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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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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昏庸

万历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扬眉吐气重新做人了。张居正和李太后,包括冯保同志煞费苦心,都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好皇帝,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没有一点的私心,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但万历不领情,刚一亲政就采取如此巨大的行动,张居正在天有灵也会后悔自己图的是什么?

万历受过良好的教育,政治智慧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他亲政后,壮志凌云,决心大展宏图,只可惜眼高手低,无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使命。性格决定命运,懒惰性格没有常性不愿付出,没多长时间,就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万历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隆庆六年(1572)六月即位,至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这个时期,任用张居正,使大明王朝转危为安,是大明王朝的中兴时期。实际主持朝政的是张居正。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就是李太后),重大决策都是由张居正来制定和实施的,张居正后期,执政的时间长了,权势大了,不愿意让万历插手政务,只有在一边看的份。张居正、李太后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让小皇帝早一点直接参与政务,到在张居正的去世才进入。张居正突然去世,李太后也不再过问政务,当起甩手掌柜,养尊处优。万历真正开始了亲政,三座大山轻易地被移开,年龄已届二十,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高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欢”,手舞足蹈,翩翩起舞,不知道怎么发飙才好了。他也产生一种希望,就是要迅速摆脱张居正的阴影,发泄胸中久受压抑的**,不受任何拘束地实现权柄自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所欲为了。

万历身上具有皇家的血脉,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导下学会了御人之术,统治手腕,在亲政之初运用的还是非常好,就连一代名相申时行也畏若寒蝉,言听计从。他的自信心还是很强的,在查没张居正的家产,打败了张居正阵营后,得到满足,他也下决心要好好干,竭力想证明自己,向世人证明并不是离开张居正就不行了,他要另行一套,同样也能使天下大治,还干得更好,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代明君。

万历亲政后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张居正支持的,拥护的,他就要反对。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官员个人,他就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用这些人来清算张居正及其党人,伴随着清张运动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化,一场以否定万历初年的改革为目的的风潮又随之而起。他一定要和张居正做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对张居正的一切方针路线,一切治理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不管对错,是否有益于国家一概否定。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发冯保的罪行而深获万历信用的御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辅,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种乘驿的待遇,自己花费不少,感到十分不舒服,心里非常愤恨,回京后便向万历上本,提出驿传裁革过苛,要求恢复官员的待遇,万历不管对错,也不进行调查研究,马上表示同意。

改革驿递是张居正厉行节约,减轻国家和沿途老百姓的负担所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改变了过去官员们到驿站胡作非为,无节制的索要财物的情况,沿途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一项改革措施使官员的奢靡风气有了很大的改观,减少了国家无谓的支出,也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制度的改变,沿途的老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张居正的办法就是不许公款消费,想消费也行,自己拿钱,喜欢公款吃喝的诸君当然不乐意。

万历又忽然想起了早年裁革京省冗职一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许是为了争取人心吧,就决定将原来裁革归并事务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职掌管,又恢复各自的官职,张居正好不容易精简的机构和人员,又恢复原样,本来就庞大的官僚队伍又因之而臃肿起来。万历犯糊涂了,张居正已经做了恶人,你一退六二五不就结了,何苦为自己揽下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呢?

奖惩大权是皇家的一个利器,对统治国家,发挥手下人的才干和积极性大有好处,不能随便使用。为了让文武百官、勋戚权贵感受到皇恩浩荡,封爵名器成了他随意赏赐之物,不管功劳是否相配随便赏赐,不当赏的要赏,该罚的又不罚,致使朝纲法纪陷于混乱。万历皇帝的赏赐一律按个人的好恶和政治立场来区分。凡是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或者重用的人,不管有无才干,对朝政有无影响一律进行处罚,而对过去张居正打压得人或者反对张居正的人,清算张居正有功的人一律重用。他有一腔的雄心壮志想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可惜他的方法不对,心胸狭窄,注定他不是一个干大事业的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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