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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学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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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吴宣虽然还不曾真正介入到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得罪的势力却已经不少了。

连吴宣自己都没有想到,先天道德元光竟是直接破入了方仙道在幽冥的庇护道场,虽然自己消耗的功德气数达到了目前积累的一半还要多点,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就非常巨大了。

纵然吴宣如今,不过炼神返虚的修为,但拉起虎皮,虚张声势貌似也够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方仙道就好对付,作为南瞻部洲经营日久的存在,方仙道自春秋战国就已经具备相当的声威。

虽然自秦汉之交受到不小的创伤,使其发展,受到了阻滞,但对于当下的吴宣而言,仍然是个庞然大物。

如果说,吴宣打算借开讲之事教授门人,其实这在当下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

假设以正常情况而论,如果吴宣未来功业足够大,他的学生未尝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引导学风成为社会的主流。

尤其是如今这个年月,元帝已去,汉家渐渐也不复当年,士人开始却黄老刑名之术而竞相治经求仕。

当年元帝为太子时,就劝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便有后来那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若非宣帝念及当年与许皇后共同患难的过去,只怕早就改立淮阳王为太子。

只因‘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

实际上,这事的发展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注定,只因‘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虽然名义上罢黜百家,但汉家治国,法家仍是主要手段,但随着官学、私学开始大规模的传播儒学。

才是为儒学兴盛打下了基础。

加上汉代取士的三个方面,贤良方正科、孝廉、博士弟子,都以儒学为士人进身的途径,这就已经代表着儒学为显学,走向兴盛的根本。

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能当官、能拿钱,还能实现人生目标。

尤其是武帝一朝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以至于到了昭帝时候,国家以恢复元气,休养生息为要务。

但随着盐铁会议的举行,积蓄已久的儒士以堂堂正正的姿态正式介入到了国政之中。

此时此刻,儒生的力量已经远非汉初那样弱小的小门小户,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朝堂之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昭帝以后,纵然是宣帝,也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为‘霸王道杂之’,是以儒法合流逐渐构成成哀之世到新莽的特点。

而对于吴宣而言,让他和已经形成相当势力的儒学去斗争,那是不切实际的。

考虑到时代背景,以及对于长生神仙学的追崇,吴宣决定,教授门人,以修行之法为宗,以百姓生民为干,以百家之学为枝叶,在这个重重矛盾积累下的汉末,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毕竟,儒学那套的说辞,在未来已经看到了结果。

不过,目前为止,仍然需要在当下获取足够的影响力,对于吴宣而言,影响力最大,又莫过于许、王外戚的更易。

通会乡。

随着吴宣正式将魏延寿收入门下,这个消息也随着风一般传遍了邻里。

使得本地人都知道,魏家小儿延寿,以后要发达了。

这还不到晚上,本地其余三老,纷纷带着子侄后人上门拜访。

如有秩、游徼态度恭敬,原本,吴宣初来这里时,这几位虽然也是尽到礼数,但却不如现在这样了。

吴宣思索一二,主要还是因为乡党的原因在内。

可以说,魏延寿以后发达了,作为乡党的本乡人士,可以说,就是他最坚定的后盾之一,也同样能沾点光。

同时,也期待着吴宣能否将自家子侄纳入门下。

当然,这些就暂时不在吴宣的考虑范围内了,目前的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带更多的弟子,不过,讲讲学给通会乡的年轻人,开阔眼界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未来力量壮大了,这些人未尝不能被他收入门下。

“不知先生是何方人士,治何经典?”

几翻话毕,来到了正题,闻听此言,吴宣就觉得这话就非常有水准,看了他一眼,原来是游徼,此官职,负责缉捕盗贼,或许是这个过程中,见多识广,有些了解。

当然,看着三老其余二人,侧耳倾听的样子,显然也是有所明白。

不过尴尬的是,吴宣乃是天外而来,别说汉朝了,这方大世界之内,也没有他的户口啊。

他又不可能像面对须菩提祖师那样,光明正大的告知自己的身份,须菩提祖师神通广大,自然能判断得失真假,诸事也能容下,可眼前的老百姓就不一定了。

要是按照实话来说,只怕当场印象就差了。

但说假话又不是他的风格,想了想,吴宣说道:“我自外州郡县而来,以民生为所学。”

这话的回应,也非常有意思。

说完,看着三老众人,一副懵懂点头的样子,吴宣就知道,这事算是糊弄过去了。

至少他确实是‘外州郡县’来的,至于那个外州郡县,那就不一定了。

而看他们的表情,显然是理解为了大汉其他州部了。

至于以民生为所学,他们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了。

别说他们,随着武帝至今儒学的发展,其推陈出新的速度其实也非常快。

尤其是武帝至宣帝这个过程中,礼治、德教的呼声渐高于法治。

同时,天子也加强了对于儒学发展方向的引导,时不时会出现,‘上亲临制决’的方法,解决学派争端。

同时,学派从学术思想的训诂大意,开始转向为从辩论之中取胜。

就有不少儒生,因为‘说’的好,从而被重用,比如,武帝时,兒宽说经学。

于是,天子道,‘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

又如韩婴与董仲舒论于天子前。

可以说,随着经典和现实结合之后,以求得到皇帝青眼的儒生越来越多,同时,解经的著作也越来越多。

学派的传播方式也因此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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