘制文明地图，并以动态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分布格局。从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亚欧大陆公元前两千纪的主要青铜文明和考古学意义上重要的青铜文化，包括这个时期已经联通一气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后哈拉帕时代的印度次大陆（特别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一带）、中亚的奥克瑟斯文明和北亚草原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更早一些的辛塔什塔文化），无一例外都分布在主要由地理与气候条件限定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附近。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所在的黑龙江流域经贝加尔湖，一直到近代被划入欧洲的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被称作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公元前两千纪无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还是蒙古高原、乌拉尔山一带的文化留存，都在这条亚欧大动脉之上或左近。而所谓的奥克瑟斯文明，正处在所谓的“内亚山地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附近，这条穿越山地季节性游牧区域的山地走廊，至少在青铜时代已经承担起联通文明的任务。

正是在这里，我国着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我们看来，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史意义。大体上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童先生注意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一带状区域中众多的人群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童先生同时指出，沿着这一带状区域从东北到西南行进的话，海拔高度大体从1000米递增至3000米，与纬度的高低形成反向互补关系，结果便是该带状地区内的太阳年辐射量、年平均温度、农作物生长期、年降雨量、湿润程度、植被特征等自然条件都十分相近。这种相近的自然条件之外，童先生还提到促使这个带状区域成为文明大动脉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当青铜时代的北方或西南边陲在生业经济上与相邻农业人群形成共生关系的人群需要迁徙时，由于无法迁入农业人群占据的农耕地区，这条自然环境相近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童先生相当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带状区域作为人群与文化的交通线与传播带的理由，也相当详尽地描述了其走向和路线。然而，也许是从表面上看来，这条传播带似乎非常反常识地横切我国境内的多条大江大河，因此这条大动脉的文明史意义长期以来被低估了，极少学者注意到其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考古文化分布区域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和“三代”传统出现的地方，都在这条传播带附近，这是个不应该被低估的事实。这条“半月形传播带”的一侧是高原和高地，从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到连山而成的山坡草地，另一侧是河谷和近海平原，从东北、华北直到东南，尽管有山海关、黄河、淮河、长江等阻隔，同样有着类似高原的交通效果，而由这两翼构成的整体，正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一旦将“半月形传播带”当作文明大动脉看待，这个舞台便一下子生动起来，一个以“半月形传播带”为主轴，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横断山脉，由我国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地共同组成的力量场（field of force）显现出来。在这个力量场中，西出阳关的河西走廊、黄河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通道、发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彼此交错，种种通道的重叠度最高的地方正在关洛地区。这可能才是我国历史上“三代”传统滥觞于中原而终于汇聚天下，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伟业的深层次文明逻辑，因此也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概念框架的起点。根据这样的理解，一种文明传统的成型与成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也不能单以人力来解释。

虽然具体关心的问题不同，最近罗森教授对殷墟马车和俯身葬的研究以颇为戏剧性的方式为“半月形传播带”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可以用来说明青铜时代中华文明力量场中的文明动力学。三星堆—金沙时代的成都平原虽然有马齿的发现，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辐轮战车的留存，虽然有可能是出于考古发现的偶然，还是与安阳殷墟形成某种鲜明的对照。一般认为，使用车的证据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的两河流域。到公元前两千纪开始的时候，在车的使用上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技术更新，那就是以辐轮代替实木车轮，另外便是使用被驯化的马来作为动力。这个技术革新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的辛塔什塔或邻近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印欧人的贡献。到了青铜时代中后期，这种新的综合性技术成为欧亚草原带的标志性技能之一。包括辐轮马车在内的车的使用同时具有很强的身份标识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车都当作战车看待，但更全面的分析表明，至少到青铜时代后期，辐轮马车已经广泛地用于军事活动，而且这种军事技术的广泛使用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后果。辐轮战车的制造、使用和保养都需要相当复杂的技术能力和可持续的资源保障，因此辐轮战车的使用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构成相互建构的关系，也就是某种具有身份意识的新型军事精英阶层，在此意义上战车确实能够产生身份标识的效果。

