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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章 草台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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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审判室专门审理涉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借贷纠纷案件,如果银行不起诉,经济审判室就没活儿干。

郑庭长走马上任后,天天催促王加根,叫他快点儿递交起诉状。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A银行那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不良贷款清单》,涉及好几百个不守信用的借款人。他们都可以成为被告——诉讼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王加根每天浏览着“裹脚布”,脑子又免不了开小差儿。他想,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这么多不良贷款,整个中国A银行各分支机构加起来该有多少啊?如果算上b银行、c银行、d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全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共有多少啊?

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大到他想都不敢想。

王加根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人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些嘴毒的人,甚至还会补充下一句:“借钱不还,全家死完”。“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道理妇孺皆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单位和个人拖欠银行的贷款?甚至想方设法地赖账呢?

任何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是有限的。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绝大部分是吸收的公众存款。而这些存款到期都必须兑付——本金和利息一分一厘也不能少。这是刚性兑付,关乎银行的信誉、名声和生死存亡。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又有那么多收不回来。那么,银行兑付存款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中国的四大银行资产质量那么差,却很少听说哪一家银行发生兑付危机。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王加根向饶春芳和老易提出这些疑问时,坐在一旁的郑庭长抢白道:“你管这些干什么?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银行用什么资金兑付存款,与我们屁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清收不良贷款。收回了不良贷款,我们才能拿到费用,工资和奖金才有保障。你还是抓紧时间搞正事,快点儿写起诉状,别让大家都窝在这里没事干。”

王加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从“裹脚布”的首页往后翻,装作在选择起诉对象。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无论他起诉谁,洪远平都会同意。

洪远平明确地告诉过他,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全权委托他办理。领导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当然是有原因的。

为了防止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失去诉讼时效,他向洪远平提建议,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催收。洪远平采纳他的建议,并要求全行迅速贯彻落实。当全行上下按照这一意见开始行动时,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些胆小怕事或者并非成心赖账的借款人,看到中国A银行如此大动干戈,把动静闹得那么大,担心自己吃官司,就主动把拖欠的贷款偿还了。据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统计,统一催收行动开展仅一个多月,就收回不良贷款本金和利息三百多万元。

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成绩,王加根声名鹊起。包括洪远平在内的行领导,几乎把他当成了清收不良贷款的功臣。在确定依法清收的起诉对象时,他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

洪远平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只要是他递交的审批单,洪远平提笔就签“同意”,从来没有否决过。王加根把起诉状写好后,附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一并交给郑庭长。

郑庭长看了看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算正式受理了。他支使小潘去复印起诉状——有几个被告就复印几份。然后,安排饶春芳和老易把这些起诉状副本送到被告人手里。

“别忘了告知被告人,叫他们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每次饶春芳和老易出发时,郑庭长都会这么嘱咐他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全是陈年旧账。时过境迁,有的借款人已经搬家了,难觅行踪;有的借款单位已经厂垮人散,别说找负责人,连曾经上过班的普通工人都找不到;有的国营或集体单位已经改制了,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化,甚至连单位名称都改了。

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也有类似情况。

饶春芳和老易经常无功而返,回来就在郑庭长面前倒苦水。可是,找不到被告人,起诉状副本没有送达,官司就没办法打。

郑庭长也坐不住了。他号召经济审判室人员全体出动,分成多个小分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甚至让司机小张开上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去外地寻找。有时好不容易逮住了被告,交给他们起诉状副本时,他们又不愿意签收。

“这只是走个程序。签字并不代表你认可起诉状里面的内容,仅表明你收到了我们送的东西。”郑庭长耐心地解释。

“今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饶春芳耀武扬威地抖狠,说话的同时,手里还挥舞着警用电棍,“我们找你,不是代表我们个人,而是代表法院!”

