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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3章 罪或不实必欲死,战有袭扰终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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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褚遂良借李世民生病一事,上了一道奏章,诬告刘洎大逆不道,心怀异志。

在奏章中,褚遂良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写道“(刘)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李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将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大臣行伊、霍故事,那就是要监国,要将新主控制掌握,甚至有可能改朝换代,这种指控已经是必欲置刘洎于死地了。

刘洎当时在定州是太子的首辅,具备这种资格和条件,重要的是,在李世民上次离开定州托付他辅佐李治时,刘洎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行即诛。”

但是,这两者的语境、语意、语气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刘洎所言,是一心为国,敢于替主分忧,而褚遂良的指控,却是在李世民未死之时,就规划未来之事,同于谋反。

褚遂良上这道奏章,也是其来有自,并不是因为刘洎以前所发的议论。

而是在李世民得病之后,李世民曾经专门召见刘洎和马周,这两个人都是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的宰臣,显然,褚遂良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议。

但他等刘洎、马周出来之后,赶紧打听李世民的病情。

刘洎是个直性子,他心怀忧虑,眼泪滚滚地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显然,以李世民的高龄,加上长期车马辛劳,又失利而归,或者真有无法回归长安的可能。

这导致了一个人开始布局。

他就是长孙无忌。

太子李治开始入奉李世民,他甚至以太子之尊,亲自为李世民吸食脓疮,以李治本人的性情,和所做所为而言,这大概是受到长孙无忌的指使。

长孙无忌最大的布局,就是开始清除异己,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刘洎。

作为太子李治在定州的首辅,又被病重的李世民单独召见,甚至不排除其奉了密诏,这对拥立李治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而言,已成了心腹之患。

况且,他也必须名正言顺地居于李治一朝第一人的位置。

可以预见,对刘洎的指控出自长孙无忌,是他直接授意或指使了褚遂良的这道奏章。

李世民精于政治,洞达人心,对于褚遂良背后的势力,他心中一片通透。

刘洎遭到无妄之灾,被无中生有地指控谋反,心中大为不服。

他拉来了马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世民亲自询问了马周,这是他慧眼识人,一手将马周从常何的门客,从最底层的寒微之士,提拔到宰辅之臣,可谓对马周恩重如山。

李世民当然信得过马周。

马周也确实顶住了压力,他实话实说,也认证了刘洎并没有说更出格的话,更不要说具备谋反之心。

但褚遂良已经上路,绝不可能回头,他坚决坚定地坚持刘洎确实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和行为。

事情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并不美妙,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李世民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子。”

在临终之时,性情刚直的刘洎请求给他纸和笔,想给李世民写一封临别之书,也被监刑的官员,无情拒绝。

可见政治场上,本无对错,只剩冷冰的利益取舍。

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再无少年人。

刘洎事件,是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和转折,也是后贞观时代的正式开始,意味着李治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太子,而长孙无忌即将权倾天下,在政治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巨人。

李世民心知肚明地为新朝,为他的儿子李治拔刺开路,也为大唐王朝的国祚延续殚精竭虑。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难为了那个坐在皇帝之位上的独夫和寡人,即使已经忘情,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时分,也依然会想起那些可能的点点遗憾吧。

但历史的车轮,总要前行。

李世民不想将高句丽之祸遗留到李治手上,虽然攻灭高句丽,是李治的宿命。

李世民不是一个莽夫,他和隋炀帝杨广不同。

杨广虽然贵为大隋的天子,但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盲干莽干蠢干的不理智行为,他历次的征伐,在战略和战术之上,并没做更多的改进。

杨广一味贪大求全,想以绝对人数的优势,压服高句丽。

但李世民成长于马背之上,一生之中,经历无数次惊心动魄,生死一瞬的大战,对于兵凶战危,早就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在辽东和高句丽的交手,让李世民对高句丽这个民族刮目相看。

要想彻底征服高句丽,并不容易,并且需要彻底改变战法。

李世民根据高句丽的弱点,准备从两方面着手。

此次征伐,受阻于辽东的山城体系,对于这种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全民皆兵,依靠天时地利,坚壁清野的战法,要想取胜,虽然困难,但并非全无办法。

要想从根上击溃这个山城体系,就必须让他们的供给无法持续,只有让他们自行崩溃,才可以从外部征服他们。

李世民的对策,是“袭扰战”。

这种战法的核心,是派出小股军队,深入辽东,以战养战。

逢弱战之,逢大扰之,毁其农时,坏其耕稼。

长期日积月累之下,就会让高句丽的山城民不聊生,陷入十分困顿的境地。

没有粮食,民众每天生活在死亡和缺衣少食的边缘,这种袭扰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山城居民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物资。

