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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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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

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性的大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王上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甚至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燕、齐、赵、魏、韩、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由于六国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叫“山东六国”;他们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从北到南纵向合成,所以叫“合纵”。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坚持合纵,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是,苏秦想出这办法,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识达成。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凑在一起不过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底线和顾虑。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利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傲慢无礼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读如欢)。[3]

食客冯驩

冯驩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4]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四公子之,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驩就是其中之一。

冯驩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驩有什么本事。

冯驩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驩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驩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驩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驩还是款待如故。

冯驩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驩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驩说:诺。

可是冯驩到了薛邑,却把收上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驩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驩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应该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结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以应急需。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驩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驩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尝君感慨万分。他对冯驩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驩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于是他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不两立,岂能并存?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驩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驩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驩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与秦,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驩,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干他一票。

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因为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战国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并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

冯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然而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战国的时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就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简直就是核武器。[16]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不敢稍有怠慢。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17]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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