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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理想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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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大卫改变了游览路线,减少购物,频繁出没于茶馆、酒肆这类消息密集的场所。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处好地方——七哥汤饼店。

通过观察,王大卫发现大多数汴梁人是知道横山地区正在打仗的。

但他们很少谈论此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事儿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他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最近铁价突然涨那么多,而其他商品多多少少有点儿降价的趋势。

很快,结论出来了——都是因为避雷针。

避雷针这股风潮从曹家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城所有勋贵、外戚家族。

曹家计划把家里的主要建筑都装上铜制的避雷针,次一级的就只能装铁制的了。即便以曹家的财力也做不到全铜的。

不仅如此,曹家还要给庆寿宫也装上避雷针。

这也可以理解,曹家的老姑奶奶就住在那里嘛!

张罗这事儿的正是曹家的小姑奶奶——曹七。

至于皇宫里的其他地方,那曹家可管不着。

曹家不管,朝臣们就为难了。

没有人敢主动上书要给福宁宫也装上避雷针,因为无法回答随之而来的诘问:

你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你觉得官家失德,快要被雷劈了吗?

还是你打算先否认先贤的“天人感应”,继而推翻“君权神授”?

更多的人是希望不要装避雷针。苏轼都要走了,以后将是王安石一手遮天的时代。

赶紧来个雷吧!这是赶走拗相公的唯一办法。

朝臣们两眼一闭,就当看不见。大相国寺却跳出来了,大批和尚四处奔走筹集善款,要跟风安装避雷针。

大相国寺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但人们普遍认为:大相国寺肯定比曹家有钱。

可是这帮和尚偏偏要出来化缘,太特么气人了。

你们这帮和尚到底是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儿啊?连佛祖都保佑不了。

和尚给出的解释是:雷公、电母,都是道家的。大相国寺香火这么盛,又这么灵验,他们肯定嫉妒啊。

善款,不白拿。这次大相国寺也是下了血本的,拿出来的全都是大德高僧开过光的宝贝。

可以消灾解业,百病不侵,学业有成,生意兴隆......

总而言之,啥都管,除了雷劈。

汴梁城最近的还有一件热闹事儿——苏轼的送别会。

苏轼已经辞了开封府推官,赋闲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所以有大把时间开趴体。

开封府推官这个职务是当年王安石强加给苏轼的,原因自然是苏轼老给他找麻烦,把老王搞得烦不胜烦。

于是他就让苏轼去做开封府推官,让苏轼忙碌于杂务,没时间盯着他。同时也带有浓浓的警告意味。

开封府推官,满员四人,掌刑狱讼诉。如果那天王大卫没写《宋律贴》,他有25%的概率能与苏轼一起畅谈理想和人生。

虽然苏轼离京已成定局,但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甚至苏轼去哪儿,做什么官儿也没定下来。

赵顼想让苏轼做一任大州知州,王安石不同意,只肯给个通判,二把手。

这实在是太小心眼儿了,不过考虑到这两年苏轼给王安石添的堵,大家也能理解。

而且,王安石也拿出了站得住脚的理由:苏轼的资历不够。

苏轼,嘉佑二年进士。跟王厚的父亲王韶、王厚的章世叔章惇(第一次)同年。算算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这十四年中,苏轼先后两次丁忧,备考制科又用去了一年多,唯一做满一任的其实只有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

认真起来,王安石的理由还真让人无话可说。

只是王相公只对苏轼一个人认真,对其他人一点儿都不认真,还经常越级提拔“人才”,同样让人无话可说。

所以有不少人扼腕叹息:苏轼于熙宁二年二月回京,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要是当年苏子瞻丁忧结束后立即动身,不要在老家搞那么多事儿。

也不要一路游山玩水,这样至少可以提前好几个月返回汴梁。

那可能现在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不过现在说啥都晚了,只能给苏轼开欢送会了。苏轼为人风趣、性情豁达,朋友多,粉丝更多,送别会开了好几场。

章惇也出席了一场。章惇和苏轼政治立场不同,章惇已经“投靠”了王安石,趁着吕惠卿不在,正在跟曾布争夺“头马”的位置。

虽然苏、章立场不同,但两人却是朋友。苏轼任凤翔府判官的时候,章惇任商洛令,两地相邻。

嘉佑七年秋,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由此相互结识,“二人相得欢甚”。

苏、章两人在趴体上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刘五却在樊楼组织了一场小会,只邀请王大卫、王厚、曹七参加。

酒宴上,刘五对家里的事情只字未提,一番痛饮,和王大卫、王厚深情拥抱,然后酩酊大醉,沉沉睡去。

不过这小子也留了个心眼儿,活字印刷的事情刘家还不知道。

除此之外,王大卫还了解到不少信息。

苏轼的科举成绩并不是第二名,而是三百多。

如果不是自嘉佑二年起,殿试改成全额录取,不再实行淘汰制,苏大才子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落榜生。

后世相传: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考卷,因为糊名的缘故,误认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给了第二。

此事确有其事,但却是发生在礼部试中。礼部试又称会试,一共考四场,这件事发生在第二场——论。

会试的排名是要看四场考试的综合成绩。就好比语文成绩全国第二,总分排名未必也是第二。

苏轼虽然有一科得了高分,但总成绩也只是刚刚过线,勉强可以参加后面的殿试。因为他有另外一科的成绩是“落”。

落:黜落,不及格。

这一门居然是第三场——诗赋。我的天呐!

苏轼的会试和殿试成绩都不怎么样,为什么现在又如此名满天下,给王安石造成这么大麻烦呢?

因为制举。

当年苏轼和弟弟苏辙考完殿试,双双混了个进士文凭。

他不像章惇那样,就因为名次不好竟然直接放弃了。苏轼可没那么有个性,高高兴兴地等着安排工作。

工作还没着落,老家传来消息:苏母病故。苏轼、苏辙和老爹苏洵赶紧回家,丁忧。

三年后,苏轼回到京城。他不是“应届生”,下一届(嘉佑四年)的进士都出炉了,而且苏氏兄弟的成绩也不怎么好看,朝廷只给两兄弟安排了两个不起眼的小官儿。

苏氏兄弟当然不满意,于是商量了一下,干脆,这官儿咱也不要了。筹备一下,参加嘉佑六年的制举。

制举又称制科,是比进士科还要高等级的人才选拔考试。

两宋三百多年,进士不计其数,状元118个,而能通过制科的,仅49人。

制举成绩分五等,其中一、二等只是虚设,根本就考不出来的,最好成绩是三等。

苏轼就考了个三等,这一成就在两宋时期一共只有4人达成,苏轼是第2个。

苏辙的成绩略差,四等。仁宗皇帝回去后跟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一时间,苏氏兄弟成了大宋最亮的仔!

而苏轼兄弟参加的那一届制举,王安石正是主考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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