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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挑拨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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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吧,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吧,又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与加根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在为加根祈祷。

周六上午,正当红梅在推测加根是否已经开始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又出现在了她的宿舍门口。

方红梅大吃一惊,不知婆婆是没有走呢,还是重新从保定回来的。她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她觉得上次要走礼金的做法太过分,良心发现,又把两百元钱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算了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官司,花了那么多钱,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艳红家里。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几天时间!”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已经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地这样讲。

方红梅于是很伤心地聊起了他们回王李村遭遇到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有点儿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着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是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母亲!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白素珍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方红梅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她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花园镇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的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更没有怜惜,还一个劲地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谁说世上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不!王加根的父母就想置我们于死地。儿女结婚,别人家都是父母操办,唯独他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感到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被敲门声吵醒了。

听到有人敲门,方红梅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菜园子村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王加根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方红梅让他脱掉裤子,见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她的眼泪刷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急不可耐地催丈夫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象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有急诊。天亮了再说吧!”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全部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加根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两人啃了几口馒头,喝了一点儿稀饭。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办理完住院手续,进入病房才发现,住院的病人很少。为数不多的几间病房床位大多空着,床单和被子脏兮兮的,显然好长时间没有换过。方红梅挑了个相对干净一点儿床位,把被子抖开,拍打了好半天,又掀起床单,抖了抖上面的灰尘,然后重新铺好。见枕头上满是油污,脏得不堪入目,她索性拿掉了,从另外一张床上抱了床被子过来,给加根当枕头。

王加根刚在床上躺下,护士就过来打吊针。葡萄糖水溶液里加入青霉素和维生素,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上午下午各吊一瓶。晚上是否输液,视白天消炎的情况而定。

“你回去吧!没必要耗在这儿。”加根对坐在床边儿的红梅说。

方红梅想了想,回答道:“也行!我回学校把饭做好送过来。顺便带床毛毯和枕头来,这里的东西太脏了,简直不能用。”

方红梅走后,空空的病房里就剩下王加根一个人。他眼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白素珍昨天来牌坊中学的情况,方红梅已经告诉他了。他听后自然相当气愤,也相当难受。

再过一天,他和方红梅结婚就满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蜜月。但蜜月期间,他丝毫也没有甜蜜的感觉,有的只是苦涩、悲愤和辛酸。为什么会这样?真如方红梅所说的那样,是结婚的日子没有选对么?他不信。因为他向来都不认同那些唯心的东西。追根溯源,他觉得造成这些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白素珍。

他深切地感受到,白素珍如同一团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是黑沉沉的。所有与她打交道的人,都怕她,恨她,讨厌她,又奈何不得她。她不讲意思,死皮赖脸,整日像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说着让人肉麻的话,做些让人唾弃的事,稍有一点儿自尊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待人接物的原则,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毒。无论是谁,只要不听她的话,不合她的意,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就会想出最恶毒、最阴险的办法打击报复,不惜一切代价,毫不手软地赶尽杀绝。

王加根痛苦地发现,这些年来,他恰恰做了这团乌云的保护伞,使得白素珍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白素珍当枪在使。而这一次,在争夺奶奶的房产时,因为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白素珍便与他反目成仇。

我做错什么了?我无非是不想卷入父母的争端,想过清静的日子而已。我早已申明过,放弃祖业,不要奶奶的房产。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不依不饶?结婚前夕,你咒我不得好死,你要砸烂我的家具,你扬言要杀死我,要印发传单到处散发,败坏我的名声。你甚至咬牙切齿地宣称:“老娘走南闯北几十年,还在乎你这乳臭未干的小畜牲?对付不了你这个狗崽子,老娘这些年算是白闯了。”

嗨!你的本事我早见识过了。孝天城、王李村、白沙铺、牌坊中学,到处留下你的足迹和大吵大闹的身影,到处被你搞得乌烟瘴气。我和方红梅的婚事不是同样被你搅成了一锅羹、闹得一团糟么?

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喜事,我当然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你还要写材料印发传单败坏我的名声,行啊!我等着。你不是给花园公社小学校长陆定国写过信么?你不是给花园文教组组长刘福民写过信么?你不是找牌坊中学校长丁胜安谈过话么?到处说我的不是,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名声是你红口白牙说假话能够败坏的么?

