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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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坳村设立了村民“红黑榜”并进行公示，红榜上公布了徐家坳村获得“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最美婆婆”，“最美媳妇”等头衔的多名村民及其事迹，红榜上的村民都配上了照片，黑榜村民没有照片，只有姓名。

黑榜上只公示一个人，此人是徐家强的本家叔叔徐茂修，人送外号“徐老歪”，是个典型的“躺平式村民”。

徐茂修平日无所事事，生活漫无目的，小农意识，追求较低，脱贫致富愿望不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懒惰思想严重。

“‘脱贫致富愿望不强’的村民该不该上黑榜公示？”村民们问。

桃花镇党高官王雪琴说：“徐家坳村在村里设立‘红黑榜’是为了鼓励先进、激励后进，这种做法是当下不少地方文明创建的一种创新，主要是通过村民自治等形式，加强道德教化，引领村风民风。

一般来说，红榜不会有多大争议，设定的条款也比较合理科学。只是黑榜就比较谨慎了，毕竟这关乎人的脸面，而于国人来说，讲面子真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凡是上黑榜的，一般都是涉及违法犯罪之类的情形。不过，说句实话，很少有真正把黑榜公示出来的，毕竟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还真不好办，即使是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村民，恐怕也不一定就上了黑榜。

在有的地方，为了平衡红黑之冲突，还设置了一个黄榜。

就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来说，如何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真正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还真是一件比较难办的事情。

这些年，不少地方探索红黑榜、道德银行、道德积分等方式，希望通过评选表彰、奖励互助、物质激励等方式，不断提升文明水平，应该要予以鼓励和提倡。

就上述的黑榜名单而言，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商榷，就是其被评上黑榜的理由，不太充分，也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法性。

从其表述来看，其人主要表现就是‘懒惰’，‘懒惰’当然不好，但是不是就够得上黑榜？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读小学时，当时的确有学生因为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结果被老师责令挂上‘懒汉’的牌子，站在操场示众。

这位村民其实也在示众，好在没有贴上照片。

其实，在脱贫工作当中，的确有类似的懒惰村民，他们只是想着‘等靠要’，不愿意吃苦，不想勤劳致富，甚至是拿着扶贫款去打牌赌博，实在让基层干部大伤脑筋，以致于后来有人提出‘扶贫先扶智’的问题。

或许，当下的躺平都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遭到批评教育。

但是，在我看来，可以批评教育，如果村民要上黑榜，还得真要有‘黑’的行为或结果，至少要以法律为底线。何况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即使是违法犯罪分子，也不能随意示众，包括姓名也常常以‘某某’出现，尽管老百姓对此颇有怨言、十分不解，觉得一个违法犯罪分子，为什么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

所以，实行红黑榜可以探索推进，却要以法治为保障，切实与自治、德治相融合，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促进乡风文明。”

“村民因‘致富愿望不强’被上黑榜公示，谁该反思？”村民们又问。

王雪琴说：“贫穷不是罪过，‘脱贫致富愿望不强’更不是‘制度性羞辱’的理由，打着‘杜绝不文明行为’的旗号讨伐个人生活态度，这种方式本身‘文明’吗？

实际上，面对‘脱贫致富愿望不强’的村民，非但不应该大加挞伐，反而应该躬身自省，村民为什么‘脱贫致富愿望不强’？是自身能力不足导致的缺乏信心动力，还是客观条件有限造成了畏难情绪？辨明村民的实际需求，才能激活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拔掉思想上的穷根。扶贫工作贵在精准，相比起那些浮于表面的评价榜单，深入了解困难群众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行动，才是解决‘脱贫致富愿望不强’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的村民认为人和人差距很大的，永远不要想着改变别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的人追求财富和权利，有的人追求丰富的经历，有的人追求活得够长，有的人追求活的有意义，有的人追求改变世界，人各有志。

还有的村民则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个榜设的挺好，对督促后进很有用！

为了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徐家坳与杨家坳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两村农民增收。

杨家坳村支书杨进堂上：“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村上下把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当作一项必须抓紧抓好的政治责任、政治任务。

为确保村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取得的成果，村委坚决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下大力气稳固脱贫基础，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对脱贫户和监测对象落实到户到人帮扶措施，对年人均纯收入1万元以下、有劳动力的脱贫家庭开展‘一对一’重点帮扶。”

徐家强说：“为了让脱贫群众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坚持把一切为了农民增收特别是脱贫人口增收作为中心任务和鲜明工作导向，通过实施产业增量提质、乡村旅游、建立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发展村集体经济、培育致富带头人、实施农业市场主体倍增行动、消费帮扶等方式，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

增加脱贫人口收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将持续锚定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目标，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促进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持续增收，以更高质量的脱贫成果巩固，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让党组织强起来，带领村民稳脱贫能致富。”杨进堂说。

“归雁‘能人’示范带动乡村发展，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生产向着规模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徐家强说。

“农村低保要改革了，不光会扶贫，还会约束好村干部村霸！”杨进堂说。

“并不是所有的贫困户都需要补助，贫穷但具备以下问题的人将不会拥有低保资格一是好逸恶劳、有劳动能力的；二是因婚礼导致举债致贫；三是酗酒、赌钱等不良行为的；四是有土地可以种，但不去种田，靠低保生活的。”徐家强说。

“排查力度加大，避免联系低保，情面低保等，如果发现将持久撤销低保资格，还会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国家出台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即从村干部选举上开始，根本上杜绝低保被冒领，克扣的问题。”杨进堂说。

