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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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三堂哥苏不危在其母亲身旁。

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正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写信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妻子娘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但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

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说一个小小的府判官，称何贤良？下令用刑杖责打这些吏员，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使得往常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加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时候有客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渡渭水，晚宿古时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留名。想起此前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的自己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

宋时的官员出行祷雨，必须要在黎明进行，因此要在五更是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夜航船·天文部·星》载：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之为斗。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会发现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将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不到这一峰前的寺院，就是白来渭上了，这里“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在苏轼的眼里，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到了下马碛，在此处的北山僧舍见到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祷雨虢县之磻溪，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诸葛亮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后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找到了那些诗句，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

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苏轼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间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这时候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于是苏轼便作了篇《凌虚台记》。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这一机会，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十分仰慕。继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那时，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赵曙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