罗森教授注意到，殷墟墓葬中的战车驾员一般采用俯身葬，她因此推测殷墟墓葬人殉语境中的大量俯身葬人员可能也与辐轮战车\/马车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有关。殷墟花园庄54号墓临近着名的妇好墓，墓主人叫作亚长，葬式为俯身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亚长也是一位军事首领。除了采用俯身葬，亚长墓还有一些非同寻常之处，例如极为精致并可以确定为战车配件的弓形器，统统以绿松石镶嵌，以及整套的战车修理工具。随葬武器则带有明显的“半月形传播带”风格。基于对亚长墓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罗森教授认为亚长很可能和妇好一样，与今蒙古南部阴山向南一带的特维什（tevsh）文化，特别是其乌兰朱和分支有关，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来自这个地区。罗森教授介绍，这一时期青海尕马台遗址也有俯身葬的出现，让人不禁猜测是否辐轮战车此时也已经在这里出现。与乌兰朱和一样，这一带也处在“半月形传播带”之中。

关于青铜时代辐轮战车通过“半月形传播带”流转的具体过程和流转节奏，当然要仰赖于考古学家们的继续研究，特别是新证据的出现。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考古发现来说，三星堆、金沙未见辐轮马车的事实或者可以表明，历史的波浪在这个时候很可能还没有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将辐轮战车送入成都平原。辐轮马车无论具体发源于何地，都可以确认出自欧亚草原带。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背后的人群虽未必来自中原，至少也不是什么北亚草原带的孑遗。这种基于证据的缺失做出的引申当然有极大的风险，可能立刻就会被新的证据纠正，但无论对错，这种引申仅仅是关于辐轮战车的讨论具有的相对比较次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关于辐轮战车和俯身葬的证据，以具有全息特征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理解青铜时代中华文明内部血脉流动的动态剪影。在殷墟和三星堆出土器物组合表面戏剧性的差异背后，是更广阔的时空之中技术乃至人群在中华文明力量场内活生生的流转。

3.

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三星堆符号系统

根据我们以上的认识，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青铜文明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青铜文明，其实是青铜时代中华文明传统的不同部分，因为二者都处在中华文明的大动脉上，处在由这条大动脉及其左右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只是因为所处相对位置的不同，它们对八面来风感受的先后和轻重会有所不同，例如前述辐轮马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俯身葬俗。但以二者在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所处相对位置的不同来解释成都平原接触辐轮马车可能比殷墟略晚的证据，这样的思路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的问题，那就是二者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大动脉上的区位差异，是否同样有助于解释三星堆文明与主要由殷墟体现出来的商文明之间其他方面的不同。例如，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元素，看起来与中原传统迥异其趣，长期以来造成民间甚至学界巨大的困扰：“为什么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其他地区产生出这套独特的符号象征？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这些石破天惊的艺术构思与创造灵感又是从何而来？”

异域风情本身并不会造成困扰，造成困扰的是无法解释这些异域风情。我们认为，尽管学术界对青铜时代亚欧大陆文明互动的整体认识还存在不少缺失，真正将三星堆放回到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文明格局之中的话，有一些困扰就不再必要了。段渝先生曾多次引用出自古埃及的元素，如“荷鲁斯之眼”、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杖、图坦哈蒙的金面具等，与符号化色彩浓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进行比对，当然也包括中国丝绸出现于公元前11世纪埃及底比斯的证据。由于缺乏对彼此关联方式以及这种关联的内涵的解释，缺乏对中间环节的说明，从埃及到成都平原遥远的空间距离让这样的比对显得有些突兀。但站在亚欧大陆青铜时代文明分布动态格局的角度看，来自埃及的某些元素出现在三星堆，和出自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埃及一样，原本都不应该感到惊讶。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时间之前的几百年，正是帝国化的埃及新王朝开疆拓土、经营红海的时间，埃及元素进入今天的印度洋沿岸乃至与之相连接的更遥远的东方并不奇怪，来自东方的丝绸已经为青铜时代这种文明间的互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最近三十年兴起的“海洋学”（thalassology）潮流中，有关印度洋的研究堪称后来居上。法国学者波雅尔（philippe beaujard）主要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将几千年来印度洋海域作为联通亚非欧的文明通道的事实呈现出来。尽管直接证据有所不足，波雅尔注意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波斯湾在今印度洋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红海、非洲之角的地位明显上升，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非洲和印度次大陆文化共享的明显增加。因此他略带推论地指出，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洋地区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新王朝埃及发动，从东北非洲的红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经西南亚到南亚甚至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根据波雅尔的研究，我们这里尝试性地在李旻博士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一个青铜时代“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monsoonal oceanic Interaction Sphere）的概念，其大动脉便是从红海经阿拉伯海到印度次大陆再到东南亚由沿海航线构成的海上通道，由北半球季风驱动。众所周知，从成都平原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取道缅甸、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的话，很快便进入今孟加拉湾。也就是说，我们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和李旻博士的“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交错地带，正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南端。