“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出什么承诺。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字,或者按个手印,表明起诉状已经收到就行了。”老易几乎有点央求的意味。

潘蕾补充道:“如果你坚持不收,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来,让他们作个见证,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已经送到了你手里。”

……

大家唱的唱红脸,唱的唱黑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可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还是不买他们的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只好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

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

这半个月,王加根当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要调查被告的财产状况,弄清楚被告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账上有没有存款,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摸清楚诸如此类的情况后,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可以用于抵偿债务的财产,他就必须抓紧时间申请诉讼保全,要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免被告人故意隐匿或者转移。

开庭时间确定之后,王加根又要着手撰写诉讼代理词,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

开庭审理案件的场面,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见到过。法官高高在上,坐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面向其他所有人。审判长坐中间,其他审判员坐两边。他们面前除了摆有桌签外,审判长手边应该还有一个小木槌。法官两侧,依次是书记员、公诉人、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等。正对法官的是旁听席上,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法庭上还应有全副武装的法警维护秩序……不过,这个设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经济审判室,审理案子时却是另一番场景。

经济审判室里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开庭的时候,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设旁听席,也没有法警。完全不像是在审理案件,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

郑庭长和潘蕾很少穿制服,通常都是着便装审理案子。虽说是简易程序,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

潘蕾负责法庭记录,记录完成之后,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孝天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客观地讲,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情。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加上法院又和中国A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官司谁胜谁败,没什么悬念。问题是,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执行起来不容易。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信誓旦旦地承诺,但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又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还是赖账不还,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让其成为一纸空文。

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王加根忙乎了。

他得撰写《申请执行书》,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通常情况下,执行应该由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施,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执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

进入执行程序后,郑庭长、潘蕾、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就成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员。他们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别人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报告,还会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于是,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到孝天城内各家银行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一旦发现账户里有存款,就马上填写《协助执行通知书》,把那些存款予以冻结或者划拨。

不过,这样的好事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比方,卖不出去的商品,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快要报废的汽车,荒芜的土地,破旧的厂房,款式过时的服装……都是些“老弱病残”的破玩艺儿,估价还高得离谱。

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呢?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但又不敢贸然拒绝。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这些“宝贝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查封了再说。贴上盖有“孝天市人民法院”红印的封条,然后去征求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的意见。

见到洪远平,郑庭长总是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说都是些好东西,极力劝说洪远平同意以物抵债。他的意图很明确,只要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就可以折算成经济审判室收回的贷款,市法院就能够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费用。

洪远平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自己的观点:“收不收这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既然收回了,就要负责卖出去,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银行贷款。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

郑庭长一听这话,就如泄了气的皮球。

抵债资产变现,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来估价,再交给拍卖行拍卖,或者市法院想办法变卖。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耗时长不说,成功的概率还很小——拍卖有可能流拍,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一时间,那些被查封和扣押的财产,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经济审判室的运转,陷入停滞状态。

这严重地挫伤了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

他不再关心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子的执行情况,也不催促王加根起诉了。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但胳膊肘下,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既然A银行的案子推不动,他就转移工作重心,利用A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办理法院的其他案子。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他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看案卷,做笔记,写呀画的。

饶春芳、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一无所获,叫苦连天,通娘骂老子。然后,每人泡上一杯茶,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城市乡村,今古传奇,趣事逸闻……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庭长对此不仅不阻止,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过,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他又会退避三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缄默不语,接着看那些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无关的案卷。

坐在一旁的王加根心里很清楚,郑庭长不屑于与几个法盲讨论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饶春芳、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他们没有学过法学,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还老是为法律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尤其是饶春芳,不懂装懂,做事又没有主见,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得意,因为A银行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他是系统学过法学的,而且有律师资格证书。

刚到经济审判室时,他恃才傲物,说话办事比较冲,有点儿飘飘然。当然,有时他也告诫自己要稳重,少说话,多做事,老老实实地当好“银行律师”,夹起尾巴来做人。毕竟他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地区中心支行不给指标,孝天市教育局那边儿也没联系。如同水上的浮萍,没有生根落脚的地方。他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与经济审判室这帮人接触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这个机构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根本担负不起银行领导交付的重任。

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成为律师一度是王加根梦寐以求的,可现在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了,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

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来审理。官司是输是赢,还是得以法官作出的判决为准。因此,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经常有人请吃饭,送东西,打砣子,塞红包。律师是享受不到这些“待遇”的,而且特别辛苦。

接到案子后,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熟悉相关法律和法规,为出庭作准备。开庭审理时,法官是裁判,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无须动什么脑子,相对比较轻松。而律师就不一样了,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的战士,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精神也高度紧张。

尽管如此,王加根还是喜欢律师这一行。

他觉得,律师职业更具挑战性。他已经想好了,要充分利用经济审判室这个平台,熟悉律师业务,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在中国A银行站稳脚跟,他的奋斗目标是银行律师兼金融作家。万一有什么不测情况,比方遭遇银行战略性调整,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他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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