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草菅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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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厉维钧如此不识时务，太子恼羞成怒。
“不奉本宫之命，那便赋闲回家吧。”
他再次动用监国之权，直接罢了厉维钧刑部尚书之职。
此举，震惊朝野。
刑部尚书位同中书令，官居十三班，亦入重臣之列。
即使梁帝在朝，亦罕有无端罢黜重臣之举。
近年，梁帝奉行宽仁，实则从未罢黜重臣。
上一次罢黜重臣，便是十年前罢黜范隆之。
无疑，太子这一举动甚为出格，也确实收到震慑在京诸王百官之效。
随即，他敕令大理寺卿王继贤，架空刑部，直接进入处罚环节。
同时，跳过取证、分辨、审讯诸环节。
相当于他说谁有罪，王继贤便判之。
这就是赤裸裸的草菅政敌，血腥味太浓。
虽大悖于南梁司法程序，然以其跋扈，在京诸王百官皆是敢怒而不敢言。
暗地里，则呼之屠夫。
“刚峰兄，难道你就任由太子殿下妄为么？”
罢官赋闲的厉维钧，造访御史台御史中丞周刚峰，当面诉苦。
御史台乃是南梁的中央监察机关，负有纠察、弹劾、肃正纲纪之责。
纠察太子乱命，弹劾王继贤越权，正在其职责之内。
正因上至太子，下至百官，皆在其监察之列。
故御史中丞虽仅位列十一班，却为诸王百官所忌惮，权势甚重。
然居此位者，若纠察过多，必犯重怒，多下场堪忧，晚景凄凉。
“维钧兄，这是今年新到的钟离藤茶，陛下出京前赏下来的，你先吃上一盏。”
周刚峰笑道。
他理解厉维钧心中的憋屈，也认可厉维钧的见解。
对太子的反常举动，他已然心有警惕。
然于出面纠察，他却暂时不能。
皆因梁帝秘授于他之谕，是按兵不动。
既不约束属下御史，任其大行检举。
又不可纠察太子及其门人，放纵之。
任凭事态恶化，他必须遵奉梁帝之谕，且不打半分折扣。
职权使然。
联系眼前的钟离藤茶，其味甘甜而性凉，可清热解毒，亦可疏淤散火。
周刚峰心有所悟：
“陛下必早已料到今日之局，故授意本官静观其变，不可生火躁动。”
他与苏霖之一明一暗，是梁帝监控诸王百官的雌雄双剑。
有左右乾坤、以小制大之效，却不可轻易出鞘。
出鞘必见血。
故无梁帝之命，须持重、引而不发。
一旦梁帝颁旨，无论涉及到谁，必法办之。
一言以蔽之，一切决于梁帝。
“刚峰兄，我哪里静得下来啊！
如今大理寺凶名之盛，甚至犹在典签府之上，太过惊悚。”
厉维钧感叹道。
周刚峰的稍安勿躁之意，他心领神会。
但他满心忧虑，根本静不下来。
匆匆啜了一口茶汤，他急切说道：
“前方战事吃紧，京中可是万万乱不得的！
刚峰兄，你还在犹豫什么？”
数日间，王继贤所判京官已有数十人之多。
罢黜最轻，余者皆须锒铛入狱。
建康已形如炼狱，百官人人自危。
若是任其继续发展下去，牵连之广再行扩大，势必动摇朝局，祸及前方战事。
京营六军，皆是由勋贵、士族、官员子弟组成。
比之由流民、奴隶、犯官男丁等组成的州郡驻军，战力自然远在其上。
一旦六军将士同族获罪的消息传至阵前，势必动摇军心，无以为战。
届时，身处阵前的梁帝，势必陷入巨大危机之中。
若御驾遭遇不测，南梁的锦绣河山，将面临天塌地陷的末日之危。
厉维钧无法容忍此至危发生，他是一定要竭力稳住朝局的。
“陛下可曾授意你我，制止太子殿下的不当之举？”
见钟离藤茶无法熄灭厉维钧的心火，周刚峰当即反问道。
离京前，梁帝明诏六部尚书辅佐太子处理国政，筹备军前粮草，并未言及批驳、节制之事。
诏令中，亦未提及御史台，中书、门下、集书三省等要害部门。
此中必有名堂。
还是那句话，梁帝并不糊涂。
门下省掌封玺，下行诏敕。
集书省掌审驳，上行文书。
此二省不受太子节制，便意味着太子之令无法出京。
太子欲行文州郡，须得门下省封玺。
寻常政令，自然畅通无阻。
且所下之诏，仍是以梁帝之名义。
然若悖逆之诏，必定无法封玺。
未封玺之诏，便是伪诏，州郡官员可不奉诏。
实际上，监国太子就是后勤总管而已，财会、出纳还是梁帝的人。
可谓：名至而实不归。
当然，拜入太子门下的朝臣，会听命行事，比如王继贤之流。
而重中之重的京城军权，梁帝亦未明诏授予太子。
禁军主力京营六军，已是出征在外。
梁宫宿卫禁军，受陆瀚洲节制。
京城城防及四塞禁军，受萧锋节制。
在无梁帝明诏的情况下，太子是无法调度的。
陆瀚洲、萧锋出征在外，梁帝必将此军权托付可靠之人。
他是不会留给太子可乘之机的。
实际上，太子真正掌控的军权，仅是东宫六率，并不足以相抗。
当然，太子自认为，可以掌控京城军权。
对于这一点，刘皇后亦不怀疑。
在二人看来，虽然监国之名有名无实，却是足矣。
因为站在二人身后的是，门阀兰陵刘氏。
除了皇族萧氏，兰陵刘氏乃南梁仅存两大门阀之一。
皇族萧氏之萧锋，兰陵陆氏之陆瀚洲，皆率精锐出征在外。
这正是谢宣怀所布之局，也是他所定计划的一部分。
此刻，已然初见成效。
诺大京城，兰陵刘氏足以呼风唤雨。
以兰陵刘氏之底蕴，刘广博出面助太子掌控京城军权，可谓轻而易举。
待掌控京城军权，太子便可使尚书、中书、门下、集书四省臣服。
若不臣服，则杀之。
刀架在脖子上，几人不臣服？
掌军权，控四省，太子之权势，已无异于梁帝矣。
故京城已然无虑，惟一的不确定便是梁帝之生死。
于此，刘皇后已有计较。
她对谢宣怀所定计划稍作修改，自信足以确保梁帝必崩于阵。
《梁书·武帝纪》载曰：
庶人琰罢刑部尚书厉公维钧，敕令大理寺卿王继贤草菅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