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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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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港火车站上车后,王加根发现车厢里还有不少空座位。

他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拿出从方红梅那儿带回的一本《辽宁青年》杂志,准备用看书来消磨即将开始的半小时车程。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看上去年龄与他不相上下。从这些人的交谈和议论中,王加根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孝天县师范学校学生。

王加根听到他们在点名道姓地抨击学校书记张雨桓,对县师范学校的一些教师和食堂师傅评头品足。他猜测,这些师弟师妹们很有可能是回家过了周末,坐这趟火车返校的。

他们抱怨县师范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了,宿舍里没有厕所,而校园里的公共厕所又太少。女生们晚上起来方便要跑那么远,不安全;一些男生又站在宿舍走廊上撒尿,不文明。谈起学校食堂的师傅,他们争抢着吐槽。有的说食堂师傅不讲卫生,一边抽烟,一边炒菜,烟灰都掉进了锅里面;有的说食堂师傅洗菜不仔细,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学生们吃饭时,居然从菠菜里面挑出了卫生纸!

话题最后又转到了“迎新文艺晚会”。他们争相评价哪个班的舞蹈排得好,哪个班的合唱水平高,并且评出了他们印象中的几个好节目: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男声独唱的《乌苏里船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一个男生突然提议道。

“唱什么呢?”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怎么样?”

“行!”

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还有人还从背包里翻出口琴,吹起了这首歌的前奏。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师范学生们都敞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唱着,歌声完全掩盖了列车奔驰发出的轰鸣声。

一些受到感染的其他旅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王加根却没有开口。他合上杂志,面带笑容地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歌唱者,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曾几何时,他也和这些师弟师妹们一样,少年不知愁滋味。可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才几个月,他就时常“无言独上西楼”,喜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

花园公社小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由大礼堂改建的职工宿舍完工后,王加根花了好几天时间,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未来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大课题。

王加根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有希望实现的。

记得他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走近校园,看到学校大门口拉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小学人民教师!

坦率地讲,他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横幅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那本来就不多的热情。

学校为什么要拉这样的横幅?这不是故意给新生们添堵么?谁心甘情愿当小学人民教师啊?

当时他并不清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师范院校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本科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师范学院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孝天县师范学校拉出这样的横幅,就是给新入校的学生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作好当小学人民教师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

可是,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很多中师学生都心有不甘。别说小学教师,就是中学教师,也并非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和志向,都觉得自己将来会成就非凡的事业。

那么,王加根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或者说,他这一生到底想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小时候,他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进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他以“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同样成了数学家”自勉,废寝忘食地自学《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原理》。后来确实没有办法学通弄懂,只好无奈地放弃了。紧接着,他又加入到文学青年的行列,跟风写起了小说,做起了作家梦。他觉得,当作家没有学历门槛儿的限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并且把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却写出了《母亲》这种享誉世界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他王加根是农民王厚义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里长大。上小学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上初中时,他只能王李村小学“戴帽初中班”接受民办教师的教育。后来考上高中,才第一次接触到有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雄心勃勃地参加高考,却马失前蹄,最后被他父亲王厚义“绑架”,万不得已地上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学历仅为中专,起点如此之低,他还能希望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以教书为职业,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争取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最终实现理想,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王加根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周游世界,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要实现这个梦想,他觉得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人身自由,不受束缚,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二是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肯定寸步难行。三是要懂外语,至少能够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而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

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保证衣食无忧,他就能够全力追逐“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梦想。

他清理了自己现有的书籍,有两百多本,逐一登记造册。整理了近几年剪报收集的资料,重新分门别类。制定了个人《作息时间表》,规范每天的日程安排。在备课、上课、改作业、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又多出了读书和写作这些自我加压的任务。

和方红梅一样,他每天早晨也是五点半起床,开始早锻炼。与方红梅不同的是,他跑步不是在校园里面,而是在通往花园镇的柏油马路上。跑到花园大桥头再往回跑,往返三公里的样子。

回宿舍刷完牙洗过脸之后,喝一杯白开水,拿上英语广播教材和小收音机,到学校周边的田埂上去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朗读英语课文。接下来是早餐、上班和午餐。中午小憩一会儿,就在宿舍里看文学书。下班之后晚餐,再就开始写作。直到困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偶尔,他还会和同事们一起去花园镇看场电影。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平静如水。

为了能够多读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王加根到花园镇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张《借书证》,开启了八小时之外的阅读生活。他借阅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着,尤其喜欢俄国、法国和英国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中国的四大文学名着中他只喜欢《红楼梦》,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多大兴趣。

每次去花园镇文化馆,他还会到报刊阅览室转一转,浏览近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翻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搜集“征文”“约稿”之类的信息和编辑部地址。有了这些信息和地址,他就能够把自己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东西投寄出去。

投稿和等待编辑的回信,是他追求作家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篇稿子写完之后,他就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装进牛皮信封。写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同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然后用剪刀把封好的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样,他就无须粘贴邮票了,邮资由编辑部支付了。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显得有点儿混乱。

