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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教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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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号外,川陕光复!”

“吴三桂身死,川陕光复!”

南京街头,报童扬起手中最新刊印的报纸,口中大声叫卖。

街旁酒肆茶馆里,不少人都会叫住,买一份看看。

如今的南京士民,已经习惯报纸这新鲜玩意的存在了,尤其是皇室和翰林院主办的《启民报》,朝廷和内阁通过的最新法令,都会在上面告知。

故而很多商贾、士人都非常关注,对于士子而言,现在大明的取士制度变革很大,不是只有科举进士一条出路,哪里又招官吏人手,都是机会。

比如之前市舶司扩建,就扩招了七百多士子,不少秀才、举人乃至于童生,只要能通过考核,也能穿上官袍,吃上皇粮。

而对于商贾而言,朝廷的政策,往往就是商机。

比如前几日刊登的《民屯令》和《民垦令》,就让许多商贾看到了商机,随着移民入川和分田民屯工作的进行,整个长江以南,短时间内,就要多出一两千万的自耕农。

这些新出现的自耕农家庭,大多原本都是佃农、雇工,获得自己的土地后,对于铁制农具的需求肯定也会扩大。

所以大量商贾云集广东、湖广等产铁、冶铁、制铁重镇,投资扩建生产规模,抢占市场。

小农经济看似自给自足,没有资本市场切入的空间,但其实并非没有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手工业品。

历史上,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就是利用工业规模生产对手工业品的压倒优势,切入占领中国市场。

眼下,大明有资本色彩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其一是环广州的珠江口工业区,包括佛山、东莞、香山等地,主要以冶铁、制铁和部分陶瓷工业为主。

其二是湖广至江西、南直沿江地区,长江中段工业区,主要围绕大冶铁矿展开,以军事工业为主,还有部分纺织、被服厂,随着统治中心向南京转移,许多肇庆、佛山周围的军事工厂都逐渐迁移到长江南岸。

广东的工业结构,军事色彩逐渐减退,而民营商业工厂填补空白,走向经济繁荣。

其三就是浙直工业区,以南京、苏州、常州、松江、杭州等传统手工业基地为核心,除了少部分军事工业外,主要以民营轻工业为主。

尤其是纺织业,短短半年多时间,由于朝廷政策的宽松,松江等府的纺织业大为扩张。

酒肆食客们看着报纸倒也没什么太多惊喜,早在前日,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报捷骑士,冲入城内,一边跑,一边喊,便让全城皆知。

城中群情沸腾,不少川籍、陕籍商贾士子在门前点起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一天。

对于朝廷而言,收复川陕,是日后北伐策略的重要一环,而对于普通士民而言,则意味着心理上的很大变化。

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礼。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眼前的形势都会丧失。

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

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

但好在这种思潮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体风貌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进,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子都要被人点了。

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强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下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荡干净。

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内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

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萝卜”。

内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股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

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却不止如此。

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户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户、商户,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宫中固定的“贡调”。

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户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进贡手工业品。

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花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

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进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个法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公司”,来进行市场行为。

朱由榔始终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从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励别人搞投资,让别人进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还用封建地主那一套,未免太过虚伪。

除了宫殿和园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产性土地财产,不得参与土地投机,但可以进行资本投资。

朱由榔将商税从内帑重新划归国库,但却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税会有一成上交内帑。

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对于他这种地步的君主,内帑没有任何意义,他真想用钱,直接从国库拿,满朝文武拦得住吗?

哪怕对于后世君王而言,整个皇宫,撑死千把号人,能有多大开销?

除非学嘉靖那种,沉迷炼丹修仙,大兴土木,这种君王,纵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祸。

朱由榔留下这一笔商税,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

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出来,搞义务教育,如果能够成功,不仅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对于皇室而言,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历史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断头台,一战后,各国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欧洲无数皇室和国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国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

而德国皇室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在战后十一月革命浪潮下,被迫退位,但德国皇室却依旧在德国社会中享有广泛声誉,免于清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皇室是德意志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当年,普鲁士是全世界最早进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甚至将王宫让了出来,交给洪堡大学做校舍。

那时候的普鲁士,才刚刚被拿破仑击败,割地赔款,只剩下四个省,还要向法国支付1.5亿法郎赔偿。

可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三世坚持要搞义务教育,拿出王室最后一点家底,将王宫让了出去,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让每一个孩子走上小学课堂。

他对自己的大臣说

“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直到1846年,也就是清朝刚刚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道光年间,普鲁士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二。

全国八成以上人口都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这是什么概念 ?

我国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如果能以皇室力量,向普鲁士王室那样完成这一伟业,朱由榔甚至都不奢求八成,只要五成以上。

无论日后政治局势如何发展,甚至真有不开眼的子孙后代胡作非为,只要遍布全国,冠以皇家之名的小学堂还在,这都是大明皇室的一道免死金牌。

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朱由榔心中就久久无法平静,在他看来,这是比什么封狼居胥、饮马翰海伟大不知多少倍的功业。

这对于整个国家的近现代化,将是何其磅礴的推动力。

正如普鲁士元帅毛奇,在普法战争胜利后说的那样

“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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