哈哈哈!母亲!你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母亲。

我小时候信任你、依赖你、同情你,只是因为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两片薄嘴唇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唾沫四溅地花言巧语。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守财奴。为了钱,你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你没有爱心,没有,绝对没有!奶奶、三舅和我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什么赡养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眼睛里盯着的,还是奶奶的遗产。什么为了三舅报仇雪恨,还不是想从大舅手里夺回那六百元的抚恤金。什么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是为了送给我,只有白痴才相信你的这种鬼话!

……

方红梅从医院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正准备做饭,就来了客人。

来人是她的闺蜜。她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学习成绩也不相上下。高考后,红梅考上中专,闺蜜名落孙山。闺蜜伤心得几乎要投河自尽,是红梅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才使她最终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闺蜜这次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两人进门就发糖,邀请方红梅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穿金戴银、打份得珠光宝气的闺蜜说,她男朋友是黄石大冶人,家里是开矿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矿老板”。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准备六月中旬举行婚礼。男方家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添置了满屋高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一应俱全。看到方红梅简陋的婚房,闺蜜不住地叹息她可怜。

唉,女人的命运真是不好说啊!难怪人们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确实太重要了!婚姻,真的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方红梅翻出家里有限的食材,做了简单的午餐,招待两位尊贵的客人。然后,又和他们一起步行前往花园区卫生院。

方红梅推着自行车,自行车笼头上挂着带给王加根的午饭。她闺蜜拿着枕头,闺蜜的男朋友抱着毛毯。三个人一路走,一路拉话,谈笑风生,根本不象去医院看望病人。

住院之后,王加根不得不暂时告别课堂。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由方红梅代着。这既是学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他个人的要求。他知道方红梅的课讲得好,学生由他老婆来教,他比较放心。

可是,这又苦了方红梅。

两个人的教学任务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还要做饭、洗衣、做卫生,料理各种家务,抽时间去医院照顾加根。学校医院两头跑够她忙的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来客人。有孝天师范或中学时的同学,有方湾中学的老同事,有加根和红梅的亲戚……这些人多半是因为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事后又听说他们结了婚,特意上门来恭贺的。

王加根患病住院的消息传开后,专门到医院探望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都带着礼物,各种吃的喝的,罐头、饼干、蛋糕、水果、橘子汁……堆满了床头柜,还有好多搁在对面的空床上。

牌坊中学的同事们是瞅着没课的空当,相约分批到医院的。他们告诉王加根,小方因为他患病非常着急,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这让王加根非常吃惊。

方红梅每次来医院都表现得很轻松,经常笑着鼓励加根,安慰他,说他这只是小病小痛,没多大关系,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她甚至转述了程彩清编的荤段子,说王加根新婚猴急,晚上干那事用力过猛,导致大胯软组织损伤。

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本来很着急,却不愿意暴露出来,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他为自己有这样贤惠的好老婆而欣慰。

教师们还骂张仲华不是东西。王加根病了这么长时间,他既不关心,也不过问。近段时间,还对方红梅的考勤盯得特别紧。

方红梅一个人上着两个班的语文和四个班的音乐课,又要做家务,还要经常跑医院,难免迟到或早退。张仲华只要看见方红梅不在办公室,就拿着《考勤簿》到处转。方红梅迟到了几分钟,早退了几分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教师因病住院,作为学校领导,本来就应该安排人到医院照顾。”邹贵州说,“现在小方自己挤出时间照顾加根,他张仲华还这么斤斤计较,完全没有人味!”

王加根听到这些,自然也很生气。不过,他还是看得很开:“想怎么记,就让他怎么记去吧!大不了扣钱。无所谓!”

真正让王加根焦虑的,还是病情没有明显好转。

吊针打了十几瓶,右大腿根部仍然肿得厉害。肿块很硬,动不动就如同拔火罐一样,炙烤得难受。站立久了,不容易坐下去;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又比较困难,而且好半天都伸不直腰。

医生怀疑患处里面已经化脓,开始商量是否需要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王加根就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用刀子把人的皮肉割开,那该多么痛啊!他恳求大夫想其他的办法治疗,比方加大吊针里面用药的剂量。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刀。

其实,医生们的想法与他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做手术,王加根就必须转院。花园区卫生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和能力。转走一个病人,他们就会减少不少收入。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又坚持输了两天液,那个红肿的硬胞逐渐变软变小,有了消肿的迹象,而且不那么疼了。

医生说,再吊几瓶水,王加根就可以痊愈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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