王加根得忙着赶车去方湾中学,或者到花园火车站接方红梅,有时还要回王李村,或者接待来访的不速之客。

近段日子,他父亲王厚义来过两次,红梅的大弟敬文来过一次,同村的二瘌痢——就是小时候跟他抢牛屎、脑袋上挨过加枝一粪耙的那位小伙伴,居然也来找过他一次。此外,就是如走马灯一样的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仍然在校学习的师弟师妹。

王厚义第一次来花园公社小学,是因为家里种麦子要下底肥,没钱买化肥,来寻求支援。第二次来这里,是去胡月娥的娘家送礼,顺路来看看儿子。

敬文是打着帮方红梅买手表的旗号来的。

他说,大姐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在孝天城的大小商店里都找过了,没有买到。他特意来花园镇看看,兴许在这里能够找到。

王加根当时就有点儿纳闷儿:方红梅买手表怎么不对他讲呢?她完全可以让他在花园镇购买呀,还用得着敬文专门来跑一趟?再说,孝天城都买不到的“上海牌”手表,花园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呢?

他带着敬文在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手表的地方找了找,自然都没有“上海牌”手表。送敬文去花园火车站搭车的路上,这家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敬文十五岁生日快到了,想请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聚餐庆祝,手上没有钱。

王加根只得把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未来的小舅子……

二瘌痢来到花园公社小学,出现在王加根寝室门口时,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二瘌痢身穿翻毛领棕色皮茄克,紧身牛仔裤,脚上是锃光发亮的方头牛皮鞋,完全是一副港商的模样儿。

这“小恶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二瘌痢比王加根大两岁,从小就调皮吊蛋,是王李村出了名的“恶霸”。他读书拿锥子都钻不进,打起架来一向不要命。他头上的黄癣老早就好了,满头的黑发比一般人还要浓密。不过,被加枝拿粪耙挖破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头发来,成了永久的空白。

二瘌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母让他投奔广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学开汽车。因为没有办法在广州落户,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书是读不进了,又不愿意在家里种田,于是就外出跑生意。

他在花园镇的农贸市场上收购乌龟、脚鱼、黄鳝之类的水产品,贩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带回尼龙伞、牛仔裤、夹克衫和各种布料等洋玩意儿,卖给花园镇的小商店和居民。一年上头来来往往地跑,赚取两地之间的差价,据说收入相当可观。

前些年,二瘌痢的这种投机倒把行为是被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兜售,还是在火车上贩运,他总是提心吊胆,做贼一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看到或者听说市场管理人员来了,他就如同受惊的兔子,时刻准备抱头鼠窜。也有多次被抓了现行,东西被没收,处以罚款,甚至人被关押,受了些皮肉之苦。

改革开放之后,对这种买卖管得松了一些。二瘌痢认为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南来北往的频率明显提高,贩运东西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多。他这次来找王加根,主要是想借点儿做生意的本钱,顺便推销他的“广州货”和“香港货”。

王加根一贫如洗,自然没有钱借给他。

二瘌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把自己带来的帆布提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花花绿绿的折叠伞、布料和衣服,丢在王加根的床上,任他挑选。

“这种天蓝色的涤纶布特别好,特厚涤纶,是从香港进口的,十一块钱一公尺。”他重点向王加根推荐布料。

东西都是些好东西,问题是王加根没有钱。

“暂时不付钱也可以。”二瘌痢非常大度地说,“东西先给你留下,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给我。”

王加根月工资三十二元,交纳十五元的互助金,就剩十七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于花园镇与方湾公社之间的路费、人来客往的招待费和不可预见的零花钱,都指望着这十七块钱。

他哪儿还敢买什么东西呢?

没钱借给别人,又不买别人的东西,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他只得把住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都喊过来,希望这些同事们能够照顾一下二瘌痢的生意。

遗憾的是,最终只有宋双清买了一把折叠伞。

王加根把二瘌痢带到花园砖瓦厂食堂吃晚餐。运气还不错,食堂卖的热菜是土豆炒肉片。他买了三份,装在一个大碗里,又到小卖部买了皮蛋、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打了半斤散白酒。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二瘌痢叹息王加根的生活太清苦,并且说,没有想到他考上了学,也只混得这个样儿。人活一生,就是个碰运气的玩头。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受穷受苦,不如出去冒几次险。运气好的话,就能发个横财。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至多拘留几天,罚几个钱,也算不了什么。

王加根被二瘌痢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

二瘌痢说,中央刚刚召开了会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纸上也发了文章,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像他这种全国各地到处跑、低进高出做买卖的,不再定性为投机倒把犯罪,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合法行为。

“花园镇那些租门面卖鞋、卖衣服的,还有十字街那些摆地摊卖书、卖皮带和小玩意儿的,工商人员根本就不管。生意做得好的还得表扬呢!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繁荣经济。”二瘌痢越说越兴奋,已经有点儿炫耀的意味,“他们的好多货都是我从广州弄回的。我看你挺喜欢看书,以后要什么书就给我讲。我从广州给你带回来,保证比新华书店便宜一半儿!”

二瘌痢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的心情好些天都难以平静。

他和二瘌痢年龄相仿,人生规划却完全不一样。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将来,谁又会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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