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再次整理笔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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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前线军方对于西方第三国家在华利益的态度，我们可以从民国二十七年3月15日美驻华使馆人员阿利森与日本官员的一次非正式谈话所得到的信息中有所了解。
据这位日本官员说，3月13日南京地区新任日本陆军总司令吹田中将曾讲到，“日本陆军没有任何理由要考虑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外国政府继续鼓励和帮助日本的敌人，也就是南京政府”
“也许有必要尊重外国人已经确立的权利，但是在未来外国的利益将被忽视，除非多个国家改变他们目前对日本在中国行动的态度。”
这位日本官员还提到了日本陆军对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军事供应的不满。
而这个观点“据说是日本在中国的高级军官的对这一问题的典型观点”。
通过吹田讲话可以看出，日本前线官兵对西方国家在华权利及利益的压制，其意图在于促使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停止对华军售，以达到其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断绝中国外部军需物资来源，尽快灭亡中国的目的。
其次，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令日本方面极为失望：德国军事顾问继续协助中国政府组织对日抗战，德国军火源源不断运往中国，这使得日本对德国充满了怨恨，因此放任士兵对德国在华资产肆意骚扰和损坏，而非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
德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在中日战争期间本应受到日军应有的尊重，但是在南京沦陷后，其侨民、企业资产，却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实际上，淞沪会战期间，德国在上海的公私财产就已经遭到日军扣押与破坏，侨民遭到袭击。
这引起上海德国社团的不满，并要求日本对损失进行赔偿。
日军非但无所收敛，反而在占领南京后变本加厉！
对此，日本参谋本部德国组组长细乡少佐在民国二十七年5月13日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特劳特的谈话中，道出了其中的究竟：
第一，日本的前线军官们对于德国和日本存在密切关系的情况下，不理解德国的军事顾问为什么还继续在为中国政府工作。
第二，日本的前线军官们不理解德国为什么不停止给中国供应武器。
第三，也是日本方面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日本从未能从德国方面得到关于中国内政方面的情报。不仅日本军官对德国盟友的作为表示不能理解，日本驻南京领事福田笃泰也曾经很纳闷地询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同时，针对德国的索赔要求，日本外务省明确表示：“德国在南京受到的损失是由日本人造成的还是由中国人造成的目前还不明确。即使能够证实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政府也没有责任。因为日本士兵的行为是对中国的挑衅的自我防卫。考虑到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损失，要就德国的损失赔偿请求做出某些特殊规定，这在目前还无法做到。”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了对于德国的不满情绪。
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第三点原因就是，日本文官政府在军方面前缺乏强势与有效约束，这使相关政府部门在面对前线日军官兵胡作非为之时束手无策！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使馆官员即于民国二十六年12月14日起随日军陆续返回南京，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缓和日军与第三国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本外交官首先与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
范文林在日记本中曾写到关于拉贝和日本大使的交谈，12月15日，“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
日军洗劫美国大使馆后，外交官“田中对此事极为关注，他将派驻一名警卫。”
紧接着，日本使馆的官员又向欧美人士做出承诺：保证早日恢复秩序。
“作为证明，他们写出重要的官方告示张贴在外国人的房产上”，然而，“这些告示迅速被日本兵撕毁，野蛮、疯狂仍在持续，丝毫不减。”
对此，拉贝的意见是：“这里日本大使馆的官员看来有心要把我们的处境变得可以忍受一点，但是他们似乎过不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军界人士）这一关。我们已有耳闻，这里的军事指挥部不准备承认由大使馆成立的日中委员会（类似于我们的安全区委员会）。
现在证实了福田先生在他到这里的第一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军界人士要把城里的情况搞得一团糟，而我们大使馆则设法避免这样！’遗憾的是，不论是福田先生，还是田中先生或福井先生都没有能说服军队！！”
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存在已久，重返南京的日本外交人员不但无法制止日军的各类暴行，其行动亦受到军方的限制。
这正如英国驻上海外交官豪尔在民国二十七年1月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所观察到的：“在南京被占领后不久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目睹了一片混乱的场面：在难民区内及周围地区，日本兵公开酗酒、屠杀、强奸和抢劫。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此感到震惊。”
可是，“日本大使馆官员无法对日军高级指挥官施加影响”，他们为了“绕过军方的控制，向东京报告上述情况”，“日本大使馆官员甚至暗示传教士，设法将这些事实在日本公之于众。这样日本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将会制止军队的行为。”
据日本南京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员福田笃泰称，当时日本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中有一群“具有良好意识的人”，如外交官中山非常急于挽回日军的声誉，他曾经归还了许多属于外国大使馆的车辆。
因为“大使馆公开渴望同美国及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公开地希望阻止军队所造成的混乱”，结果导致前线军队“总体来说，对（日本）大使馆所采取的温和态度存在着不满情绪。”
“一般说来差不多（军界）每个人都对大使馆作出了批评”。
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各类暴行的信息，是由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最早报告给外务省的，他因此招来前线军官的人身安全威胁！
石射猪太郎曾就此记述到：“南京于岁末的12月13日被攻克。先有紧随我军之后重回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报，继而又有来自上海总领事的书面报告，使我感叹不已。”
“据报告，就连试图加以制止的福井领事的身边也不安全。”
福田笃泰在战后国际检察局问讯录中也证实了此事。
当时东京大本营在得知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掳掠等暴行后，曾严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要求其严惩士兵。
结果这个来自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导致在南京的一个陆军大佐来到日本大使馆，威胁福井淳，说要烧掉大使馆，原因是“大使馆向东京吐露了士兵们的违纪行为”。
日军官兵不仅不听本国外交官的劝告，甚至对本国政府的命令也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