尝试性地引入青铜时代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概念，我们首先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三星堆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系统中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与外部世界交流互鉴的内容的话，“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是这种交流和互鉴不能排除的一个方向。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输入和输出，埃及底比斯的丝绸是一个输出的例子，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北方向远至阿尔泰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所见“神树”形象，也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明的辐射而不是相反。让情况复杂一些的仅仅是，在追溯三星堆符号系统可能受到影响的外部源头的意义上，由于新王朝时期的埃及同时也是由西亚、北非大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岸连接起来“国际社会”的一员，彼此共享被称作“国际化风格”的高等级符号系统，其中包括“神树”“英雄擒兽”和“翼龙”“翼兽”等形象，如果说这些至少在西亚北非地区已经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的元素在三星堆有所体现并不让人惊讶的话，它们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反而让针对具体元素的追本溯源有些无所适从。

新的发现或可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但在追究特别是从三星堆符号系统中解析出来的符号元素的时候，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是，尽管符号元素和人群流转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符号元素的流转并不依赖于人群的流动。有学者运用器物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基因证据的“三重证据组合”（triangulation）来讨论史前人口的迁徙，但这种“三重证据组合”的方法与文明史的研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别，而且直接标记人口迁徙的基因分布和以语言为主要标志的文化分布之间的关联性极低。从汉藏语系演变的角度来看，青铜时代的成都平原无论如何都处于汉藏语系的腹地。基于早期文献的考订也许能够帮助历史语言学家们进一步确定青铜时代的成都方言是属于上古汉语还是属于汉藏语系的其他分支，但都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而活的语言和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性质非常不同的两个系统。总之，作为对任何有关三星堆符号系统的研究的一个提醒，包括文字在内的符号系统和符号元素，都无法直接作为文明和文化身份的标记，尽管它们的出现一定有历史的缘由。

根据这样的认识，也就是充分考虑成都平原所处的文明区位，回归活生生的历史世界去理解三星堆文明的话，我们认为，主要由政治竞争驱动的差异化身份建构，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明符号系统与中原地区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成都是中华文明大动脉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我们青铜时代“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与“东亚文化互动区”交错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重镇，青铜时代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人群自然已经有机会在不同方向上通过深度介入远距离贸易接触到远方的符号系统与贵重商品。而这一时期蜀地与中原之间很可能存在的政治和军事竞争关系，为三星堆人群提供了因地制宜从其他方向引入符号资源的动力。这种以符号系统差异化为特征的身份建构策略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常见的现象，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表现为大规模、整体性的宗教改宗，常见于居于弱势或危机状态的政治体，性质上相当于锻造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卫武器”（defensive ideological weapon）。