第二个方面,是加快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线。

让高句丽真正顾此失彼,首尾不能相应,现在半岛的局势,有新罗在后牵制,只要让新罗扯住高句丽人的脚步,成功必然不远。

当这两方面都成熟后,只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全面出去,必定可以一举灭掉高句丽。

事实上,这也是李唐王朝攻灭高句丽的最终的最高的战略,虽然唐高宗李治一朝略有改进,终归不出这个框架。

而出此奇策的人,有人认为就是当世大将李世绩。

事实上,第一批率队进行袭扰战的人,李世绩就是陆军的主将。

相对于高句丽孱弱的海军而言,隋唐两朝,从来没有忘记从海上向高句丽进攻。

为了达到“数年之间,(高句丽)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的战略目的。

对高句丽的袭扰战,是大唐对高句丽战争的国策,在李世民和李治二朝,总计发动了五次成规模的袭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水陆两军,第一次出征。

陆军由李世绩挂帅,但并非是大规模出兵,而是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精兵,更机动和充满战力。

水军由牛进达率领,反倒要更强盛,达到了万人的规模。

由于只是打打停停,骚扰抢劫,让高句丽陷入困顿的目标,这两路人马,都所向无敌,战果丰硕。

李世绩顺利渡过辽水,这意味着在李世民征伐高句丽之后,辽东各城,虽然又重新被高句丽控制,但他们在辽水一线的防御,已彻底崩溃,辽水防线,形同虚设。

辽东各城,大概也只能自守而已。

可见战争对高句丽的损伤也是非常巨大,毕竟战争拼的就是国力,看谁承受得住,捱得起消耗,谁就可以等到最后的胜利。

以小敌大,小国,始终是经不起人员和财产的消耗的。

五月,李世绩如入无人之境,经南苏等城,面对唐朝的精锐骑兵,高句丽人被打怕了,只能采取固守山城的策略。

李世绩也不求己甚,放火焚烧了他们的外城而去。

对于山城之外,粮食田地物资等全部实行破坏政策,当李世绩顺利完成所预定的任务之后,他兵不留行,率军西渡辽水,进入休整期,以等下次再来。

而牛进达的水军,似乎进入了一些新的区域。

七月,他们深入高句丽腹地,大小百余战,战无不胜,收获满满。

他们甚至于顺路攻占了一个叫石城的山城。

牛进达还和高句丽人,在复州河畔的积利城,进行了一次万人大会战,但高句丽之众,已是乌合蚁聚,在正面战场之上,根本就不是唐朝正规军的对手。

其实,在历次和隋唐两朝的正面硬刚中,高句丽就没有胜过。

这一战,当场斩首二千名高句丽人。

但这毕竟不是决战,当完成了既定的袭扰任务后,牛进达也主动撤军。

但对高句丽的压迫和袭扰成了李唐的长期国策。

贞观二十二年,第二次袭扰战开始。

此次唐军的水军主帅是万人敌薛万彻,和第一次袭扰战主要在辽东山城为主不同,这次的战线已推进至鸭绿水流域了。

薛万彻的水军人数达到了三万,也远远超出了第一次袭扰时的一万之数,主要是这一片区域,还没有见识到大唐军队的厉害,还有硬仗要打。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泊灼城(辽宁宽甸)之战,就是此行的最重要战役,这也是一次围点打援的战术。

薛万彻在进攻大行城(辽宁丹东)时,吸引了泊灼城主所夫孙率领一万精锐来援。

山城之间互为援助,这在李世民征辽时,辽东山城作战方式已得到明证。

但所夫孙的军队要本不是薛万彻的对手,被他追奔一百里,当阵斩杀。

薛万彻趁机率军围攻泊灼城,但高句丽的山城再一次展示了顽强和坚韧,薛万彻无功而返。

实际上,在陆路一线,大唐的乌胡镇守望将古神感早就对大行城进行过骚扰和破坏。

陆军才去,水军又来,这种连续不断地袭扰,让高句丽防不胜防,也不堪其弊。

高句丽的经济和社会运作,处于长期的战争和高压之下,逐渐达到崩溃的边缘。

高句丽被抹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李世民稍微放下心头的重担,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年,他将亲自让高句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如果天不假年,他的儿子和大臣们,终将替自己完成这个愿望。

东北无忧。

但在帝国的北边和西边,依然面临挑战。

除恶务尽,李世民将扫除一切妖魔鬼怪,送李治一个乾坤朗朗的世界。

一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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