王雪琴说：“农村人的生活，除了土地之外就是外出打工。两者如果能有一个可以的话，生活基本上还是可以有保障的。但是很多农村的家庭却没有一样可以维持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就是我们口中的贫困户。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是无儿无女，有的是儿女残疾不能照顾自己。此时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就是只有国家的低保政策。作为一项福利政策，应该是尽量去帮助哪些有需要的家庭，而不是变成某些人谋取私利的手段。”

“失去劳动能力的三级肢体残疾人享不享受低保？”徐家强问。

“如果仅凭三级残疾证，不能办低保，但是当事人有三级残疾证，还有其他能证明自己的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材料的，可以依法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请低保。”王雪琴说。

“三级残疾人每月可以领多少补贴？”徐家强又问。

“三级残疾人国家补助金额如下：享受低保待遇的残疾人，按照每月100元的标准；未享受低保待遇的、失业且无稳定性收入的残疾程度为一级、二级、三级的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残疾程度为一级、二级的肢体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按其户籍类别参照城市或农村低保标准按月给予一定生活补助。”王雪琴说。

“每个月100元钱太少了，我们能不能从村福利基金给残疾人生活保障金？”徐家强再问。

“能，除了扶弱助残之外，按照新时代文明实践标准举行的婚礼，不大操大办的，福利基金也会进行补贴，每年的结余积累到下一年，基金用于扶弱助残和特定的人群。”王雪琴说。

“现在桃花镇33个村，村村都有了福利基金，根据各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基金有多有少。你们村是怎么做的？”王雪琴问徐家强。

“这笔基金有专门的人管理，党员村民代表大会每次都要进行公示，例如去照顾村里弱势家庭，哪个村民去的，多少钱，都有照片有记录。”徐家强说。

王雪琴说：“‘村福利基金’的设立和运行代表了党对弱势家、困难群体的一份暖心，进一步增强社会救助力量，为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保障提供新活力、新途径、新方式。同时，也推动社会救助理念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救助转变，困难群众没有来求助，也要及时发现、及时介入、即时救助。”

在桃花村就有这么一户人家，一位70多岁的残疾老人，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孙子。老人家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多年前因为妻子跟被人跑了，变得精神失常。后来一次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这样老人家照顾两个孙子依靠家里的几亩地艰难度日。由于身有残疾，农活都是由邻居帮忙完成的。这一点微薄的收入让这个残缺的家庭变得一场清苦。很多人都劝老人家去申请一个低保，至少可以多一点生活上的补助。于是老人推着轮椅跑了很多次的村委会，去让村干部帮助申请低保。得到的回复不是条件不符合就是等候消息。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也没办成一个低保。

由于农村假低保事件的频繁发生，上级部门逐渐也重视起来，开展了低保的排查工作，具体的内容就是走访贫困户家庭，看看这些贫困户家庭，是不是真的符合吃低保的条件。很快走访组，来到了桃花村，并且开始在村里到处走访，此时好心的村民给老人出了一个注意，让老人推着轮椅到走访组那里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落实自己的低保。老人去的时候，很多热心的村民也都跟着去了。其实很多的村民对于农村低保都是非常不满的，只是碍于形势都是选择保持缄默。但是此时听说上级下来排查了，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不管有没有用，至少心里痛快了。

当走访组询问村里低保现状的时候，很多村民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位老人的。

有的村民说：“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困难的家庭，应不应该吃低保。”

走访组的人员说到：“应该的。”

村民又接着说到：“那为啥她申请了这么多次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申请到呢？”

此时旁边的村干部搭话到：“她的低保申请已经递上去了，等上面批准就可以了。”

其他村民说到：“你每次都说递上去了，可以等了一年了咋还没有结果。你们是不是压根就没递上去，就是在敷衍人家。”

眼见群情激愤，走访组的领导对村干部说：“这样的应该吃的低保的。”

村干部点头说：“是，我们会注意办理的。”

就在走访组走的第二天，村里的干部就到这位残疾老人家里，要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说可以给老人家办理低保户了。这期间村干部不止一次的来到，老人的家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尽快的给老人家办好的低保。

很多人看到这里想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为啥村民跑十次都办不成的事情，领导一句话的事情就可以办成了。村干部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领导服务的，这样的办事态度，让村里的百姓怎么看待我们的村干部呢？

如果换作以前，肯定没有村民敢这么当着村干部的面说村里的事情，而此时很多的村民却都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说民村民们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不仅如此，这件事件也侧面的说明了，农村人不再是以前胆小怕事的形象，随着眼界的开阔，越来越多的农民敢于起身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王雪琴说：“农村人生活本就不易，靠天吃饭辛苦劳作，为何很多人却要从贫苦大众的身上攫取利益了？”

“以前光靠种地，农民的生活仅能温饱。现在除了种地之外，还可以外出打工，生活上虽然有了提高，但是生活质量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徐家强说。

“为什么？”王雪琴问。

“因为很农村家庭都是异地分居，过着家人分离的生活。尤其是很多的农村贫困家庭，本来就生活的十分艰难，难得有好的政策可以帮助自己，自己却无法获得，内心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徐家强说。

“当那些家庭殷实，却安享低保的家庭在庆祝盛世繁华的时候，可曾想到还有很多家庭在生存的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呢？”王雪琴不解地问。

“这就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党性问题，也反映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徐家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