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研究，蜀地经常是强盛时期的商王朝征讨的对象，前引李旻博士的研究则表明，中原“三代”主要通过重构高地龙山社会传统进行自身的身份建构。这种情况下同样作为“高地龙山社会”的继承者，却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蜀地会面临一个现实难题，特别是在有必要强化自身生存能力的时候。这可能是三星堆似乎有意弃用一些典型的高地龙山元素，转而投资具有强烈差异化效果的符号系统的原因。通过符号系统的差异化来塑造有别于中原的政治身份，三星堆人群从自己有条件接触并一定程度上共享某种商业价值观的远方进口一些现成的看起来高大上的符号，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这可以作为我们对三星堆独特的符号系统的原则性解释，需要说明的地方仅仅在于，这种通常出于政治考量的差异化身份建构策略，固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初级的文明身份建构行为，却不能够等同于后者，后者比政治身份有着深厚得多的内容和逻辑。最有意味的是，如果仔细比对理论上有可能途经“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到达三星堆的符号元素和古代西亚或者埃及新王朝本土的相似元素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件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复制。三星堆文明对外来符号元素的运用方式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和旧料新用。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即使使用进口的符号元素来进行政治意义上的自我身份建构，对这种外来符号进一步的本土改造暴露了他们原有的底色，其底色出自“半月形传播带”及其两翼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最近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神树纹玉琮，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王仁湘先生经过初步观察，认为“它的特别之处，是在琮的两面各刻画有一棵神树纹，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在最近重新开始发掘之前，特别是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1号青铜神树，早已经是三星堆着名的标志性器物。根据考古学家的重构，这件巨型神树残高396厘米，由“树座、树杆、三层树枝及九只鸟和一条龙组成”。新出神树纹玉琮对神树的描绘和1号神树有细节差异，如玉琮神树似有六枝而非九枝，特别是底座部位无龙形出现。这件神树纹玉琮、1号神树以及之前出土的更多神树配件的存在表明，神树确实在三星堆符号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新出神树纹玉琮体现出来的符号组合方式，将三星堆的神树形象刻划到玉琮之上，简直就是对“底色”一词的字面注解。

当然，正因为玉琮之上的神树纹和1号神树树形有细节上的差异，对三星堆神树的讨论仍然要回到更具有代表性的1号神树。关于1号神树，在众多的解读中，日本学者徐朝龙的总结具有代表性：“能够确定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出现的‘神话大树’的源流，追溯到远远早于战国时代的商周时期，处于离中国中原地区很远的长江上游的四川之地”，神树不属于商周系统，而是“中国形成统一之前一千年以前开花于中国的一个地区即古代蜀国（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独特的产物”。在我们看来，固然在早期中国的范围内，将神树溯源至三星堆文明问题不大，仅仅强调1号神树体现出的是古代蜀地传统并没有解决问题。有时候这恰恰还会成为简单强调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异质的理由。三星堆1号神树是一种符号元素的组合，将神树、神鸟和龙形结合在一起，这显示出三星堆神树同样是有意建构的结果，这种观察方式更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三星堆神树的真相。

细节上有差别的各种神树符号，经常与“翼兽”组合，常见于西亚北非大体同时代的“国际化风格”，但神树与鸟、龙合为一体并不属于这个符号系统。古代西亚关于基什（Kish）之王埃塔那（Etana）的神话故事中出现了树、鸟、蛇的组合，但其中只有一只鹰，而三星堆1号神树的枝头至少有九只鸟。在这个问题上，孙华教授等最近通过重新梳理考古和文献证据，指出古蜀文化中的太阳鸟神话可以追溯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我们认为此说可从。孙华教授认为，古蜀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思想，其神只形象和特定的组合形式应该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大传播到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并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文化中完成体系化。太阳鸟与神树和龙形的组合，是三星堆文明创造性的体现，但这种创造的方式类似于鲁迅先生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用的资源尽管有部分元素可能来自异乡，作为点睛之笔的太阳鸟却仍然是以“半月形传播带”为主动脉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的产物。经过重新组合的三星堆1号神树将会留下属于自身的文化记忆，但单纯的神树符号实在并非三星堆文明的本色。

本文尝试从公元前两千纪整个亚欧大陆青铜文明的动态分布格局出发来观察三星堆文明。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两千纪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各青铜文明固然可以划入学者们所说的不同文化互动区，它们在分布上更具有基础性的特征在于，它们处在亚欧大陆境内或边缘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上，包括欧亚草原带、“内亚山地走廊”、印度洋航道，以及对理解三星堆以及整个中华文明都至关重要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由这些文明大动脉带动的文明史动态进程与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互动区概念既有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后者或可有助于解释前者，但无法从概念上替代前者。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直到东南亚，被童恩正称作“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是由这个中华文明大动脉及其两翼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中的地方性文明传统。“力量场”是我们为了方便，借用物理学概念进行的类比表达，尚不具备文明史方法论的价值，对后者的系统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